近期美国发动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封锁制裁，引起全民讨论。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在市场、知识和技术已经“独立自主”，无需看发达国家脸色，甚至主张反击。

　　近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90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出席并发表演讲。樊纲认为，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体制改革的深化，继续开放发展的进程，继续学习引进。随着中兴、华为等事件发生，中国必须尽快开始自主创新。本文一共3000字，需要阅读5分钟。

　　以下是樊纲文章的正文：

　　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区别

　　以前一直困惑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有一整套的增长理论，另一方面有发展经济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打开每一本发展经济学的书，前言都要讨论这个问题。

　　一般的说法是，增长理论只研究GDP，发展经济学还研究制度变迁、社会进步等等。但是现在增长理论已经把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的增长因素，而不仅仅是过去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科技知识已经是重要的增长要素，当然也包括制度变迁。

　　那么，发展经济学跟增长理论的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这几十年中国经济在发展，我们身在其中，研究经济发展，体会到的一个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特殊性问题。处处落后，要什么没什么，还得增长，还要增长得比发达国家快，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追赶，才能够实现趋同。这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悖论。

　　200年前英国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我们现在高，但那个时候英国不是发展的问题，因为没有比他更高的、更强大的对手、更强大的竞争者。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是在世界市场已经被大国、被跨国公司占领的情况下，要挤进去，追赶发展，逐步靠近前沿，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时候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包括今天的中美贸易战问题，遇到华为的问题，这就是追赶发展的难处。

　　因此在这意义上，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发达国家和弱小国家的关系问题，就是研究落后国家怎么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据市场的前提下，怎么能够增长的问题——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发展会遇到阻力，会遇到竞争和冲突。想说明发展的问题，就要说明国家关系的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最近这些年，增长理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大家理解，影响增长的要素是劳动和资本，最初把技术进步、制度进步都作为全要素生产率要解释的东西。但是越来越多增长理论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增长要素，把制度纳入了正统的、主流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因此，现在研究增长理论已经不是两个生产要素，而是四个要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研究增长和研究落后国家的发展，眼界要超出劳动和资本，不仅仅是人口和储蓄导致增长，资本积累导致增长，而且更加关注的是技术进步，制度改革，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正在做的事情。贸易战不是贸易战，是技术战、经济战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发展的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差异在于要素禀赋差异，我们有多少劳动力，我们有多少资本，我们有多少知识，我们的制度状况如何。发达国家往往在这四个方面都占先，而我们在这四方面都处于落后。

　　我们这四十年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我们仍然在技术上有弱项。美国人说，华为90%的部件都是美国的，属实不属实不知道，但是我们对技术的掌握确实仍然是弱项。体制改了四十年，仍然有很多要改的东西，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要应对世界上的这种变化。

　　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关键的是做好我们的体制改革。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对我们仍然是有用的，需要从发展的角度、从落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增长的问题。

　　过去人们知道GDP只是一个表面指标，更多的关注是经济结构。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取决于有什么样的要素结构，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包括技术的水平、制度的水平。

　　技术积累、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结构，要想有更好的、更高级的经济结构，就需要去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要素禀赋结构，去改善要素结构，才能够真正获得持久的增长，而不是像“大跃进”那样一个简单临时性的变化。简短的变化其实是浪费了大量资源，并没有真正改变经济结构。努力去改变经济结构，但是如果基础的要素结构没有改变，最终是不可持久的。

　　发展中国家怎么办？什么能够导致发展？因为我们处处落后，特别是在这些要素结构的问题上处处落后，所以就需要寻找相对优势去更快地发展要素的结构，去真正实现追赶。

　　后发优势更值得重视

　　所谓发展优势简单归纳起来是三个：第一，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劳动力多。第二，后发优势，作为后来者可以利用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加速发展，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经验，少走弯路，可以走捷径。第三，一个相对较小的优势是本土优势。在世界市场上，作为本土的企业、本土竞争者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优势。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讲前面两个优势。

　　哪个相对优势更重要？一些学者反复强调的是比较优势。打开任何一门发展经济教科书首先讲的也是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但是如果只有这个优势，解释不了中国四十年发展。我们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左右遇到劳动力短缺，当然有我们的特殊制度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仅仅依靠比较优势，没有过多久经济就出现停滞，经济增长没有长期追赶上去。

　　要解释中国最近这20多年的增长，最重要的是发挥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应该深入研究，把它的概念扩大一些。它着重指的是较低的学习成本——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成本，有这个优势可以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经济，而后发优势却是可以在所有领域，包括制度改进等领域，通过在开放过程当中的学习、模仿，使知识和技术增长更快地接近前沿。中国四十年高增长，后来二十年越来越多的是依靠后发优势。

　　去年诺贝尔奖得主Paul Romer强调知识创造知识、知识的外溢效应，用这个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还能够增长。反过来讲，我们也可以用“知识外溢”这个概念思考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就是通过开放，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济。通过学习和模仿，我们可以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取得比较快的进步。

　　这里我用的是“模仿”，发展中国家模仿不丢人。现在有人把我们的技术进步都归结为偷窃，我不否认落后国家总会有一些违反知识产权的事情，但一方面我们每年花300多亿美元买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我们学习模仿大量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可以比较便宜地、比较快速地获得知识。我们很早就实现了开放，不仅仅引进外资，还有就是留学生，后面这些年发展就得益于知识外溢，发达国家一部分知识存量外溢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来讲，知识存量怎么产生知识增量、知识存量本身的转移也可以用知识的外溢这个概念加以概括。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过去做对了，包括引进外资，包括学习交流，正因如此才有这四十年的高增长。现在美国人要把这个封锁起来，中国学者去美国访问哪个部门成了问题，中国学生能到美国学习什么专业成了问题。

　　在这意义上，美国人也看到问题所在。我们过去恰恰做对了这件事情，我们努力开放，努力学习。华为给职工的一封信是真是假不知道，但在那封信里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要继续学习美国，不要被反美情绪所干扰，因为那里有先进的东西，只有学习才能实现持续的发展。

　　落后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

　　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实也给了我们新的证据，让我们认识到发展的困难，认识到未来发展的方向。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纯粹依靠比较优势；第二，进入比较优势加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要学习模仿，努力实现知识外溢；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同时我们也到了加大自我创新的阶段；再高一个阶段，希望作为后来者能够维护这样一个体系，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

　　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所有东西都做，可能华为就应该做10%，剩下90%由大家来做。大家互通有无，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

　　我们现在处在第三个阶段，我们能不能实现自我创新，在过去基础上有更大发展，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包括科技创新，这些事情不是靠补贴能够实现，不是政府能够决定出来，而是要通过一套机制，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能不能继续在体制效率上做更多文章，真正实现改革深化，这决定着能不能在下一阶段继续实现发展。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困难是符合逻辑和规律的，我们也不必太过于觉得不可接受。客观上大家有各自的利益，要学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创造环境，为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创造更好的条件，也促进全球化和国际多边体系，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