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8年底来上海大学，是得益于校长广纳贤良、办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教学思路，第一批按特殊政策引进上海，进上大的人员之一。

没有校长的思路和胆略，我来不了上海。那个时候，国内的人事政策、户口制度等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

多年来，我一直是带着这种感动的心情在上大工作的。

到上大以后，跟钱校长有过几次接触。

一次是刚进校的时候，钱校长找我谈话，他有找青年教师谈话的工作惯例，钱校长找我是想知道，我对中文系现状的看法，相对来讲上大语言学和现当代文学比较强，两个里面重中之重放在哪个学科好？等等，我当时刚来，情况不了解，说得不多。多数是在听他老人家谈，印象深的，是他谈到什么是大学学习的问题。他说，大学学习，教知识当然需要，也有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知识，给学生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当时，我还没有教学经验，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启发了我，我后来开门上课，上研究型的课，获得了一点儿成绩，创造了单门课程选课人数过千的记录，还获了教学奖，跟钱校长的这个启发是有直接关系的。

他还谈了他对上大的设想，对中文系学科建设的设想，听了校长谈话，才知道我们应该有多大的雄心，应该有多大的抱负，没有听校长讲话，心里没有宏图，根本想不到10年后今天，我们就能有两个博士点、有博士后流动站，当时，就觉得我们很低，埋头教书就好了。

和校长谈话，还有一条印象深的，是他谈很多国外的情况，激发了我去国外访学和合作研究的欲望，本来是以为研究中文是无需出国的，但后来我去剑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都和这次谈话有关……

跟钱校长的第二次接触是听他讲演，他讲的是一个人类学课题，他用语言学等综合方法来考察契丹族起源、发展，考辨其迁徙路径，等等，一个数学和力学专家，能有这样精神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让我吃惊，校长的这种研究方式，开启了我的思路，对自己要有信念，人心要大，学问也要大，要有民族、国家的指向，不要受所谓专业的限制，专业本来都是通着的，是后人自己做了牢笼。

最深入的一次谈话是我从剑桥大学回来，那是2004年秋天。我听说他老人家身体不好，就想去看看他。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同意见我。

知道他老人家身体不好，不能接见很久，所以，原本也没想到要具体谈什么，只想看看他，10分钟也就可以告辞了。但是，见面后他劈头就问：你觉得我们中文系现在怎么样？我当然说好话，他老人家关心的事儿我们真是尽力了，再说，我们的确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他反问：是这样吗？我们跟复旦比，怎么样？我们赶上了复旦没有？

我就噎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

当时，大不列颠学术基金会资助我到英国访问一年，加上之前我在新加坡、法国的经历，我在国外的研究和讲学经历给我很多想法，包括对中文学科的想法，在英国的时候，我感觉，未来的高校文学教育，可能应该以“创造性写作”（我们翻译成“创意写作”）为主要方向，这是中国文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文学教育是明确告知“不教写作”、“不培养作家”的，这个体系教语言、教文学史、教文学理论，但是，就是不教文学创作本身，不教创造性思维和写作。当时，已经有中文系学生找不到工作，跟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不衔接的弊病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说明整个中国的高校文学教育都要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中的文学学科应该有一个大检讨。

我就开始说这个，他听得很仔细，追问不少细节。

那次见面，我感到校长身体不错，思维敏捷，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

三天后，他的助手徐老师来电，说校长要我写个报告，要我把对中文系教育教学想法整理成文字写给他。我赶紧准备资料，收集数据，写了一个稿子交给他。一个星期后，徐老师来电，说校长批转了我的报告。尽管当时的报告只是一个观念报告，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和规划提出，校长的这个态度却让我感到抱愧，我是觉得我说了一件本来跟自己无关的事儿，而校长却把它当做大事儿批转。

后来，在学校、学院、系相关主管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逐渐扩大了工作，如今我们上海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创意写作中心，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本科“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平台”，我们翻译和编写了大量资料，现在一套教材已经编写完毕，我们还开设了两门创意写作实验课程。我们中心对外，和美国一所高校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对内，和影视学院建立了合作机制，明年要开一个国际会议，同时办高级研修班，等等。

可惜，我们还没有做好，还来不及拿出真正过硬的成果讲给校长听，校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自信给出答案，校长就已经过世，校长看不到我们的进展了。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