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许丹丹刚刚研究生毕业，那年的夏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档采访钱伟长先生的节目。钱老的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在她眼里，钱老是一位爱国者，是一位科学巨匠。

两年后，许丹丹已经成为钱伟长曾经工作学习44年的清华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所学专业也恰为钱老所从事的力学研究。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钱伟长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许丹丹在钱伟长的同事、亲属的叙述中，又发现了他的另一重身份。

教学可惠及全国

“办教育值得吗？”

“值得！”

这段对话来自钱伟长和他的儿子钱元凯。彼时，已是古稀老人的钱伟长，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身给了大学教育。钱元凯问他：“作为一个学者你停止了自己的研究，每天陷入办学的繁杂事务里值得吗？”钱伟长毫不犹豫地说：“科研项目可以惠及一个学科，教学少则为国家培养成千上万的人，多则成功经验可以惠及全国，值得！”

钱伟长的教育生涯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他担任清华教务长开始的。此后，他的一生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教学里。钱元凯回忆，早在上世纪中后期，钱伟长便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明确提出了反对理、工分校，反对全面学习苏联教学体制的主张，并特别强调要重基础教育，反对片面地强调专业教育。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根本谈不上“叛逆”，但在当时却超越了很多人的认识水平。

“钱先生在中国时，接受了最好的文化教育，跟钱穆等大家都有密切交往。而在加拿大、美国留学期间，又能够跟爱因斯坦等世界一流学者共同工作，因此，他提出了很多独特的理念，在当时不仅不被大家所接受，还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到现在又大多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座谈会上，上海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这样说。

分析、解决问题并不全面

1983年，经邓小平同志任命，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在这里，他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治学理念付诸行动。

“在学校办学方针上，钱校长在80年代就提出要办研究型大学，但是他提出办研究型大学跟现在有些学校在排行榜上争一流研究型大学有本质区别，因为他提出的是从培养学生培养人才的角度。”周哲玮说，钱老认为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需要的是创新型的人才，而没有创新能力的教师是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要办研究型的大学。

而在对学生培养的目标设定上，钱伟长也有着自己的理念。

“钱先生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合格标准有自己的说法。”周哲玮说，一个合格的本科生应对已经成熟并得到系统总结的知识做到无师自通；一个合格的硕士毕业生，则应该懂得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文献调查、社会调查、现场调查；等到了博士阶段，就是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能够自主地提出最值得研究的课题。

“总的来说，钱先生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们传统的提法则主要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钱先生曾经说过，这一观念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对此，我们是否该有所思考呢？”周哲玮说。

最好的学生是问题最多的学生

当然，作为一位学术大家，钱伟长在从事教学管理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工作。“文革”结束后，曾蒙受不公平待遇的钱伟长终于可以放手工作了，他迎来了自己科研上井喷式的发展。据钱元凯回忆，在那几年中，钱伟长所撰写的科技论文达到了120万字以上，他曾经兴奋地表示，可以做的题目太多了，可以放手大干。

事实上，在科学研究的问题上，钱伟长同样没有忘记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对其作一番阐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曾针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任务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提出来“什么叫做科学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钱先生说，很多人认为我们需要出一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出一个像相对论这样的成果，才叫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他不这么看。”周哲玮表示，在钱先生看来，如果若干年以后，针对我国社会和文化建设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基本仰仗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而不依赖于外国人的话，就可以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完全是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来评价我们的科学。也反映了钱先生的教育理念，那就是始终主张创新，而始终不被条件所限制。”周哲玮说，这就要求今天的年轻学子们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去努力，去创新。“钱先生多次讲过，最好的学生就是那些毕业以后脑子里有最多问题的学生。我们今天的大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用自己的质疑，用自己的创新，去完成老一辈科学家的愿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