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中国，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将面临“你如何写作”的抉择困惑。因为，主流文化（伟光正喉舌文化+浅俗烂消费娱乐文化）繁荣昌盛，泛滥成灾，势不可挡。它将从根本上动搖人对“意义”、对“价值”的追求。葛红兵将21世纪的写作分为三种：意志形态写作、意识形态写作和意象形态写作。他的“意识形态写作”相当于我的“伟光正喉舌愚民文学即体制内写作”；他的“意象形态写作”则相当于我的“浅俗烂消费娱乐文学”外加“错把西方减肥药当成穷人救命粮”的先锋写作和实验写作以及解构主义写作。正是由于“主流”太繁荣、太強大，它也就格外显得扭曲、铜臭与堕落，格外趸卖灵魂；正是由于它太昌盛、太泛滥,那些身处边缘特别不甘心堕落,特别不情愿被异化的人,为“坚守”计、为“自恋”计、为“风骨”计、为“独立”计、为“本无意义之人生寻找意义”计,不得不高扬“意志形态写作”同现实抗衡。所以,“意志形态写作”先天就象诸葛孔明借箭的“草船”一样，当敌人的箭插滿全身时，既有一种痛感，同时也有一种快感，或曰一种胜利感。而意识形态写作则象张艺谋《英雄》中的刺客李连杰一样，当遍身插满始皇的箭时，就只能给人一种正义被亵渎的愚昧感、堕落感和失败感。

　　由此可知，“意志形态写作”之“意志”，决非“国家意志”、“民族意志”、“集体意志”等大意志，而是跟以上大意志相对立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在极权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意志长期受到压抑、摧残与消灭，但这是人性所必然——人可以在威权下做奴隶，却不甘心变成机器。倘若全民族都在使用同一种“假大空”程式化的意识形态大语言，那这个民族是相当愚蠢並危险的。如果苏联没有索尔仁尼琴等“异议”作家，俄罗斯语言将变成非人类语言，丧失它全部的辉煌与风采。正是从这个角度，以“异议”作家自居的吴祖光先生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才说他“生正逢时”。任何意志形态写作者都可以从这四个字中读出“痛感”，而意识形态写作者却以为他在歌颂当今“太平盛世”。方舟子说：“因为在我内心深处爱着这个多灾多难一点儿也不可爱的民族，悲悯她的前途，然而仇限她的现在。”（《我的经典》）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这个民族之所以还能挽救，就是尚有秦晖、朱学勤、徐友渔、肖雪慧、刘晓波、任不寐、王怡等一大群怀着同方舟子一样的心情的意志形态写作者顽強地存在着，在一切可以发言的地方不屈不挠地言说着，昭示着她美丽未来的微弱的脉博。

　
　　葛红兵将“意志形态写作”界定为有如下四个条件：

　　1、精英立场
　　2、思想上的先锋性
　　3、技术上的探索性
　　4、审美上的前卫性。

　　我以为这四个条件太过宽泛与空洞，所有先锋诗人、新生代小说家以及后现代写手们都将自以为——是了。然而，正是这些人的“私人化写作”与俗文化同谋，才将中国大陆文学失去了重量。马原最近在电视上宣称自己从此告别“先锋艺术”，要一心从事畅销小说的创作了。这就足以证明葛先生界定的门槛太矮，聪明人可以随随便便进进出出，显不出“意志形态写作”必须的“痛感”。

　　因此，我将其四个条件界定为：

　　1、普世的自由民主理念
　　2、现代人的良知意识和人文关怀
　　3、道义勇气与责任感
　　4、抗争激情与战斗美学。

　　简单地说，也就是智识分子坚持一种纯个自由意志观照下的社会批判性话语写作。“社会批判性文化”在社会学中流行的缩写是“CCD”，用中文写出来就是“西西地”。故“意志形态写作”可以有另一种更具个性化的说法——“我从来都是西西地作文，因为我害了西西地的病。”

　　我们《野草》，从来都是主流文化的叛逆与另类，自然一直悽悽惶惶生存于地下。受世风影响，现而今仁心涣散同门分裂，坚持西西地者所剩不多。而令人尤其痛心的是，我们的毛大哥居然将一草友应政府之征所撰楹联之“成功登陆”，视为我们“野草”的“又一个里程碑”。我还能对之抱多大的希望？我之所以一再倡扬“意志形态写作”，一方面自然希望在这寂莫路上多几个同伴；另一方面，其实在给自己打气。——在这“镜象世界”的迷惘与虚幻中，不痛下“碰死算球”的横心，有一万多个理由自己就把自己给无脊椎软体动物化了。而这样的结果，于我说来，死也不会甘心！每每一想到人生居然这么艰难，谋求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現所付代价这么沉重（众叛親离，友谊破裂竟全非为生活中“利害”所致），难免仇恨满胸、心灰意冷、格外孤独。使我一次次走出这淒风苦雨心境的，还是书中那些西西地痛并悲悯着的灵魂，还是我不得不西西弗斯般地“意志形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