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洋务运动和当下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以来，十分存在一种历史承继问题的关系，该如何来届定是有些想法的。但是，随着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认识的加深，感到如何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好象是一个非常容易接近的问题，但是，当我从洋务运动和中国当代社会的改革开放寻踪这一视角开始进入这一问题之后，我感到了所谓的对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从分析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认识入手，便发现中国近代社会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现在对其分析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管是现在所说的“解放思想”，还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及对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这一提法的感悟，都会发现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最值得让人们下大气力进行研究的，似乎仍然是不能放弃对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而在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和意义和演化进行深入分析之后，会发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复杂而又内容非常庞杂。所以，我就把这个视点进一步缩小，放在洋务运动中的一个具体的思想认识上－－－这就是“中体西用”问题。

　　从一个思想的观念或是说从当时的一种思想认识到成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在今天回顾起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作为分析一种思想潮流入手，对洋务运动能有一番新的感触，并能有自己的见解，就是我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与国情专业两年学习的一次汇报。

　　１、历史背景和发端：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得，所以说，要认识近代社会那就必须同古代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之不同中才能找到近代社会的特点。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为中体西用，它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它最初是由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在《校玢庐抗议》一书中揭橥的。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之后，洋务派官僚和理论家们特别是后者又对这一思想加以解释，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如 王韬就说：“形而上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西人也，以器胜。”“器胜去诸西国，到则备当自躬。”薛福成则说，“取西人器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成为流行一时的中体西用的滥殇。此外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也分别提出一些建议，要求清政府改革中国的内政外交。总税务司赫德于1865年撰写了《局外旁观论》，英国署理驻华威妥玛与1866年撰写了《新政论略》，提交给总理衙门。他们指出中国存在的各种弊端，建议清政府主动进行改革、兴利除弊、学习西方，建设铁路、电报和近代工矿企业，改革金融和邮政等。

　　按照当时洋务派的主流观念的认识，所谓的“中体西用”，简单说来就是要以中国的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以“伦常名教”作为思想基础，以向西方学习技艺为主，而对于封建君主的专制制度是不可动摇和变更的。最初，洋务派是于西学的认识仅仅是局限于西方的军事技术。在这一时期的引进西学，主要是洋务派借法自强活动从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建立军事工业开始。

　　进入19世纪70年代，逐渐认识到向西方习的不仅是军事技术，在其后面是西方的强大的经经势力作为后盾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后，洋务派就是由此“求强”的军事工业，而发展到“求富”的民用工业，对西学的翻译也从介绍军事技术领域扩展到自然科学的以及史地、政治、教育、商务等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进入80年代之后，有些人还萌生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这是在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主要的过程。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西学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它在洋务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的、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起着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实事证明，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起了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兴的文化观念体系。而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年的时代命题，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发展的日程。

　　在我们对中国的近代史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中国百年历史的屈辱以及所伴随的文化现象，也应该用同样的耐心来进行梳理，就像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改革思想历程进行回顾的时候，落后要挨打这是邓小平同志用简洁的语言表达的，却也是表达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方面的话题。中国是如何落户的，如何在当时面对自己落后。翻开开那段现在并不尘封的历史，寻找到新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一些做法有其是在思想解放中的历程，就会发现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关键是解放思想。对于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小平同志作出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所以即使在现在我们来对待“中体西用”问题，进行分析时对发生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好象依然在争论，而有的问题即使是已经证明了的，我们现在依然还要不便明晰。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在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世界就是在向开放迈进，帝国主义使用了洋枪舰炮迫使中国的国门开放，使得中国历经了丧权辱国的羞辱，而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则是我们自觉地吸纳外国的资金、技术来建设中国的小康社会，这是本质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而且作为开放过程中的文化和思想的交流，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通过已经走过的历史来面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这道文化景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层－－制度层－－思想文化层的不断深化，同时也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完成这种深化的认识。

　　所以在一开始对中国的洋务运动进行了解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学者对于设计到洋务运动中属于要解决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在当时的洋务用早在中国出现之前，其实已经有不少的人，在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舆论宣传方面的准备，那就是在中国讲求洋运动务，这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洋务运动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而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对已经过去的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回顾时，会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同样的问题。

　　2、洋务运动中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对于中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在19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已经感到了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到世界以及中国的影响，自然这种感觉是通过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中感到的，西方各国在继续趁西方工业革命的势头发展，我们的近邻日本对近代化的热情显然大大超出了中国，我们已经感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已经不能再继续保持自己惯用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了。有为之士看到了在西方列强的对世界的征服欲望中感到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对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统治的根基的动摇，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外力，而且在早年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已经感到了西方的技术革命，对于这个缓慢变化－－甚至是变化很少的天朝之国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漫长的封建帝国，束缚人性的儒家理教，农耕社会自给自足，在世界近代化潮流中已经落伍于这个时代了。

　　其实，对于所谓的“中体西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是因为祖宗之制，不容更改的问题，而是说西方的文化，是否能够给这个显然已经落后于世界的东方古老的帝国，带来新的生计和活力，统治者本身其实是不愿意使得自己统治的天朝，就是这样的衰败下去，所以期望用西方的“奇技淫巧”、或是军事工业、或是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这个帝国提供改变自己衰败形象的一剂良方。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发展的历史大国，尤其是有着卓越而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来说，这是从西方引进文明成果的大举动，无疑是要引起文化观念上的巨大震撼和猛烈冲击。

　　作为洋务运动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洋务运动在一开始就表现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历史走向的不同观念出发，出现分歧的不可避免性和冲突矛盾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谓的“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在引进之初，并没有给予明确的阐述，笼统的说，就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的“伦常名教”为核心，其具体的体现，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那些提倡者看来这时不可改变和动摇的。而所谓的西学，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也是在中国这个封建的巨大身躯，越来越不能经受住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觉醒的。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所谓的“中体西用”这是不能跨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洋务运动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我感到史学届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关注，就说明了它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3、认识“中体西用”的双重作用及其缺陷

　　所谓的中体西用，在当时提出的时候，就有关于“中学源头论”这样的说法，而这些不过用来掩饰中国人的那种崇古和自感优势的心理罢了，而洋务运动注定要不能挽救大清颓势的，也正好是和这种愿望相反的。那就是在不改变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仅仅是依靠技术类型的改革为基本的思想的，自然其目的也是为了求富，但是在一个不能改变封建政治制度作为前提，只是看到人家表面的先进，就技术学习其外在的先进技术，而力求“求富”的想法。仍然用封建专制制度来统治这个天朝大国，显然是不能真正找到“强国求富”道路的。

　　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中体西用”所起到的作用是双重的，自周秦以来，中国的一直是拥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的，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保守的心理，自认为自己是“天朝之国”，其它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开化的戎蛮狄夷，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些西方国家不同于过去的“夷狄”，他们有优于中国的长处，是值得中国效仿的。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西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也从一种思想的主张到一种轰轰烈烈的实践活动，也由军事领域发展到经济领域，并且为进一步发展到政治领域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体西用”自身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本来“体”和“用”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封建主义用封建主义的“体”和“用”，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体”和“用”，洋务派要把这两个不同的东西一起使用，或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用”移植到封建主义的“体”上，用资本主义的用维护封建主义的“体”这本身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以为仅仅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就能改变一个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

　　而在当时中国的不少洋务思想家以及一些洋务官员，就已经认识到了“中体西用”的自身矛盾，认识到西学自有自己的“体”和“用”，实事上洋务派的不少思想家，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一些洋务派的官员就已经认识到了，要引进“西体”来代替“中体”的做法，而这些就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员，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对于所谓的要改变国家政体的一些做法，例如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在实际上是排斥的。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而这种思想在洋务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确也是对于一个从来自视甚高的帝国统治思想的一次冲击，因为在过去作为一个泱泱天朝来说，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猛烈的冲击。它通过提倡的一种文化的新论，来对传统的作为中华帝国不可动摇的儒家理教的挑战，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它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被那些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洋务派知识分子给予了折衷的方式。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不用所谓的“西学中源说”这样的东西，来对自身的接受进行自我宽慰的解释时，很难让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接受，自己也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虽然现在今天看来，在接受先进文化方面具有不彻底性，在那种情况下，如此的提倡依然是是有它自身道理的，是圄于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

　　但是，洋务运动毕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那么洋务运动中的是如何解释中体西用呢？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即使是那些鼓吹西学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用所谓的中体来对待学习的时候，对于中学的所谓的价值是不会放弃的，对于中学的价值依旧是认可的，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凡是西方一切的东西，都拿来让我使用。用种而不是像我们的那些所谓的官僚阶层，一旦念及“中学”的价值和个人的功名利禄，也会立马就变成固执的卫道者。自然这种现象是与中国的多少年来，一直是以程朱理学对于有清一代的官宦士庶造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再来看看洋务运动的缺陷。从中体西用的这一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面来看，作为封建官僚集团所主持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同时也是充斥着充满着浓厚的封建性，它对西学的学习和效仿，其目的不是要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改革，而是试图从使用操作的层面，来改变已经落后的经济发展，说得比较明显一点，就是试图用纯粹军事的手段来强国。所以说所谓的“中体西用”，或是“借法自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洋务企业的管理方面来看，也存在着官僚主义和新的衙门作风，没有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来办事。此外，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和规划，洋务派内部也是各行其事，其中的整个运动中会以某人的兴趣、或是在朝廷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机会和发展势头。所以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显得杂乱而没有章法，因为洋务运动不是中央政府主动发起的、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一项社会改革，而是洋务派通过提出建议，然后上报朝廷批准后方能自行实施的。也就是说，这洋务运动在开始提出的时候，就是来自个别洋务派、个别人有识之举的呐喊，带有一种试验的性质，并非是基本的国策；而且洋务派本身也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况且洋务派内部官员也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所以他们所办的洋务，也是有其自身局限性的。这样的话，再加上原来办洋务所打出的旗帜就是以图自强，而没有并不会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机构有什么要求，所以洋务运动要想取得真正的成果也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则是洋务运动并没有借此在中国社会来实现真正彻头彻尾的革命，所以说这是一次不彻底地中国的改革运动，因为它是“布新而不除旧”的，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运动虽然对于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技术的信息，但是洋务运动本身的思想意义，并没有对于这个古老国度产生真正产生使它猛醒的作用。仅仅是用西夷之技是不能挽回它摇摇欲坠清王朝命运的，也就是说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度最终的命运，仅仅靠一场技术革命或是军事上的角逐，是不能真正使自己富国强兵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洋务运动也不过是“师夷长技”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引进的机器生产、军事技术、科学教育等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全新的事物。但是这样的新事物在落地之后与传统的旧观念、和与物质的与精神的文明产生的对抗、冲击显然也是强烈的，在旧的东西没有被抛弃的情况下。新的东西尽管是科学的先进的，但是仍然不能在已经满布封建的传统制度的荆棘中，得到生根发芽的机会，至于它的成长更是一种幻想。尤其是这些洋务运动的洋务派、或是一些具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也是无力来改变中国命运的，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一些人的命运必定是一个悲剧，而这场运动本身在一开始到最后的最终结局，也必须是以悲剧结束的。

　　此外，虽然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兴盛，而感到泱泱中国已经出现没落迹象的时候，所谓的国家意识和西方国家在概念、本质上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当时中国的文人对于国家报效的方式，也只能是通过科举取仕这样的一条道路，而且在对国家的管理上，也是存在明显不同的。家国家、家国天下，祖宗之法是万万不可变更的。因而在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任何的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作为洋务派所面临的没有实际权力的现实来看，人才的出现就只能是一种梦想，就连那些在19世纪之末派出的出国幼童，也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学业，最终也只能是以封建封建礼仪制度不可荒废的借口下，被责令回国。而在那个时候，日本却是往西方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甚至是一些女留学生，到美国和欧洲各国学习一切对自己的发展有用的东西，他们从美国学习机器制造的技术，从英国学习法律制度，从法国学习国家管理的行政制度，几乎在当年所有的值得学习的先新的东西，都在日本人的学习之列。当中国的幼童被招回的时候，日本的学子正在美国的大学学习。同样的同在英国学习的严复，他在中国的作用不过是翻译了《天演论》，而他的同学伊藤搏文，却在使用自己作为日本首相的权力积极推进了日本的改革。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洋务派人士虽然也多次呼吁要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因为作为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作用，显然她们已经看到了，可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历来是为培养官僚集团的服务的。科举不改，就不能让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向往西学，近代革命的人才就不会涌现。而对于这一点在洋务运动时期，显然是无法触及的。而且就其军队来看，一些地方大员的军队成为个人与朝廷叫板的筹码。即使是投资组建了海军，而且是在当时的吨位甚至是远东最大，甚至在世界的海军发展中业占有一席职位，仍然不能摆脱全军覆没的下场。

　　4、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从思想的层面来看虽然洋务运动中作为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兴起，它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它毕竟为中国近代化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史学届对中国的近代化，有三个层次的表述，它是说在中国近代化识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洋务运动作为第一个发展阶段，它的作用是对一个封建帝国产生具有现代化启动的关键作用。假如没有洋务运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还要延迟一端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也就不会有近代化常说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变法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以及以后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没有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就会失去发起的基础，正是因为如此的洋务运动的实践，才使得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拥有了向纵深发展的奠基石。

　　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那就是作为思想史的角度，我们对于洋务运动在人们思想深处的影响，并非是一种观念的变化或是革新所能解释的。因为在人们认识制度史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看法：那就是所谓的革命就是对于人的思想的争夺，洋务运动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制度简史》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为了获得思想及思想能力，人们必须成为一个和具备主体资格的个体。但是，人们并不认识思想的本质及内核，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权力去争夺。这就进入了一个既定的循环:因为思想是为集体服务的规则和规则的运用或游戏者所服务的。这一规则和服务的体现，只适用于集体极权，而不适应于广泛的个体。每一个个体，即使获得了思想及思想能力，仍然不能摆脱自身作为一种财产或物品的地位，因为这一思想不是用来为个体的生命恢复‘名誉’的，它只是为集体和如何强化集体而提供支持和依据。某一个个体在获取思想能力的同时，其已在自觉不自觉中加强了这一思想的集体属性，使之更加严密和强烈地与个体水火不相容。一个个体一生都与集体为敌，但其所有的努力。不但不能拯救个体的生命，相反成就了自己的敌对面；其努力，即个体极权意识及行为越激烈，这一成就就愈加巨大。这就是说，人类一旦接受或接触思想，就注定了生命命运的不归路。

　　中国的近代史一经出现在现代化的路程上，那么对于这个古老的国度来说，就是必须继续走下去的。

　　如此看来，洋务运动的思想里，太多的个体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地对集体极权意识的反叛性，其本身的集体意识的思想规则，已经决定了作为部分人的洋务运动思潮的滥殇本身，其实已经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思想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那就是当这一思想一经出现，那么它就势必会对人们的行为意识产生影响。但是我们依然会看到的一个现象，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人们在自身生命过程中一经要对个体的命运负责的时候，那就是已经获得了自身生命意识的觉醒，自然也就会发现自己思想的能力，但是，这一能力所接触的思想，虽然不会是自己所向往的一种规则，但是它仍然是极具诱惑力的。你不是要改变年国家的命运吗？不是要达到自己理想和既定的目标吗？那你必须具有足够的能力，否则你就无法改变这一切，如何达到有足够的力量和目标，你就必须依靠集体型式的规则。听说这样的表述，多少是有些坳口的，但是它却是对于洋务运动中的这一思想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层面，那就是思想的力量，单凭个体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成为集体的共识，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自然从制度的层面来对洋务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来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过去我们好象对于洋务运动中不同任务的分析，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兴趣，远远大于了对于洋务运动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的理论设计中本身的不完善、或是欠缺，已经使得洋务运动在这场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不具备向构成文化制度的深度发展，而是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种思想或是学说来加以对待的。那就他它本身也是不可能对制度本身发出声音的。因为煌煌天朝在以往的岁月中都是别人向我们学习，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最先进的东西。现在要反过来向别人学习，总是感到有些不舒服，在心理上不能认可这样的现实。

　　5、“中体西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文化背景是文化涵化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变数。有利的文化背景，为文化的涵化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中国经历了“康雍乾盛事”之后，中国的“道宣衰世”的出现也不是仅仅是清朝家天下末期的气数已尽，而是和世界整个政治割据的变化分不开的中国不可能因闭关锁国而能幸免。中国从19世纪60、70年代大量接触外来的西方文化，包括那些留美的幼童中的一些人之所以皈依基督，其实也是因为封建的礼教束缚了人的天性，也是人们对于这些新鲜事物急于了解和接受的一种迫切心情的具体反映。人们长期以来所受到的压抑，现在非常需要一种新的拥有生命力的东西来满足心灵和精神的饥渴。但是，具体到“中体西用”上的一些问题，其实所涉及到的也是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东西。

　　现代化它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而且现代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所想象不到的好处，但是在我们历史的来看待这一问题时，同时也会感到对于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的中国来说，农业文化本身实在是不需要它本身有更多的技术革新，便可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人们可以简单的生活着，并且感到一种满足。同时对于中国的文化从源头到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所有的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而不会有什么剧烈的社会变化。

　　所以当一个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在西方已经出现，并且是要急于打开古老东方神秘大门的时候，中国正在资记得复古的梦幻中继续生存着，所以这种崇古心理的存在也就是正常的。

　　一个表现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抛弃崇古心理和以求新学。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前，虽然中国已经感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但是它依旧在维持着大国的形象，而当中国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看到日本的迅速崛起的现实之后，他的担忧自然不能在中国传统的崇古思想中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他的感触非常深刻，也因为他有游历西方的经历，所以对于西学的渴望就更为迫切，这些通过他同意容闳留美幼童到美国学习的计划可以体现出来，同时，他毕竟是封建朝廷的官员，又害怕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孩子抛弃祖宗理法上的一些做法。因此说，期求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做法来单纯以夷制夷，兴洋务而强国是难以做到的。

　　显然，近代化的道路，是不能从祖宗之法上得到什么的，创新精神的缺乏与对传统的经典的过分倚重，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而且人们也不愿意改变祖宗之法，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让人们满足于现状，只能是在死气沉沉的世界中徘徊或是自我陶醉。

　　民族崇古心理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阵痛和深深的创伤，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化里程中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当外界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却是在肆守着传统的道德和理念，那么我们就只能成为世界近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看客。

　　第二个表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中他的心理存在着一种变态问题。

　　对于这一点表现在中国近代化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扮演者一个尴尬的角色。这些人一方面是现代化的推动者、设计者，而另外一方面，这些人又是痛苦人生、分裂人格的承受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为两种意识：一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越意识，另外就是中国文化不如人的民族自卑意识。在这两种意识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受到了人格分裂的煎熬。因为对于所谓的中学西体这样的问题，其实在认识到西方的洋枪力炮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我们的确有不如人家的地方。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中国是“中国的四边大都是蛮、夷、狄、戎，他们是受到中国文化的沐浴、滋润，从而很自然的产生出一种优越的感觉，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理解西方文化，因而也就不能正常吸收西方文化。

　　而且这种心理其实在现在也经常表现出来，那就是我们言比盛唐，一说就是上百年几年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我们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如何如何了。而类似的一种自卑心理则是走向了反面，对于西方的一切全部拥抱。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部排斥。而这一点和我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全盘西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对于这一点正确的方法是，应该辩证的来看待这一问题。

　　第三个表现是在对文化理念的设计失误上，把一个本来属于争论和探讨的问题作为一场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不仅在朝廷之上是准备不足的，而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显然也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对于当时一个以亿来计的国家来说，它的一本介绍新思想的刊物发行量不过才几百份，而在日本一些介绍新思想的刊物，却成为广大民众渴求的读物，这一现象也说明了，现代化思想在日本和我国的百姓思想中的差距。

　　在洋务运动中所谓“中体西用”的这一思想，假如是仅仅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争论，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是正常的，现在把这一思想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显然是有其明显不足的。而且，这种文化思想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场运动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在文化设计上虽然是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打出来了，但是所谓的“全盘西化”、“国粹论”、“综合中西之长的文化理论”等等文化设计本身，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对这一思想的系统性认识不足，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先进和进步，以为是即使是存在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也不能说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接受中国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这样的观点。于是，这就构成了”中体西用“的这一思想观念。所希望出现的是未来中国的文化是中国精神与西方物质之长的综合。从这一观点出发，完全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或是说扩大了中国文化的适应性，这样的一种观点，完全是“中和”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失落心态和优越心理。此外，就是这样的文化设计，是对文化整体性的一种割裂的方式，来对待西方文化的。因为对于文化而言，所谓的“体”和“用”是相互制约的。你学习西方文化的技术，而不去学习先进的文化。只是从器物技术层面学习，而不去学习人家的精神文化，显然是无法解释建立在物质层面的精神文化的。

　　那就是说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西方的制度同样也是需要学习的。西方物质文化的引入，一定会引起中国精神文化的变更。只是用“体”和“用”之分，来设计中国文化未来形态是不科学的。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并非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或是精神在起作用，和你的国家制度、国家运作的方式都是相关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系统，而不是割裂的。

　　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是适应中国的过去而发展起来的，西方的文化是和西方的历史、人文、伦理系统、风俗习惯，以及在对自然的征服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文化的生态背景是和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社会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中西文化是有其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不同的背景下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但文化的原创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并不矛盾。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的对现代化道路上，随时都要面对保守势力的阻挠。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现代化的道路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提出现代化问题，就有保守势力的阻挠。所以说洋务运动的失败、戊戌变法得到流产其实都是和这种心理有关系的。洋务运动中朝廷是不会放弃自己家天下的祖宗之业的，自然也就不能真正从政治体制上发生巨大的改革和变化。同样的在当年的所谓的新政期间的改革，也不仅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强大所能解释的。因为守祖宗之法，是反对改革的最好的托词和借口。而且所谓的祖宗之法，又是和所谓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顽固的保守主义往往就是凭借这种东西，把新兴的理念重新又拽回到老路上去。而且洋务运动又是只布新而不除旧，这就不仅是和以后的改良主义不一样，同样也说明了改革的进程、现代化的道路是艰难的。

　　现代化运动是一场宏大的文化变迁运动，是一场批判传统、改革传统、集成传统、创造新文化的运动。

　　第五个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因为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洗礼，没有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关系的劳动者－－无产阶级的出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看到因为落后之后挨打的现实中，感到这是和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一致的，这种是从极为简单的心理认识出发，来寻找自己本民族求得自强之路的，所以这些知识分子本身的觉悟和呼唤也是有限的，这些人既不能现实正确对待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局势，仍然陶醉在过去的那种王朝盛事的回顾中，自以为物产丰饶的国度是不需要外部世界的，因而它也不愿意融入国际社会。却又试图仅仅以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技术来改变自己的落伍现状，显然这样的心理和做法也是不可能有理想效果的。

　　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没有顺利进行，除了我们现在所分析的种种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在当时的中国有一批保守分子不能理解世界的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扩张的需求已经在动摇一个传统的泱泱大国的地位了，而自己却是要继续按照惯性运行下去，中国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就会出现危机。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知道了自己落后的一面。但是，仍然是认为自己的制度和国体是先进的。尤其是面对一个家天下王朝的时候，建立现代的国家的理念并没有出现。所以这种具体的现状，也只能是用维持的方式，来弥补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危局。而且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保守势力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起不到积极作用。但是在反对现代化进程时，其破坏性和对现代化运动的进行，阻力的形成负面作用却是相当巨大的。这种力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与时代的发展和要求相悖，而是害怕自己将会在现代化中失去一切。有人形象的比喻这些是小人，他们害怕改革、反对求新求变，在有时候会打出改革的旗帜，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保守势力一旦当改革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些人宁肯寄生在一个行将就木的朝廷上保持既得利益，也不愿意立志求新、求变、求强。这些因素就成为妨碍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巨大障碍，从而也就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我想了解和分析这一心理，在当下我们对中国的深化改革进行分析的时候，这一条有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作为一些既得利益者，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或是要交出自己的既得利益时，同样是要抵触的。就像我们在深化改革的时候，一些领导人对于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同样是不愿意自己退出领导岗位一样，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榜样。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6、正确理解“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的近代化是由外来的挑战而启动的，这种挑战开始于鸦片战争。世界各国现代化起因有这样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内生性的也就是在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力迅速提高，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的国家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有的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转变，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掀起工业革命，推进了近代化的进程。另一种是外生型的，受外敌侵略的落后国家，被套上不平等的枷锁，主权丧失，在外来的刺激和影响下，开始追求近代化。中国的年代化的启动是后一种类型。它不是社会内部经济条件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的一种自觉的回应。鸦片战争是中国农业文明和西方文明现代化社会的一次军事较量，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次冲撞。在这次较量中，生活于封闭的小农经济田园中的中国人，遇到了西方现代化的挑战。可说说没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就不会出现中国近代化的步伐，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化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以被动的面目面世的。

　　所以西方列强的侵入，客观上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次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猛醒，意识到了一个千年变局开始出现了，在这个时候一些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了，并且看到了西方也有强于中国的地方，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冲击下，国人更加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首当其冲的则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因为中国历经两次战争失败，都是因为军事实力的悬殊而造成的。

　　一个要求在中国仿照西方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教法度全面变革的主张，在郑观应、王韬、钟天纬等人议论中酝酿成形。这决非是当年的“借体”用“主辅”之名，来提倡引进西方的洋船洋炮的做法，所能同日而语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和内容的变化，反映着洋务运动实践活动的，反映着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的扩大，和在中国实行变革的内容的深化。

　　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引进这些观念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如，郑观应等人，还是以后的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等人，虽然在向西方学习的这方面的认知是存在的，但是他们仍然是无法来突破三纲为核心的“伦理纲常”的束缚。这尤其是不敢触及“君道臣纲”这条君权专制制度，不敢投身到仿行西方政治体制的实际政治中去。

　　西方文化力量的东进，中国自身自强的需要，迫使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停滞，而必须向前迈进一步。西方的器物中夹杂有许多无形的东西，中国要把器物学好，必须学习那些非器用无形的东西。

　　洋务运动的努力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的器物，特别是用于军事的枪、炮、兵、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时代以及环境的关系和限制，对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以及对世界形势了解有限。对于这一点正像金跃基先生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所评价的那样－－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敬佩的，十分努力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技术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毫无科学的常识。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立国精神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实事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到了旧的精神的阻碍。

　　7、“中体西用”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和意义

　　洋务运动或是以后的戊戌维新、百日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等等，在中国的19世纪末和上个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的革命，已经成为现在人们研究中国近代史近代化的重要的历史实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近代化的历史，不能缺少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的就是洋务运动，而对于在洋务运动中起到非常重要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这一现象。我们似乎不能仅仅是站在当下的立场上来进行剖析的，因为属于那个年代的历史现状和历史发展的过程，并非是我们所能假设的。所谓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和精神财富被全部抛弃显然是不可能的，也许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太过于悠久，我们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财富积淀态过于深厚，所以我们才越难以抛弃这种重负。

　　历史，已经过去的历史，必有许多会永远消失、死亡、不被记忆。那些被记忆、被重复叙述、再度激活的，总是属于对生活在当时或后世的人们被认为具有‘意义’的东西。历史是人们选择后的历史，历史只有在人们选择中才能继续存在。仅仅从历史被选择的这一实事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所谓真实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只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才相对地存在。历史自然进程的本身已经被深埋于尘土中－－这是一种自然，一种文化，随缘而生，随缘而转，已随时间而远去；它却又作为遗传基因深藏在现实生活中，无形而有迹，可意会而难言传。

　　从这个意义上来了解洋务运动本身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历史课题，因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来说洋务运动的出现、以及洋务运动中的这一独特文化景观的－－中体西用，我们现在来了解它依然是有其自身现实意义的。而且作为一种历史基因的承传，的确在今天我们依然会感到这种历史的印迹依然是十分明显的。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中的知道思想，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文化思想观念，它在中国封建专制的思想的禁锢下，能够获得一席发言之地，拥有话语权本身，就已经显示出它的文化观念是新兴的，是拥有生命力的。我们姑且不说它的这种体和用的关系是否存在不合理性，而是说这种观念毕竟是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气息，那些鼓吹西学并且竭力融合进中学中的人，也是希望通过采纳西学而增加新知的想法，它对于洋务运动以及在日后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发生和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样对于传播西方文明和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因为中国的漫长封建社会，已经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把 中学中的那些经典的东西，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而继承和发扬的，所以企图只是期望用西方的“技”，移植、嫁接到中国“学”上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做法，实际上从开始就宣告了它的必然命运。

　　自然对于一个并不成熟的文化观念来看，“中体西用”本身是有其不足的，它的局限存在也是十分明显的，因而它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体系。这其实并不是说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本身是不能发展的，在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发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性，恰恰说明了中国真正要求强求富的真正的道路，应该是走适合自己国情发展之路。这意味着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能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起到积极作用的时候，说明它就需要一个新的思想观念和改革的东西，来取代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观念。因为中国新的近代化进程态需要新的推动力和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和崛起了。

　　在我对中体西用这一观点进行分析的时候，刚刚进入这个题目，仅仅是对于技术和思想层面的意义，来对看待现代化问题的，但是在具体进行这个问题之后，发现所谓的中体西用问题，不过是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上一个具体问题的反映，实际上它是和整个中国的国情，以及漫长的历史文化相生伴随的问题，仅仅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它必须改变心理意识结构的某些方面，创造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观念现代化。就像现在我们有些人虽然已经在使用电脑进行工作了，但他的思想或是行为意识并不是现代化一样。现代化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而具体说来，现代化的实现就必须要实现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运动相互之间是不可分离的，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而这三个方面的现代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已经历时一百五十多年，它具体反映了中国在走向近代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思想脉络，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因为从洋务运动之后。对于中体西用文化的作用依然是在起着作用的，甚至也影响到现在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中央党校出版社 史远芹主编

　　《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 上海远东出版社 王家范/著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旭麓/著

　　《飘泊的大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安民/著

　　《中国近代史专题》 人民出版社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制度简史》 中国工人出版社 崔新生/著

　　《邓小平理论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