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有道是：“以辩明道，以论正言。”辩论作为一种平等交流、求同存异的方式，对人们探索真理、达成共识极为有益。故此，古来有作为的领袖人物无不开设廷辩，为的是“咨诹善道， 察纳雅言”。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辩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砥志研思、惇信明义，假若为了‘场上’一时之胜负而强词夺理、胡搅蛮缠，那就纯粹落入了“为辩而辩”的陷阱。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曾这样讲到：“辩论是在分别事物的品类，使各不相扰；列序事物不同的情况，使各不相乱。发挥意义，疏通宗旨，使人明白所说的事实和道理，而不以专门从事 迷惑人为目的。因此，辩胜的不失去他的立场，辩败的也能获得所求的真知。像这样，还可以去辩论。否则，彼此以虚文互相伪辩，饰浮词去取信对方，立巧譬以转移论旨，把人引到迂远的 境地，无法明了其真意，这样就违背了辩论的正确方法。纠缠纷乱，争论不休，而后停者胜，如此是非混淆，所以我们不去做。”

    孔传曰：“利口覆国家，故特慎焉。” 王羲之也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既然如此，与其唇枪舌战，不如多做实践。

    反经原典

    《中论》曰：“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着乎其体。”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审观其体，则无所窜情。

    何谓行本？孔子曰：“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太公曰：“人不尽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 和阴阳，安万乘之主，简练群臣，定其名实，明其令罚，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何谓事迹？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而 语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誉日闻。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苦。赵攻甄，子不能救。卫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齐 国大理。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将以为贤？”上曰：“贤之。”房曰： “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上 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曰：“陛下视今为治也？乱也？”上曰：“亦极乱耳。”房曰：“今所任丹者谁欤？”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 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前也。”）此事迹者也。

    由是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

    译文

    《中论》上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并未自己标榜，可是人们都了解它们是哪样性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的标记就附在它本身上面。”由此即可 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迹象可寻，只要仔细观察，那就谁也无法掩饰其真相了。

    什么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说：“立身处世有一定的准则，而孝敬父母是根本；丧葬有一定的礼仪，哀痛是根本；战阵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为根本。”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务 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合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 我的宰相。”这就是立身根本。

    什么是做事的迹象？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都开垦出来了，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 积压的工作，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这是因为你不花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 听到的人说你的好话。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 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条。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 吹吹拍拍的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吹吹拍拍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 呢？”元帝说：“根据当时社会混乱，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胁的情况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 、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 能鉴过去以知未来啊。”京房说：“陛下看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乱？”元帝说：“也是非常昏乱的。”京房：“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有幸的是现在被任用的 石显比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的昏乱责任不在他。”京房曰：“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这就是 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

    由此说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准则。政治清明或昏乱，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迹象表现出来。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就像判察水是 凉的、火是热的一样容易，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

    史海沉钩

    本章是《反经》中的第三十六章，专陈饰文巧辩之害，提出考察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怎么做而不是看他怎么说（亦即反经原典中提到的“行本”与“事迹”）。齐威王根据即墨大 夫和东阿大夫的政绩来评价他们的才能、人品，从而不受左右亲信的欺骗，使齐国大治。而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却只根据臣下的文章、辞赋、名望、言论来授予官爵，所以朝政昏乱，误人误己 。晋廷崇虚尚玄，藐视礼法，不务商贾而以王衍之流为相，是为一例。

    东晋王衍：一位死于空谈的宰相

    关于魏晋清谈，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其举止高雅，情趣殊俗；有人判定其“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而且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影响巨大，是荒废国事的罪魁祸首。

    随着后世观点的日益“推陈出新”，不少学者觉得“清谈误国”之言武断。

    要知道，“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我们强行扣给前人的帽子，而是当时士族阶层“反听内视”的结果。既然“始作俑者”都敢于“投案自首”、“认罪伏法”，那么近代的时评家再怎么 出语狠辣、苛责讥刺，也是合情合理的。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 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 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将亡国之因一概咎于清谈。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也说：“有晋始自中 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 叹息者矣。”所以对于“清谈误国”这一盖棺定论，翻案不易。

    其实，“清谈”误国与否主要看“清谈”的主体是谁，若然是岩穴之士、巷陌之民，未尝不可。但如果是机关干部，成天不干正事，专搞这一套，恐怕是不得人心的。《颜氏家训·勉学 篇》就曾批驳说：“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的确，休闲娱乐必不可缺，但不应该是人生的全部，更不应该是 手握重权的达官贵人生活的全部。

    王衍就是一个身居相位，但一辈子只在“清谈”领域有建树的人，至于在造福民生的政绩上，寡有贡献。

    王衍出身名门，而且这个小伙子长得不错，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详文雅。他幼年时，曾去拜访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山涛与他晤谈后，对其十分礼遇，又感慨地对别人说：“不知道是 哪位老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的儿子！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

    泰始八年，司马炎希望可以得到戍卫边疆的人才。王衍由于研究过纵横捭阖之术，所以尚书卢钦举荐他为辽东太守，但王衍只善辞令，哪里是沙场建功的人选？于是佯装生病，不去赴任 。从此以后，他不再谈论世事，整日里只是吟咏谈玄而已。

    后来，他步入仕途，先担任太子舍人，又入朝任尚书郎，后出京补任元城县令。他整天还是清谈，县里的大小事务也偶尔管管。之后，他又回到京城，辅佐太子读书学习。

    由于他本人崇尚浮华放诞，又好玄理，所以教授国家储君的都是不接地气的知识，譬如（1）本末有无之辨，（2）才性四本之论，（3）自然名教之辨，（4）言意之辨，（5）圣人有情无 情之辨，（6）名家论理之学，（7）佛经佛理，（8）养生论，（9）声无哀乐论，（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众多所谓“理中之谈”。很少提到安抚黎民、建功立业的策论。

    散骑常侍裴頠担忧政务荒废，力劝其务实求真，并做《崇有论》来开导他说：“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 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 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大意是，因此，滋养已生成了的万物，不是无所事事所能保全的；治理已经化成了的群生，不是无所作为所能安抚的。思虑不是事物，然而裁决万事则必经过思虑，但不能因为裁决万事 的本身（即思虑）不是事物，就认为思虑是虚无的。工匠不是器物，然而制作器物就必须有待于工匠；但不能因为制作器物的工匠不是器物，就认为工匠不存在。因而，想捕捞深水中的游鱼 ，不是偃卧休息所能做到的；想射落高墙上的飞鸟，不是拱手静待所能捉到的。仔细审视弓弦和钓饵的作用，不是没有智慧所能玄览的。这样看来，成就“有”的都是“有”啊！而虚无哪里 有益于已存在着的群生呢？

    王衍不听，但顾虑裴頠这个人名声太大，也没把他怎么着。

    王衍后来历任北军中侯、中领军、尚书令。他的女儿是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妃子，司马遹被贾后诬陷时，王衍怕惹祸上身，于是上表请求解除婚约。这种见利忘义的做法，遭到不少同僚的 耻笑，但在他看来，胳膊拧不过大腿，顺应“时势”来苟全性命是最重要的。也有人劝他再做观望，稍微挺一挺，毕竟司马伦、司马越、司马颖那些职业军人还没出手，不要太早向一个贾南 风认怂。要不然之后就要落个“甘附逆贼”的恶名。王衍不听。

    公元300年，司马伦果然按耐不住，出手把贾南风拉了下来，有关部门立刻上书弹劾王衍，说：“王衍给司徒、梁王司马肜写信，抄录呈送皇太子亲手写给妃子以及王衍的信函，陈述被诬 陷的经过。梁王等人拜读后，深感文词语言非常诚恳感人。而王衍身为大臣，应该进行议处责论。太子既被诬陷而获罪，王衍却不能拼死坚持正义，竟随即要求离婚。他得到太子亲手写的信 函之后，收藏起来并不示众，一心只想苟且偷生，避免灾祸，完全没有忠诚正直的操守，必须给予公开谴责，以勉励直臣的气节，应该把他监禁终身。”惠帝同意。

    幸亏王衍跟司马伦的首席谋士孙秀不错（其早年间曾经为孙秀培植名气），通过关系免除了处罚。

    公元301年，八个王爷打得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王衍不得已而先后换了几个主子，职位时升时降。元熙元年以后，局势终于暂且安定下来，可他虽然于此时担负宰相的重任，却不认真探 索国家的治理模式，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他考虑的只是在纷繁变乱的局势中，如何能够使自己及家族长久生存下去，因此他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退路。青州和荆州都是当时的军事要地， 物产也很丰饶。因此，王衍对当权者东海王司马越说：“中原现在已经大乱，应该依靠各地的负责大臣，因此应该选择文武兼备的人才出任地方长官。”就让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 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坚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两个镇守外地，而我留在京师，就可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很鄙夷他。

    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于征讨异族石勒的途中去世（司马越实际上是逃跑，诈称要讨伐石勒），众人一见主心骨没了，只能共同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认为这时战争频繁，惧怕因而不敢 担当，就厚颜无耻的说：“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愿望，然而积年累月，升迁到现在的地位。今天的大事，怎能让我这样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

    不到一个月，晋军就遭遇军事失败，文武百官都被石勒劫持，王衍被俘后，说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参与政事，这个国家变成今天这个地步，他是没有责任的。为了取悦敌人以求避祸，王 衍还请求石勒称帝。石勒一开始还很欣赏他，但一见他现在这副奴颜婢膝、推脱责任的样子，大怒说：“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 不参与朝廷政事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让手下把他押出去。石勒对他的参谋孙苌说：“我行走天下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人，还应该让他活下去吗？”孙苌说：“他 是西晋朝廷的三公，一定不会为我们尽力，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石勒说：“总之不可用刀刃加害于他。”于是命令士兵在半夜里推倒墙壁把他压死。王衍临死时，看着别人说：“唉！我 们即使不如古人，平时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享年五十六岁。

    有人因为王衍的“神情明秀，风姿详雅”而心怀不忍，为他说话，认为亡晋之责不在于他。

    的确，西晋速亡，其祸在择储失人、贾氏渎乱、八王争权，与王衍并无太过直接的关系。所谓石勒的那句“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多半是史学家为尊者讳，编出来为司马家族遮丑的！ 王衍因此背了黑锅。

    但即令王衍不用为“亡国”负上全责，最起码要为他自己的“亡身”负责。与其说他死于石勒的蛮不讲理，还不如说王衍死于进退无度。

    面对兵连祸结、鸡犬不宁的乱世，我们可以选择当一个刘琨一样的英豪。得一个“连踪起幽并，只手扶晋室”的美名。

    也可以选择退隐，跟陶潜比肩，“激贪止竞，永垂高躅”。

    可自知能力不足的王衍，既不想增长实际才干，为民谋利，也不想放弃权力，退位让贤，反而整日介“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且还“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信口雌黄 ”，尸位素餐，恬不知耻的长期霸占着宰相的位置，能不成为“朝迁市变”的替罪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