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历史基本上是个有鲜明个性文明的发展史，这具有无比丰富的内容。想简单地以几种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或文化形态来概括全人类历史的面貌，都必然会在极大程度上阉割人类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白祖诗认为， 文明、特别是伟大文明生长的根本原因是产生了智慧爆炸，一切伟大文明都是一次智慧大爆炸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产生过智慧爆炸，能产生智慧爆炸的情况是不多的。有些文明虽然有过智慧爆炸，但能量比较弱，力度不够， 没有能达到足够的强度，这一类爆炸形成的文明未能产生最光辉灿烂的文化，也没有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令人惊叹的繁荣。巴比仑文明、埃及文明、马雅文明就是其显著的例子。白祖诗在下文以唐宋文明演进为例， 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第一次文明创新所受到的局限：
秦始皇统一天下，标志着中国文明创造时期的结束，从民族精神上说，它开始从创造的顶峰走向下沉。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以后的历史有有过唐诗、宋词等伟大文学成就，有过绘画、雕塑、建筑的高度繁荣，有过哲学上的巨大成就，也有过政治军事上的辉煌表现……但从根本的文化基因上说，大的创造与更新再也没有了，战国时代的那种“轨道性创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唐宋时期，在佛教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文明奋起应战，一度出现创造力的活跃，儒学水平产生了明显的升级更新。但从历史眼光看，这一创造未能从根本上引起基因重组，未能使中国文明走向根本性的创新与改造。中国文明的反应在最初阶段限于力求使佛教与儒家学说兼容，把佛教教义引向顺应“忠孝” 伦理的途径。为此，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去改造佛教，使之适合中国固有文化。到禅宗兴起，这一努力获得巨大成功，佛教被中国化了。原来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很大程度被中国式的老庄精神取代。
这是中国文明对印度文明挑战反应的第一阶段。只有这种反应显然不够。佛教的巨大影响在全国各地遍布的佛教寺庙的规模上可以明显看出来。寺院不仅是一种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论禅宗怎么改造了佛教，它毕竟与中国传统的入世精神、进取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不协调，与治国、安邦的士大夫理想背道而驰。如果听任佛教无休止地扩大影响，那么，中国固有文明完全可能被逐渐消溶、瓦解。换句话说，印度文明的挑战，确实一定程度给中国文明带来了危机。
这种危机之所以会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佛教在精神上有许多超过中国文明的优点。表现在：
第一、佛学有比中国儒家高明得多的本体论。中国传统儒学建立在家族血缘本位基础上，古代哲学家依靠直觉与类比的泛公理化思维，没有为中国的精神奠定真正有力的形而上学理论基础。中国文明既没有希腊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严密体系，也没有佛教的精深哲理思维，而佛学对人生的深入思考无疑胜过儒学。特别是，佛教主张人有佛性，众生平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性三品学说对人心有更明显的说服力。
第二、佛学的思维严密性显然超过儒学。佛学的因明逻辑虽然不能与希腊的形式逻辑相比，但其在推理上的严密程度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能企及的。
第三、佛教直接填补中国广大无文化人群缺乏宗教的精神空虚，对受苦受难的广大人群具有极大吸引力。它许诺来生幸福的说教对没有更多人生指望的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
唐代的韩愈首先进行了战斗。他的《原道》、《原性》就是这一战斗的檄文。在《原道》中，韩愈力图构建儒家的道统与佛家的法统对抗，强调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观念与佛家出世精神的区别。他着重提出正心诚意的内圣之学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与佛学对抗，这些学说后来被宋儒吸收了。但韩愈的学说明显缺少本体论的理论体系，无法达到战胜佛学的水平。后来朱熹批评他说：
经过唐代傅奕、狄仁杰、李峤、韦嗣立、姚崇、张镐、韩愈、李翱等人对佛教的批判，到北宋的孙复、石介、欧阳修等，对佛学的批判逐渐深入。欧阳修在《本论》中批判佛教破坏人伦，妨碍社会经济发展，造就一大批坐食之徒；并明确意识到佛教兴盛的原因在于它有一套 “为善之说”、即心性理论，要战胜佛教就必须提倡“修其本而胜之”，他说的修本就是“ 礼义”。这个方向当然是对的，但自己的理论太弱，仍然不能达到目的。朱熹对他的评价也不高：……欧阳永叔所谓扶持正学，不杂释老者也。然则得紧要处，更处置不行，更说不去。便说得来也拙，不分晓。缘他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所以如此。(《朱子语类》，卷137。)
唐代和北宋的大批学者在反佛的斗争中都失败了，他们没能建立起能与佛教对抗的、有丰富与深刻内涵的理论体系。拯救中国固有文明的责任落到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及其后的陆王学派身上，一大批卓越的、有巨大创造力的学者在智慧上实现了一次小型爆炸，把中国文明伦理基础的形而上学理论引向一个新的、比战国时代更高的水平。
佛教的力量在于它有高的形而上学水平，这是中国文明没有的；中国文化一贯不注意形而上学，对“存在”、“有”、“无”没有认真对待。佛教的根本教义在于本体论上的“空无” 观念，把世上一切都视为“幻化”，“万法皆空”。要占胜佛教，就必须回到宇宙的本体论，论证世界的真实性。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从佛学那里吸收了人家的精华（他们都对佛学作了大量精深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无极”、“太极”、“气”、“理”、“性” 、“诚”、“命”的系统学说，对佛学“虚妄无实”的学说展开了猛烈进攻，取得辉煌胜利。梁启超和王国维对此都作过有根据的分析：
佛教促使中国的思想家们从先秦文化源地回过来从头思考本体问题。形而上学的特点是关注宇宙与人生的终极问题。在基督教那里，我们碰到的是灵魂得救，是原罪的解脱，是对上帝的信仰与存在问题；在佛教里，这同样是“彼岸”世界问题，是“真如”问题，是如何脱离人间诸种烦脑、超越死生轮回、达到“涅?”的问题。中国文明从战国时代奠基时就一直把终极关怀的问题放在人的群体的和谐与天人和谐上，远离“彼岸”世界。仁义道德成为最根本的观念，并且由于它的直观性而没有着力进行形而上学的深究。在印度精神挑战下，原有的学说不行了，它无法充分说明世界的本源。宋明理学关、洛、濂、闽四派虽各自强调“气”、“道”、“心”、“理”四个基本范畴，但基本方向仍然坚持中国文明排斥彼岸的立场，在学习佛学的基础上，沿着孔孟的思路大大充实了忠、孝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
宋儒把《尚书》中的一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抬高到本体论高度。把“心”一分为二，借自佛教的“大乘起信论”。朱熹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张载由此建立了他的“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过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形而后有天地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张载：《正蒙·诚明》。 )把人性分为先天的天地之性与后天的气质之性，人只要能反思自己，即令后天有恶习，也可以回到本来善的天地之性。这就在根本上解决了令人困惑的道德本体论问题。
朱熹更在周敦颐和二程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太极、无极的关系，把中国哲学中原属伦理学或政治学的问题，提高到本体论范畴的高度认真讨论，透彻地研究了“动”与“静”，“有 ”与“无”，“一”与“殊”，“物”与“理”，“理”与“气”，“常”与“变”，“体 ”与“用”，“欲”与“理”等的关系。在他看来，“理”是万物的根本，一切都是“理”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亦是人物之生，固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有当行之路，则是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之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天其所学，知所用力而不能自已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
这样，朱熹比较透彻地解决了中国道德主义的核心课题：人性善的学说。他的“理”并不完全是抽象的东西，的确有着某种“具体的普遍性”。他借用佛学的“一多相容”、“月映万川”学说，提出“理一分殊”的原理：“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同上。)把佛家的原理移用于儒学，建立了中国儒家道统的形而上学基础。还应该指出的是，宋儒还吸收了佛家的众生平等精神，并强调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可惜这方面在实践上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
印度文明的挑战，从力度上看太弱，未能引起中国文明基因的主要构造发生重大创新。理学更多是保护了传统，虽然是在创造与发展的基础上。宋明理学遵循传统观念，在总的方面仍然是强调“群体”与“义务”的价值，忽视个体独立性与基本的个人权利，并从先秦的合理立场走向偏颇，贬抑人的欲望的合理性。片面道德主义的强化，对“诚”的高度肯定，虽然造就了一大批品德高的人物，有助于一时的社会风气的改善，但在中国文明走向衰落的总格局下，反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相反方向，导致中国文明进一步畸形化。如果宋明时期中国文化基因改造，能够达到真正道德主体性的自觉，把中国文明引向道德自觉内省的境界，以完全取代宗教“忏悔”、“觉悟”的说教，那么将是世界性的巨大成就，并把中国文明导向真正有前途的未来。可惜这次创造未能取得这种成果。
宋明文化创造的失败，不可避免有一种今天的眼光。如果不是碰到西方文明，也许不必作这一结论。说失败，是指这一次基因改组没能为中国走向未来创立基础，没有能为应付西方文明创造自己的精神与物质实力。由于这次基因改组不成功，中国不得不面临新的严重得多的文明危机，不得不被迫接受挫折，历尽艰辛与苦难去寻求新生，去迎接第二次文化基因改组浪潮。
此文摘选于白祖诗的《中国文明导论研究》与《第一次文化基因改组的失败》
|
白祖诗的文化反思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