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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透析提要——2005年1月15日演讲       
中国文明透析提要——2005年1月15日演讲
[ 作者:白祖诗    转贴自:天涯博客    点击数:570    更新时间:2019-01-18    文章录入:admin ]

 

 

中国文明或中国文化究竟指什么?中国文明从哪里来?它的前途怎样?大多数学者不是从文章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用用简单化的肤浅态度对待。真正深入民族心灵、把中国文明作为民族灵魂来探索的人,从梁启超算起,百余年来,真是屈指可数。由于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我们力图给予历史的剖析。

1、文明的起源与文化基因:

人类历史基本上是各个有鲜明个性文明的发展史,这具有无比丰富的内容。想简单地以几种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或文化形态来概括全人类历史的面貌,都必然会在极大程度上阉割人类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世界上的原始部落成千上万,但远不是所有的原始部落都能走上建立文明的进步道路。实际上,人类社会原始文化的个性是数不清的,其可能性是无限的。正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一样,古代原始部落也都各有各的文化特色。
为什么绝大多数原始部落在历史发展中都无声无息地死亡了?为什么只有为数不多的原始部落走向文明发展的道路?至今为止,我们能发现的有资格称为文明的品种不过几十个,成千上万的原始文化或昙花一现,或僵滞不前,它们在历史上未能留下任何影响。似乎,从原始文化走向文明进步,有一条鸿沟,有一个从停滞走向发展的枢机,需要历史学家给予解释。
如果我们不谈上帝,不谈天意,那么世界上的历史学者给出的最好解释来自汤因比。这位被称为西方第一大学者的汤因比在列举大量材料后指出:适度的外来的挑战(有足够强度又不至于造成毁灭)和人们奋起应战,促使古代人群精力高度集中,从而导致思想与社会组织的进步,形成了最初的文明。例如,气候干旱导致古埃及和苏美尔人从狩猎与采集过渡到农耕,并促成社会的重大进步。黄河的水灾挑战和治水努力导致那里文明的进步,使水灾泛滥区域的发展胜过长江流域……这种学说是对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但笔者认为汤因比的解释是不够的。原始文化走向文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各个原始部落文化基因的内在特点是否具有展开与发展的基础。只有那些具有展开空间的文化基因的原始部落,才能发展、进步、走向文明。
上一世纪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女人类学家之一露斯·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曾详细描述过一些原始部落的文化-心理特色。有一个部落过分崇拜繁锁的、完全形式化的仪式,整个部落的心灵都被这类仪式支配了,人们根本没有可能去思考其他的东西,他们的灵魂被形式化的繁锁仪式铐住了。还有一个部落则深深浸沉在形形色色的符咒中,人们的一言一行无不被咒语支配。人们的心灵被各种符咒深深入麻醉了,正如吸食了海洛因一样。这种文化-心理世代遗传,从根本上制约了它走向进步与发展。这类文化基因自己把自己发展的空间封杀了。
笔者把可以世代遗传的精神-文化-心理结构称为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一定程度上类似生物学上的基因,它的结构非常坚实,很难改变,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
由于文化基因是笔者创建的主要概念之一,这里需要多费些话语加以说明。
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重大现象只有用文化基因的理论才能说明。例如:为什么德国人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此起彼伏有过多次农民战争,印度却没有?为什么埃及帝王建造了尽力炫耀自己的巨大金字塔,中国帝王却建造极力遮掩自己的巨大的地下宫殿?为什么高度发达的雅典城邦文明昙花一现,而中华帝国却一再复兴?为什么雅典出土了那么多裸体周塑,中国却出土了许多祭器食具?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罗斯的彼德改革能成功,中国的光绪维新却一败涂地?为什么以色列人经数千年灭亡能够复国,其他民族不能做到?为什么欧洲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宗教纷争与战争,中国却只会有红卫兵运动……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海伦和杨贵妃的比较。希腊的三位女神赫拉、帕拉斯和维娜斯为争夺代表美丽荣誉的金苹果,找来特洛伊王子巴里斯作评判。结果,巴里斯把苹果给了维娜斯,因为她答应让他得到最美丽的女人。巴里斯把已经是王妃的海伦拐走,引起全希腊的愤怒。为了夺回最美丽的女人,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作战整整十年。在战争的第十年,守卫城楼的特洛伊老兵见到海伦,议论说为这样的美女打十年战也值得了。海伦背弃丈夫,与人私奔,引来十年大战,许多人为此死亡,可希腊民族却不责备她,她仍然是美的象征和典范。而在中国,杨玉环因为受到唐明皇宠爱,“君王从此不早朝”!终于引发内乱。虽然她本人没有多少过错,却被视为祸水、妖孽。这里面隐含着中华民族和希腊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刻差异。希腊精神中,美具有独立地位,美丽本身是极高的价值。希腊联军统帅阿加绵农和主要英雄阿克琉斯都绝没有因为争夺一名女俘几乎内哄而脸红,他们没有一点点试图掩遮欲望的表现。而在中国,《三国演义》和《水浒》中的英雄都是不需要女人的,人们的私欲被视为罪恶。和“美”支配希腊人相反,“善”(道德、整体利益……)支配着中国人的价值尺度。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欧洲决斗的风气和中国人风格的对比。许多人都知道1837年月2月10日俄罗斯文坛最明亮的星普希金殒落了,他死于决斗。却未必有许多人知道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马克思的朋友拉萨尔也是死于决斗的。1864年8月31日拉萨尔因追求登妮格斯与其未婚夫决斗逝世。十五世纪,仅仅法国因决斗而死者不下四千人。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曾以轻松的笔调描写了决斗的场面。其实,决斗的心理早就在日耳曼部落的文化基因中存在着。古代的原始日耳曼人在赌输没有钱时,就拿自己的自由作赌注,他们赌输后允许对方把自己捆起来作一定时间的奴隶。这一切对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把个人看做家庭、社会、国家的财富与工具。我们的文化基因没有独立人格的存在空间。个人从来不属于他自己。“我不属于我自己”是我们文化基因的基本命题。个人是属于整体的,所以不可能出现为个人名誉或利益去决斗的事;你想去,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友也不会让你去。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国骂》,说“他妈的”这句骂人话如此普及,成了国骂。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基因。因为个人不属于自己,骂他本人伤害不了他,只有骂他的所属者,骂他的父母,才能伤害他。
希腊人尊重美和逻辑,西方人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中国人重视善,强调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这些文化基因虽然有很大差异,但都内在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潜力。当然,只有这些,还不足以使一个文明成为伟大文明。一种文明之所以成为伟大文明,还需要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我们将在下面给予说明。
文化基因是一个独特的心理文化整体,它不能简单地用优点与缺点的概念加以分割。很难用“扬弃”、“取其精华”这类简单的概念来对待一种文明,这就是我们改造民族心理的困难所在。哲学上的“扬弃”是说吸取其优秀成份而弃除其有害成份;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般而言,对一个有独立品格或独特色彩的对象,特别是对有生命内涵的对象,这种观点常常无法兑现。以普通最小的事而言,譬如吃羊肉,虽然可以把某些次要成份抛弃,“弃其糟粕”,但就余下的精华而言,仍然有着羊膻味。这里,作为羊肉特点的某种气味,既是其优点,是精华,是许多人爱吃羊肉的原因;又是其缺点,是糟粕,是不少人认为不能忍受的东西。一个对象,其特色既是精华又是糟粕,二者统一不可分割。
所谓优点,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主观感受,是一种主观评价。我们认为忠实的狗很好,野蛮残忍的狼不好,可狼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对伴侣很忠实,很勇敢。杰克伦敦就写过得到广泛赞扬的歌颂狼的野性的小说。世界各民族的道德标准,不少地方是不同乃至相反的。
这样说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完全正确,从人类整体生存、发展、求取进步的角度看,总有一些东西是全人类一致的,如果不是绝对化的态度,美好与丑恶的区别还是应该肯定。即令如此,我们在对待像民族精神这样的对象时,仍然无法清楚把精华与糟粕分开来。正如一个人,稳重者虽不孟浪,却常常弱于冒险精神;冲动者不拖沓,却又容易失之肤浅。同一文明往往表现出彼此渗透而又对立着的两面性。
正当我们大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学习科学理性与逻辑思维的时候,深为西方文明前途忧虑的海德格尔却指出逻辑与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两大祸根,天才的数理逻辑哲学家哥德尔发现的哥德尔定律,揭示出人类理性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悖论结构,表明最受人们尊重的西方科学与理性也有其内在矛盾,也是精华与糟粕的统一体。
对人类而言,因为一切都是从人自身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而人类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对同一对象的评价会有不同原很自然。同一精神与文化对象,从这个角度看可以非常美好,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非常丑陋。强调天赋人权、个人自由的西方精神,产生了最伟大、最辉煌的创造,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命方式;但同一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也容易使人的欲望失去控制而走向兽化。强调天赋人责、个人价值在于对社会家庭尽义务的中国精神,产生过浩浩荡荡的英烈队伍,令全世界惊叹;但同一精神也造就了大批奴才,听任奴化精神肆意阉割创造性。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能够明确分开,那么,文化与精神改造就变得很容易、很简单了。问题的困难与复杂正在于二者内在统一着,如果我们不愿失去自己,就只能在烈火煎熬的大创造中重组自己的文化基因。
黑格尔说:历史的起点在东方,终点在欧洲。果真如此,中国文明只有被同化与消失的命运,最多在统一的人类文明中保留一些枝节性的风俗特色。我们不相信这种宿命哲学,不相信这种“规律性”。人类文明有自为性,中国也一样,中国文明由于其极端鲜明而饱满的个性,应该能在创造力的再爆发中获得新生--不只在生产力上,也在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上。
一些人把文明改造看得太简单。流行着一种观点:似乎新加坡似的成就与格局代表着今天的东方文明。有的人刚脆说市场经济加新权威主义再加上点家庭伦理就是东方文明的新形式。文明不是简单的大杂绘或拼盘,而是活生生的生命现象。新加坡的成就固然了不起,可要说它已经创造了一种文化基因或改组了中国文化基因则未免言过其实。对新加坡与许多亚洲国家而言,吸收、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还在继续,还远没有完成;创造自己新文化的过程才开始。真正能担负起改造、创新中华文明任务的只会是在东亚大陆有着广大存在的中国自己。仅仅有经济奇迹远远不够,香港已经是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之一,但香港在精神文化的成就上却是很弱的,是微不足道的。全部困难就在于不是拿来一些、保留一些就可以实现民族的复兴,而是要求实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构性改造,要求改组已有的基因,产生新的文明构造。

2、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及其特点:

如上所述,从成千上万原始文化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种有个性的文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其实是罕见的。文明意味着观念、精神的巨大进步,也意味着经济、政治的巨大成果,首先是作为文化、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的出现。
汤因比曾详尽排列出二十多个历史上存在过的文明,这大概就是人类历史中全部文明的展示吧!这二十多个文明中,许多已经消逝。今天世界上尚存的文明只剩下十个左右。这就是: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日本文明,犹太文明……
在已经逝去的文明中,应该特别提一下雅典文明。古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代表,曾经是全世界光彩夺目、蔚为壮观的雄伟创造。希腊民族像一位美少年,自由自在,喜欢在和暖的阳光下自由思考和尽情歌唱。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希腊精神的象征。他们有着中国人没有的严密逻辑思考的习惯与兴趣,并由此创造了世界闻名的几何学。更重要的是希腊人有高度尊重个性独立的文化。这在自然形态方面表现为对人的美丽的极高水平的审美感,由此产生了举世无双的人体雕塑和各种运动盛会;在社会形态方面表现为对公民个人权力的尊重,由此产生了以公民权和普遍选举、罢免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笔者在二十年中反复思考,得出了民主体制是希人献给人类最伟大礼物的观点。民主、公民权、普选……并不是任何一个文明都有的,它仅仅存在于希腊人的智慧创造中。伟大的希腊文明已经逝去,但幸运的是它的优秀遗产被人类普遍认可并在广大范围内继承了。
在现今存在的文明中,并不是每一个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展开。真正产生了智慧大爆炸,形成内容非常丰富、特色非常鲜明的文明,严格说只有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三个。
日本文明当然也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全世界都知道并尊敬日本人的彻底精神、坚毅果敢精神和忠于国家的传统。(日本人的“忠”是原生的,不像中国“忠”源自“孝”。)日本人善于学习,向全世界敞开自己的胸怀。日本文明有许多优点,但不能说这一文明有自己非常丰富的、全面展开的文化内蕴。一些学者把日本文明看成是远东文明的分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文明的形成和西方文明形成的时期接近。俄罗斯民族具有巨大的文学天赋,有着坚毅、深沉、顽强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在彼德大帝改革和二次大战中充分表现出来,也在妥斯托也夫斯基和其他斯拉夫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比起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来说,俄罗斯文明是比较年青的文明,虽然在整个二十世纪走了弯路,但她前途无量。应该指出的是,俄罗斯文明相当程度上接近西方文明。作为俄罗斯文明源头的东正教很大程度一开始就受到西方精神的深刻影响,在托尔斯泰和赫尔岑的著作中,西方文化的影子无处不在。
伊斯兰文明在六世纪猛然兴起,一手持古兰经,一手持利剑,征服了全世界的广大地区。默罕默德自称是上帝的最后使者,表明这一文明的教父和基督教有着天生的关联。宗教感情深深支配着伊斯兰精神,它在特殊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观念与习俗。应该一提的是伊斯兰伟大的军事传统,卓越的军事成就是伊斯兰心灵中永远存在的骄傲,这一点使伊斯兰精神特别富于尚武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区别一目了然。伊斯兰人富于部族感情,但对国家的尊重则远不如其他民族,他们容易从部族的感情越过国家立即跳到整个宗教,这就是我们动不动就听到高呼“圣战”口号的原因。伊斯兰文明的文化创造的成就不能与其军事上的成就相比,这使它的文明精神内蕴不能和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处一同一水平。
印度文明是世界上最伟大文明之一。正如印度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尼赫鲁所说,在这个天空下,没有任何民族像印度人那样对人生的真谛进行过那么深入的思考。印度人创造了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印度哲学也充满宗教精神,有极高的人类思维成就。印度文明浸沉在宗教中,近乎狂热。印度人是成熟文明中最超脱的文明,印度精神充满超然境界。在这一点上,印度精神和中国精神区别明显。一个是超然于世,孩子们没有谁教育他重视社会与国家事务;一个则从小就要求孩子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迷恋历史,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记载的民族,历史典藉浩如渊海;一个令人惊异地忽视历史,连起码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但这两大文明创造了历史上不同文明和平相处与和平交融的伟大榜样,是值得全人类尊重与学习的。
西方文明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文艺复兴”的提法最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富于进取精神与发展精神的文明,它充满活力,追求征服自然、揭示社会与自然奥秘,尊重并强调商业精神、创造精神与冒险精神,特别尊崇个人自由与民主法治。这一文明在早期的扩张中,表现了持强凌弱的坏品行,在世界广大地区制造了殖民地,留下了不光采的印记。但它的具有全人类价值的文明内含也到处冲击世界上所有的现存文明,强烈影响了所有文明的发展历程。
汤因比把少数伟大人物的退隐与复出看成是文明生长的主导因素。笔者认为这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文明、特别是伟大文明生长的根本原因是产生了智慧爆炸,一切伟大文明都是一次智慧大爆炸的产物。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产生过智慧爆炸,能产生智慧爆炸的情况是不多的。
有些文明虽然有过智慧爆炸,但能量比较弱,没有能达到足够的强度,这一类爆炸形成的文明未能产生最光辉灿烂的文化,也没有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令人惊叹的繁荣。巴比仑文明、埃及文明、马雅文明就是其显著的例子
人类历史上有过四次最伟大的智慧爆炸: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分别在爱琴海、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产生了人类的智慧大爆炸,形成了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世纪,欧洲产生了光辉夺目的又一次智慧大爆炸,形成了西方文明。
印度文明的智慧大爆炸虽然很壮观,但有一个弱点:这就是它的定向性太明显。一个方面,在探讨人生的永恒价值方面,它是举世无双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未能创造出和希腊、中国与与西方相比的全面而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
在雅典伯利克利时期前后,希腊历史中,出现了巨大的智慧浪潮,一大批被后人称为巨人的伟大人物涌现出来。阿拉克西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海拉克利特、德谟克利德、欧几里德、阿基米德、海波克拉底、梭伦、伯利克利、荷马、亚里斯多芬、索福克勒斯……希腊人几乎在一切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它的智慧触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
与此几乎同时,在东方的中国,也出现了智慧的大突破、大爆炸,在战国时期前后一两百年间,中国民族的智慧创造胜过以后的几千年。一时间,群星璀灿,巨人们创造了留芳千古的中华文明。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杨朱、邹衍、公孙龙、管仲、子产、晋文、齐桓、晏婴、商鞅、李悝、孙武、孙膑、扁鹊、(还有不知名的律吕、历法、算术的创造者)屈原、蔺相如、荆轲、聂政……此后,尽管有所谓汉唐盛世,也难免脏唐臭汉之讥,战国时代的惊人智慧创造活力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方,中世纪后期,发生了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为名的智慧爆炸,在反对教会专横、呼唤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声中,一大批伟大人物延生了。穆勒、洛克、边沁、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霍布斯、培根、布鲁诺、牛顿、哥白尼、莱布尼兹、笛卡尔、伽尼略、达芬奇、拉斐尔、米盖朗其罗、歌德、莎士比亚、坦丁……这是人类近代史上唯一可以和古希腊文明与古中国战国文明比美、并在规模上与影响上超过前两者的文明大创造。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逐步成为影响与支配世界发展的洪流。

3、中国文明的定型与特色:

中国战国时期智慧爆炸的背景和基础是人们的精神大解放。一方面,东周时王权的衰弱形成全社会普遍的的言论自由氛围(这种自由氛围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方面长期的知识与精神创造集累达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人们有了大量独立思考的成果。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智慧爆炸,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系列文化基因结构。
我们不不赞成简单从文章文化的角度——就是简单从大量典藉的研究中去寻求这种基因结构。我们重视文物和文章,但更重视从古到今存在于中国人心灵中的集体潜意识。笔者认为;在弗洛依德的个人潜意识与荣格的人类集体潜意识中间,存在着不同文明的集体潜意识。这种独特的文明精神支配着各个民族的行动方向和行为模式。
由于中国文明不重视形而上学,因此缺乏系统的宇宙观与本体论哲学。下面,我们试图从一些最重要的角度来描述这个文明的主要特色。
——义务本位价值观。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有自我意识,人能评价自己的行为。人类在发展中逐渐从是非观念进步到产生善恶观念。由于人类有价值评价支配行动,今天已经很难像了解动物本能那样了解人类的本能了。人类的本能已经消隐了,被价值评价与历史发展的后果遮蔽了。对是非善恶的观念可以有很大不同,这是文化基因的核心部分。
人类正在发展着全人类统一的价值观,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就以中国人而言,从西方来的发展变化的观念、竞争观念、民主法治观念与市场经济观念已经逐步进入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是不争的事实。
区分不同民族或不同文明价值基因的标准可以有几种选择方法。流行的一种理论是把宗教与非宗教作为文明的分水岭。梁漱溟就认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之分水岭。”这种分析当然很有道理,但沿着这条路去探索对我们实际上没有多少价值。经济学家主张以经济动机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文化基因,这就是从边沁开始的功利主义:人类就是理性地追求最大功利的个人们。这一理论不能解释许多人类行为,人们常常追求非功利目标,因此不能令人信服。再就是把政治模式作为文明分水岭的看法。民主与专制或集权政治无疑是对立的政治体制,也无疑是对立的文化。我们认为把政治体制放到关键位置来考虑是对的,但是,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经验看,政治问题不和民族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精神趋向联在一起研究,并不能解决问题。世界著名学者福山提出的文明区分标志是社会资本,其中主要内容是“信任”。,他的理论是强调“信任度”是基本的文化基因。由此,可以把文明分为高信任文化与低信任文化。这一理论有很强的民族优越论痕迹,偏颇太明显。
我们认为:把人们对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潜意识作为区分不同文明价值评价的基准也许更合理。我们这里说的权利、义务观念,是超越单纯政治范畴的观念,它虽然无疑是现代政治的基础,却有更多的内涵,它泛指一种人生观、伦理观,涉及人与人间的一般关系,包括家庭、朋友关系。
如果说印精神浸沉于人与神(永生)的关系,希腊与西方精神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并重视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那么,中国文明的智慧却集中于人际关系。对于中国文明,人与人的关系是第一性的,个人人格是人际关系派生的,缺乏独立地位。在中国人看来,抽象的个人没有意义,只有把一个人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位置上,他才有意义。你或是儿子,或是父亲,或是妻子,或是丈夫,或是君王,或是臣仆……你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都由这种人际关系位置确定。要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或正常运转,中国人和西方文明相反,不是强调天赋人权而强调人生的天然义务。一个人的价值主要由他对家庭、国家、他人作的贡献来决定。一个没有喊出来的口号“天赋人责”一直在支配着伦理学和舆论;个人权利被作为义务的回报自然而然地存在,从来没有受到独立的研究与尊重。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得很对:“权利,自由这类观念,不但是中国人心目中从来所没有的,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的。”
中国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基础是家庭血缘关系。和世界其他民族不同,中国的家庭不但没有受到宗教力量削弱,相反,它本身就是特殊形式的宗教。家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讲义务是非常自然的,强调彼此的差别和独立权利是不自然的。义务本位源自“情”,后来才被思想家哲学家从理性上论证;因此,中国文化基因深深印有“情理合一”的胎记。一位学者写道:“……中国社会组织是一个“家庭的层系”(A Hierarchical Sysytem of families.)。所谓君就是一国之父,臣就是国君之子。在这样层系组织之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夫,就是妇。不是兄,就是弟……把个人编入这样层系社会中,使其居于一定的地位,而课以那个地位所应尽的责任。”(张东荪:《理性与民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夫子在这里讲的是义务关系的对等性。但他更多讲了片面性的义务。义务的双向性是相对的,义务的单向性则是绝对的。对等和平等,这本是最合理的要求,可中国的义务本位不是这样的。从它一开始产生就带上明显的片面性,只强调卑下者对尊长者的义务。义务的单向性是中国义务本位的主要特色和弊端所在。父慈子孝本是对等的,可伦理规范只强调“孝”一个方面。
义务本位精神有其升华的道路,这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为了人生的义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义务本位精神在历史上造就了大批伟大的英雄人物,中国历史上有浩浩荡荡的英雄队伍;其中最值得歌颂的是内心有高度自觉的,把义务上升到主体性、高度自觉去为人民、为国家舍生忘死的人们。梁启超指出:儒家有两面:“诚然历代帝王,假冒儒家招牌,实行专制,此种情形在所不免。但是我们要知道,几千年来,最有力的学派,不惟不受帝王的指使,而且常带反抗的精神……历代儒学大量师,非惟不受帝王指使,而且常受君主的摧残……”
中国历史上,道德上有高度主体性自觉,把义务看得超越忠孝范围,升华到为人民为国家高度的大有人在。孟子就第一个称赞了起义杀死暴君的行为,说杀死纣王是讨伐民贼。响亮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伟大口号。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于谦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纷骨碎身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不过是其中的个别例子。
应该看到,虽然中国历史贯穿着为义务舍生忘死精神的光辉的金线,而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大量的则是义务本位的沉沦。
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统治者极力使义务本位越来越趋于单向性极端,这就造成普遍的奴隶道德和奴才精神。从历史上看,英雄人物是大量存在的;而从一个时代、一个时期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士大夫中,清白正直的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吹牛拍马、吮痈甜痔之徒,浸透奴才精神。清代官员跪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真是名副其实的称谓。对上效忠、敬上至要的精神,甚至也支配着正直官员们。有些人在反抗外国人时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可在李鸿章面前会吓得手足失措,惊惶不安。
梁启超曾生动描绘过义务本位精神沉沦并浸润广大人群、特别是官员的丑态:“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夫既言之矣;虽然,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驱所谓聪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于奴隶学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天下可骇可痛之事,孰有过于此者……苟躬历其境(官场),见其昏暮求乞之态,与其趄嗫嚅之形,恐非徒怵惕而有不慊之心,更必赧怍而不忍挂诸齿……梯有级,级有人,级千百焉,人无量数焉。每级之人,皆向其上级者稽首顶礼,各皆以足蹴其下级者……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异宝,如膺九锡,如登天堂,嚣然夸耀侪辈以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滕,气下股傈……”
可悲的是单向性履行无穷尽义务的结果,不但没有换来一丝一毫权利,反而让义务的奉献变成统治者的无限权利;你越是奉献得多,越是努力尽义务,上面的既得利益者就越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与权利。一句话,尽义务者无权利;义务化为别人的权利了。
在历史上,义务本位沉沦的结果是它自身变成双重的毒瘤:既是精神鸦片,是麻醉人们的强大精神毒素;又是化为强制物质力量的压迫因素。这一切最终就成为鲁迅说的吃人礼教。“义务本位”癌变为吞没个人与个性的猛兽。
历代帝王之所以尊孔,很大原因是儒家学说强调单向性的义务,这就为统治“顺民”“良民”提供了伦理基础。在片面的、无民主精神和权利自觉的义务本位巨大躯体上俯伏着吃人的集团,最上面是权利无边的君王。
家庭中的“孝”义务本位比较起来好得多,但也逐渐趋于沉沦。“孝”很大程度被外在化了,徒具形式。《儒林外史》中说一个书生在为母亲做丧事时拒绝用银筷,却悄悄夹了一大个肉圆子吃了,这生动表明了“孝”的外在化。
——世俗伦理的主导地位。和其他一些重要文明的文化源自宗教不同,中国从西周起的文化基因就一直以市俗伦理为主导。虽然赫格尔曾对中国缺少形而上学思维大加贬斥,但实际上,中国建基于市俗精神的文明,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伟大创造。中国人清醒和理智,帮助我们从不纠缠于宗教纷争,对社会事务总是采取务实的态度去解决。汤因比以为佛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结构,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佛教的基本旋律是被中国文化改造了,中国文化并没有变成宗教性的。固然,缺少高级宗教对灵魂的抚慰,中国人常常接受形形色色的迷信,也是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性善论以“天理良心”的形式获得巨大成功,并没有使中国人的心灵进入一些著名学者所说的“内在超越”,而是走上了严重缺乏自省的道路,这是不幸的。这一拒绝自我反省、忏悔的风气,在后来直到今天,仍然留下非常令人遗憾的消极后果。
——追求和谐。义务本位的指向是合谐--家庭与社会的合谐。合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有“仁”心,也就是后来说的天良。“良心”、“天良”观念在中国已经在全社会普及并进入人们潜意识,作为文盲的广大农村人群都知道并信仰“良心”。“良心”是中国人的“圣灵”!大同社会理想的道义基础正在于此。然而,追求“国泰民安”的观念是被自上而下的专制体制统率的,这就大降低了这一精神的价值。禁止异端见解、消灭独立思考、毁灭创造与改革精神的悲剧,常常是在维护社会安定的藉口下发生的。孔夫子批评不得,晋代稽康、阮藉这些卓越学者的不幸命运,天才的创造被视为危害安定与成规的洪水猛兽,是中国文明身上的毒瘤。
——家庭本位。中国历史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不同处是:血缘关系没有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分化而崩毁,在中国,经济政治分化是以宗族、家族与家庭为单位展开的。政治文化奠基于家族文化,政治统治奠基于家族秩序;宗法社会就是以家族血缘伦理为社会政治基础、政治与伦理混一的社会。
家庭关系最自然倾向于强调人和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家庭是中国义务本位基因的源地与基地。
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大都认可家庭伦理与义务观念是中国人的精神特点,家庭义务最主要的是“孝”,孝是作人的根本,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孝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义务,甚至具有一种宗教式的力量。
和孝相联系的家庭伦理范畴有慈、友、悌、敬等。宗法社会把君王视为大家长,对宗子的义务就是“忠”。从中国文明定型以来,“忠、孝大伦无可逃于天地间!”忠、孝义务正如日出日落,已经被视为自然法则,无可讨论,无可怀疑。
家庭生活是中国人根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一切喜怒哀乐大都发生在家庭中,家庭是中国人心灵的医院、避难所和唯一有温馨的休息地。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正是家庭的力量,极大削弱了中国人的人格独立性和竞争、冲闯精神。
——大一统心态。秦汉以后,经过唐、明、清历代的发展,中国人树立了强固的大一统心态。这种大一统精神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表现在对内的包容、兼容和对外的爱好和平。汉族对待少数民族和附属国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相对宽容的,远比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要好。但大一统精神也有助于强化大家长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传统的大一统精神排除地方自治,这是严重的弱点。
——天人合一。中国人喜欢说“天、地、君、亲、师”,提倡知足常乐,对大自然抱有尊敬和亲和的态度。荀况早就指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应该知其所为又知其所不为,这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在我们从从西方那里接过“征服自然”的口号、克服自己的弱点时,绝不能忘记自己的优秀传统。日本著名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和科技史学家薮内谈话时就说:中国人存在某种驾驭科学的智慧,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善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善完全处于支配地位,对美和真的追求都受道德主义的支配。对“善”、“良心”的崇拜,很大程度是中国人的变相宗教。这固然有非常伟大的内涵,但由于善脱离并压迫美和真,就日益虚伪化。这种文化最后发展到把善和人的欲望对立,排斥人的情欲,从而迫使人人说假话,导致精神的僵滞与衰落。另一个恶劣后果就是忽视、缺乏对自然与社会的科学探索与追根究底精神。
——独特的政治文化。在世界上的封建专制体制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民本主义和文官体制,有其值得称赞的一方面。但由于家长制根深蒂固的影响,政治体制被道德化、家庭化,使得从上而下的精神与习俗牢固支配人们的思想,使现代民主思想与民主体制极难建立。中国的政治行为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一切都唯上是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专制主义非常看重言论上的“忤逆”,常常对发表被认为有问题的言论的人处于重罚。“文字狱”成了中国专制主义的一大特色。在历史中,除了一般的八进制主义之外,更有某些短暂的时刻出现过极端专制主义,例如春始皇时代的极端残暴和大规模奴役群众。还有明代朱元璋朝代的大量冤狱,杀人动辄以万计。全社会持续性的恐怖,是极端专制主义的主要特点。在现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统治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幽灵的复活。
中国政治文化的又一显著特色是泛道德化与泛政治化的统一。所谓泛道德化就是把人的一切行为都看成道德问题,明明是政治意见的分岐也看成是道德败坏。泛政治化则说的是把大量个人言行、个人私事都说成是政治性的。这严重束缚了人们理性的健康发展。你有了某种创新思想,很容易一方面被认做是道德有毛病,另一方面又很容易被戴上种种政治帽子。
…………
中国的文化基因有许多非常独特的创造,有许多非常独特的有全人类价值的成分,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全力继承并加以保护。
中国的文化基因有三个致命的弱点是必须清醒看到的。其一是缺乏个人的独立人格及对个自由的尊重。对人际关系的探讨压倒一切、淹没一切,任何自由的精神都被视为洪水猛兽。这一根本弱点使用中国人个性长期被压抑,国家也难以走向民主法治之路。“五四”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只提出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而忽视了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没有个体独立性与个人自由的精神,一切民主的呼喊只能是空话。其二是尊古崇古,缺少发展观念,缺乏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热情,政治的地位远高于科学技术地位。其三是缺少民主传统。民主思想和公权的实践在世界历史中只有希腊人创造出并实行过。中国几千年社会一直实行家长制,虽然强调过民本主义,但这和民主体制是根本上不同的。在中国,一切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观念是很难真正生根的。这就使民主体制缺乏精神依托。正是这一弱点,使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努力如此漫长而艰难。邓小平曾指出家长制的危害,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中阐明的思想,应该为我们继承并认真坚持贯彻。

4、中国文明的衰落:

秦始皇统一天下,标志着中国文明创造时期的结束,从民族精神上说,它开始从创造的顶峰走向下沉。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以后的历史有有过唐诗、宋词等伟大文学成就,有过绘画、雕塑、建筑的高度繁荣,有过哲学上的巨大成就,也有过政治军事上的辉煌表现……但从根本的文化基因上说,大的创造与更新再也没有了,战国时代的那种“轨道性创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宋代,在佛教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文明奋起应战,一度出现创造力的活跃,儒学水平产生了明显的升级更新。但从历史眼光看,这一创造未能从根本上引起基因重组,未能使中国文明走向根本性的创新与改造。
中国文明长期僵滞并走向衰落。这一衰落的根本标志是创造性的减弱、凝固、衰竭。
整个文明日益趋向女性化,阴柔、保守居于主导地位。光明正大的义务本位日益蜕变成面子人情本位,面子人情本位加上官本位,使整个社会风气变得阴沉、虚伪,显出明显的病态。这种病态在今天仍然非常突出地显现在世界面前。
文明的僵滞必然使精神外在化。“良心崇拜”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内省精神,反而使一切内在的精神变成外在的形式。“孝”本是一种深刻的内在精神,它变成了铺张的礼仪形式。中国人的家谱记载了祖先的简历、特别是无实质内容的衔头,却绝没有父辈性格与精神的内涵。司马迁《史记》的光辉榜样,蜕变成歌功颂德的铺天盖地的官样文字。八股文章不仅是文学的堕落,也是整个文明精神走向形式化的堕落。
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普遍性的虚伪。说假话远远脱离了道德败坏的范畴而成为人们的生活需要。因为强大的种种礼教约束迫使你不能不说假话。
鸦片战争使一个伟大文明的衰落景象彻底暴露了。
仁义道德的说教伪善化成为事实上的男盗女娼,三纲五常沦为吃人礼教。“五四”运动的呐喊并未能扭转精神伪善化与形式化的沉沦。
一个人的价值评价被形式化了。官阶、职称成了评价人的价值尺度。八十年代的评职称,发生过多少可笑可哭的故事。时至今日,我们还总是给科学、文艺上有贡献的人戴上人大或政协委员的光冕,这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是令外国人无可理解的。如果我们建议美国人给有大成就的科学家载上众议员或参议员的帽子,一定会令别人啼笑皆非的。
今天,我们各单位都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奖状、锦旗,中国一个省的奖状数目大约要比全世界的奖状总数还多得多。发奖状、发奖金、评先进铺天盖地,成为地球上一大奇观。这些都是精神外在化、形式化的明显例子。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推动工作进步的原动力应该来自信仰和精神自觉,真正的战斗英雄不需要戴大红花,真正的先进人物不需要任何先进称号,这本是一目了然的事。大红花太多,奖状太多,反映的是精神的贫困。
基本的理想与道德信仰才是推动社会向前的强大力量。这对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真理。民族振兴首先是信仰与道德的振兴,是创造精神的振兴。

5、展望: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有一个根本弱点:只看到文明的冲突,只强调文明的特色难以更改,只看到文明接触中的消极面;而未注意到文明的文化基因是可能重组的,文明冲突有积极的方面,文明可以彼此影响甚至交融。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具有全人类普适价值的文化基因都将被人类接受并继承。
文化基因的成长是由于受到环境的挑战而发生的。同样,文化基因的根本性变动也只能在环境的挑战下产生。一个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旦定型,就具有非常顽固的稳定性,靠自身的力量很难产生轨道性的改变。正如生物基因需要放射性照射等外界刺激才会发生突变一样,人类社会的文化基因也需要外来的有足够能量的刺激才会产生重大变化。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基因改组发生在印度文明的挑战中。佛教以它的精神优势进入中国,在短期内征服了许多中国人和心灵。佛教占据了大批名山胜景,收纳了众多信徒,向传统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精神缺乏形而上学的深入思考,缺乏抽象的本体论理论,其哲学根基不够坚实。在与佛学的交锋中,包括韩愈、欧阳修这些大学问家都在事实上处于劣势。而在民间,接受佛教影响的人日益增加,中国文明在历史中第一次碰到危险。
在总的处于守势的情况下,中国人应战的办法是努力去改变佛学的精神使之为中国文化所用。这种努力取得重大成果。佛教不得不向中国的忠、孝伦理低头。其最终结果是创立了中国式佛教禅宗。禅宗的胜利标志着印度精神的中国化。
但这毕竟是不够的。印度文明的挑战促使中国民族的智慧觉醒,从而引发了对儒家学说的创造更新热潮。这是一次有一定规模的智慧爆炸。以周敦赜、二程、张载、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兴起了,关、洛、濂、闵四大学派都表现出巨大的创造热情,把中国文化提升高到一个新层次。这一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无疑是朱熹。理学创造了高明的、有系统逻辑结构的本体论哲学,终于彻底战胜印度佛学。便中国文明最终摆脱被佛教征服的危险。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我们能不能再有一次类似创造禅宗与宋明理学的创新呢?看来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我们碰到的西方文明挑战远比印度文明的挑战严重。像理学那样在保有中国文明全部主干的条件下渡过文明消亡的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西方文明虽然有不少弱点与缺陷,但它的确具有很大的魅力,也无疑具有大量合理的全人类价值内涵。由于这一文明的一系列内涵和中国文明固有的传统不协调甚至对立,就形成无法使二者顺利和平交融的局面。
二者不协调甚至对立的精神主要有:
—)、市俗伦理还是宗教信仰的支配;
二)、个人自由第一还是整体约束第一;
三)、天赋人权还是天赋人责;
四)、家庭本位还是个性独立本位;
五)、自上而下的家长制权威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
六)、物欲膨胀还是知足长乐;
七)、静态平安还是发展冲闯;
八)、“雅”、“宁静”为主导还是“俗”、“刺激”为主导;
九)、人性善(良心)还是人性恶(原罪);
十)、对人的本性是引导并有意加以克制呢,还是基本上放开任其自由;
十一)、是强调尊老守成听话还是强调标新立异……
百余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广大范围内接受了它的若干精神。例如发展的观念,法治的观念,市场经济的观念……等等。但在许多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或模糊不清。
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的全人类性内涵加以排斥,那将自绝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轨道,走向危险的境地;反过来,如果我们把中国文明的美好的优点也随意丢弃,使中国文明丧失自己的精神,则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将不复存在。
问题的困难在于;除了某些双方某些明显的优点与缺点外,(例如西方的民主体制与法治观念是优点,中国的家长制专制是缺点;中国人尊重和谐爱好和平是优点,西方倾向扩张、无限制征服自然是缺点……)并不是所有的文明特色都能简单加以优劣区别。这就需要进行伟大创造,需要对自己的文化基因进行自觉的重组与更新。保留某些因素但又不是完全照原样保留,引进某些外来因素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难的任务。这里既有完全的舍弃、动大手术,也有基本上的维护与继承,更有从根本上的创新。它既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性的再创造。这一创造应该比宋明理学的智慧爆炸更强有力,更丰富、更全面!它应该在仁爱为首的精神下;使天赋人权与天赋人责融合;公平正义与效率统一;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结合;一方面是真正的百家争呜百花齐放,一方面是高度的兼容与宽容;征服自然与亲和自然统一;追求快乐与追求诗意的安居结合;拼博金牌与虚情若谷统一;尊崇法治精神与和谐协商精神结合……
我们无法在这里描绘新文明的详细景象,如果我们能描述,它就不需要伟大的创造了,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如果没有巨大的创造,没有文化基因的根本性变革、重组,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中国不是因顽固地拒绝吸取人类的先进事物而被“开除球藉”;就是虽然实现了全面现代化,成了世界强国,但却丧失了中国文明的主要特色,除了过春节等风俗习惯外,在根本精神上再也没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悠久、个性鲜明的伟大文明,它应该能在精神上对世界产生伟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未来只有强大的国力,而没有在精神上能够称道的东西,那是可悲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不会愿意看到这种后果。人们都希望: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应该不只在事务方面有发言权,更在精神、思想领域有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影响力。
历史上的伟大智慧爆炸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彻底的精神解放!战国时代的高度言论自由环境,希腊伯利克利时代为代表的那种民主精神和思想解放氛围,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冲破一切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与实践,是三次伟大智慧爆炸的基础。要使文化基因能够产生积极的变革与重组,取决于能否有相当规模的智慧爆炸,这又有赖于能否彻底的精神解放的环境,能否有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彻底展开的氛围。一句话:中国文明的振兴只能是中华民族创造力全面复苏的结果!文化基因的重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与现实问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文明或者能重组、新生,或者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属物,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同志们,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天赋,参加到改革更新祖国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来。
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祖国终有一天会彻底脱下沉重的古老过时的青铜器盔甲,建立仁爱、合谐、每个人能自由发展的社会,左边伸展科学进步的翅膀,右边伸开民主法治的翅膀,以无比的热情,飞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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