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是“夏夷二分”以及“以夏变夷”；西方文化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或者叫做日尔曼的。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神论的文化；西方文化则恰恰相反，它走向了另外一个维度。中国文化虽然在中世纪非常繁荣，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崛起，开始相形见绌，相对落后，其结果就使得中国人进一步地深思、反思，终于悟出一条道理。

中国文化从夏代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西方文化，如果从克里特文化算起，至今也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两个文化在时间上都是相当源远流长的。我们今天谈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把它们当做一个统一的文化来理解的。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的渊源传统。这些不同的渊源传统，在长期的历史磨合中逐渐形成了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首先讲一讲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问题，我们从中国文化切入。中国文化从封建社会开始，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从秦汉以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一种伦理文化。这个观点在学术界鲜有非议。同样，西方文化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或者说再往前推，自从公元之交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脉，就像儒家的伦理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主脉一样。当然，这两个文化本身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有一个不断地聚合、发展、形成和壮大的过程。

第一个问题主要追溯一下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有哪些渊源或者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所谓夏夷之分，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模式，这个基本模式就是以夏变夷——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蛮夷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异域文化的特点，借用生物学上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米亚得”现象，就是两个亲本杂交以后，其子代往往只表现出一个亲本的性状，而另外一个亲本性状，几乎都看不见。中国文化比较典型地表现了生物学上这样一种现象。不仅是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政权之间的冲突如此，而且异域的一些高级的文化，包括高级的宗教人主中原以后，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比如忠孝这样的观念，在印度的佛教是不讲忠孝的，但是中国却是忠孝为本，儒家伦理始终是以忠孝作为最高的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进入中原以来，就逐渐把忠孝的东西吸收进来了，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叫援儒入佛，就是把儒家的思想引入佛教的教理之中，在翻译佛经以及对佛学的一些义理进行解释、诠释的时候，充满了援儒人佛的思想，乃至于把佛陀比作老子、孔子或者是周公。佛教最初入华的时候，便曾经依托老子的名义，所谓老子西出阳关化胡佛，这对中国人来说更容易接受。在后来的改造中，就把忠孝这样的思想深深地引入到中国的佛教思想里，最后形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间的净土宗和知识分子的禅宗。净土和禅宗，一个是称念，一个是顿悟；一个是口念阿弥陀佛，每天道万遍乃至十万遍就可立地成佛，一个是不立文字只指人心。但是这两者都跟印度佛教的那种要求人苦修苦行，以及弃世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更重要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加入了中国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对彼岸的那个虚无飘渺的事物采取鄙夷态度。今天到中国的寺庙里去看，老百姓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什么?绝不是为了达到一种无他、无我、六根净绝看破红尘、涅礴的境界，而是求子求孙、求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全部都是人世的。所以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改造很明显，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同化能力。

下面再看看西方。西方也有很多传统，但是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和中国这种“夏夷二分”以及“以夏变夷”的基本传统，其基本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至少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或者叫做日尔曼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基督教等同于日尔曼，但是这三种传统差异非常之大。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就像一个人孩童和青年时代的那种和谐的灵和肉、现实和彼岸，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力求达到一种和谐，所以希腊文化是非常美的，它表现了一种童年时代的文化。但是到了罗马文化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潮流里边了，其结果就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堕落、声色犬马以及对整个人类高级精神文明的践踏。当然它也导致了世俗的发展、帝国的膨胀、帝国的繁荣、法律的健全，以及财产法权关系的健全。到了基督教时代，又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说罗马文化是物质主义的，那么基督教文化就是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把眼睛盯上“天国”，这样就导致中世纪整个历史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性的异化，使大家都把现实的生活当做应被唾弃的、邪恶的、魔鬼的化身。每个人都把眼睛盯上了虚无飘渺的天空，导致了中世纪经济的落后和文化的愚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把眼睛盯着“天国”的时候，实际上心里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物欲的邪念，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最可怕的一种现象，就是二元分裂，即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最后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晚期的普遍虚伪，这些情况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其他的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著作里边都可以读到。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又出现了一个合体，它把罗马的、希腊的、基督教的东西尽量地融合到自身之中，既有希腊的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的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

西方文化在这些渊源传统之间采取了一种和中国以夏变夷的模式，或者米亚得模式完全不同的模式。这种模式叫做融合更新模式。以夏变夷这种模式，导致自身的稳定，导致了一种所谓的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以及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而融合更新模式不断地自我否定，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不断地跃迁，不断地相互否定，也导致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德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学的概念，叫“轴心时代”。他说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中间，在三大文明地区——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雅斯贝尔斯称之为“深呼吸”)，而这个变革的结果，导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产生，当然他把儒家的思想也称之为宗教，这个说法可能是不妥的。他认为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重大精神变革，所产生的精神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精神根基。当时中国和西方一样，浓郁的迷信色彩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但是经历了“轴心时代”以后，中西文化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可以说在“轴心时代”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我可以把它分为两步来讲解。第一步是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的转换。“巫”就是“女巫”，“觋”就是男巫，巫觋精神可以说是整个殷商时代非常浓郁的一种主流精神。第二步转换就是从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的转换，最后转换为孟子所谓“四端之心”，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过程。那么我简单说一下这两个过程，并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殷商时代人们崇拜的对象非常多，求神问卜，尊神事鬼非常盛行。孔子后来在很多著作里面也谈到，殷商把神鬼看得非常高，到了周人就已经开始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了，这个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那么周取代了殷商的政权以后，不仅进行了政治政权的转换，而且更重要是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这个宗教革命就是把殷商时代那种天神以及先祖先妣这样的一些带有血缘崇拜和自然崇拜色彩的鬼神转变为与人有着种种宗法关系的崇拜。这种崇拜是一些外在的规范，而不是人格化的神了。比如说周初期的时候，取代帝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天，周代人非常崇天，崇天命。如果我们说殷商人崇拜的最高神是帝，那么周人崇拜的最高的神就是天。“天”最初在甲骨文里只是一个表示方位的词，画了一个小人，上边一个方块，就是表示很高，而到了周人，逐渐就和所谓天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威慑人的一种道德的抽象力量。因此在这个方面，中国文化奠定了这样一个发生的过程，就是从内向外，因此我们只需要从内心求就可以所谓“成己成物，内圣外王”。孟子在《离篓·下》里面非常清楚地说，“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因此一个人只需要修身养性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我们说开创了一个内敛的过程以后，中国文化就专注于人内心的道德良知的发掘，说到底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几千年中国儒家文化基本上就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者基本精神，这就是一种伦理精神：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出这个世界。从内在到天命，所以一个人从道德修为开始便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到了七十就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这就是一个从内向外的发生过程。

我们再谈谈西方，西方在同样的时间也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恰恰是一个超越的过程，它不是内敛，而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这个超越过程就是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希腊多神教非常可爱，充满了感性的、活泼的、明朗的色彩，我们喜爱宙斯、阿波罗、阿佛洛狄忒、雅典娜等等这些神，因为他们跟人是同形同性的，既有人的形体，也有人的性情，所以我们觉得他们非常可爱，非常美。殷商时代人相信的那些先祖先妣，大概也是具有这样特点的一种自然崇拜。在希腊之外还有一种不能严格算是西方文化的宗教，那就是希伯来，也就是以色列。犹太也有一种宗教叫犹太教，它也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和希腊宗教不一样，犹太教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宗教，这种差别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民族自身的命运而导致的。希腊民族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无忧无虑生活在爱琴海畔，其自由天性就表现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因此希腊的神都是一些欢快明朗、无忧无虑的神情。但是犹太民族，自从公元前14世纪来到迦南以后，先是被埃及人统治，后来先后被亚述、巴比伦、赫梯、波斯以及马其顿、罗马帝国、塞琉西王朝等统治。由于犹太民族长期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幸意识，他们就把这种不幸根源，归结于自己的不洁，以及对上帝、对神的不虔诚，于是又导致了一种所谓罪孽感、罪孽意识。所以在犹太教里边充满了罪孽意识，一个人克服自己对神的不虔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因此犹太教充满了律法主义色彩。律法主义特别强调规定，比如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用，这些东西必须要奉献给神等，禁忌非常多。但是基督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走向了一种对形而上的超越的神的崇拜。这个转化过程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化，从自然崇拜，明朗欢快活泼的希腊多神教，以及外在刻板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到后来完全鄙视现实，崇尚天国，超越的基督教的转换。这个转换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转换，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不再关心肉体，不再关心物质生活，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天国，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下面我们归纳一下，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经过了两个阶段的转换，最后导致了一种关注于现实道德修为的协调的精神，即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同时，西方文化通过从自然主义的希腊宗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换，导致了人们都把眼光关注于天国，而对现实的物质生活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鄙夷的态度，从而导致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就是在“轴心时代”，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一个是内敛的，一个是超越的。

下面讲一讲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官方皇帝都要祭天、封禅、拜祖、祭孔，进行这些重大的活动，于是西方人觉得这是一种宗教。但实际上，大凡儒家知识分子对以下事实都是非常清楚的：从周公旦开始，《周易》里边就有这样的话，叫“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天、神、鬼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教化，我们相信鬼神，说到底只是为了劝善，不是为了信仰而讲道德，而是为了道德需要才拉出一个鬼神的幌子吓唬老百姓。这一点，儒家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表示非常清醒。因此，中国传统的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都是不信鬼神的，即使他们说鬼神，也不过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以为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容易相信这些东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十八层地狱，以及上刀山下火海等恐怖的景象，对于一个人的现世的道德行为，是具有很重要的警戒作用的。大家都害怕了，当然就尽可能向善了。所以尽管有神道设教这种现象，但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神论的文化，神鬼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真正的儒家分子不相信神鬼。

中国人真正的功夫，看起来是真心诚意，但实际上是修齐治平，这样讲并不矛盾。中国文化内敛的过程，是指中国整个先秦文化，经过殷、商、周代向儒家转换的过程。至于这个文化精神形成以后，即那种自觉的、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成以后，每个人就只需要从自己内心去发掘，从我做起，从内心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日常事件和现实世界做起，其中最现实的，无非就是道德修养，真心诚意。修身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为以及现实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所以就无暇去顾及六合之外的鬼神。这样，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至于过分地由于宗教信仰而走向迷狂。当然，中国封建社会也有很多糟粕和摧残人性的东西，这主要是从宋明理学以后，“四维八德、三纲五常”这些东西把中国文化变成了，外在的一种规范，这和儒家本意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由于关注现实、关注道德、关注于经世致用的实践动，以及非常强烈的人世精神和“陇患意识”，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总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使得他们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实践活动中，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繁荣昌盛。因此相比起西方中世纪，中国文化是非常辉煌繁盛的，同时也不具有很强烈的向前追求的欲望。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边所说，“中国人是随遇而安，得到一点快乐，就享受一点快乐，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追逐”。所以这样也导致了中国文化固然在中世纪即封建时代曾经繁盛，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就开始衰弱，尤其是当西方迅速地发展的时候，中国文化就相形见绌了，而且每况愈下。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儒家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既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繁盛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为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承担主要的责任。

西方文化则恰恰相反，它走向了另外一个维度。基督教文化导致了人们对现世采取鄙夷的态度，人们整个眼光都盯着天国便导致了一种宗教迷狂。宗教迷狂到中世纪以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因此在早期，基督教作为一种受罗马帝国摧残和迫害的宗教的时候，有些少数的圣徒能够洁身自好成为一种道德楷模，并不足为奇。但是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意识形态的时候，要求所有的人都像早年那些圣徒们一样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那是不可能的。维克多·雨果说：“人有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耳朵听到魔鬼的声音。”人实际上就是在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之间撕扯的过程。罗丹有一幅雕塑，内容是一个人从动物中间试图挣脱出来，这是对人最好的写照。人一半是动物性，一半是神性，神性把我们往上拽，动物性把我们往下扯，人一生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挣扎，这就是我们的现世人生。既然人是这样一种状况，便不可能做得像上帝和神那样完全超脱于物质、超脱于肉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那种理想固然玉洁冰清、崇高典雅，但是它不近人情，所以如果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使每个人都认为只有彻底抛弃现世世界灵魂才能升上天堂，那么这个世界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双重撕扯之下痛苦挣扎，最后只能导致一种权宜之计，就是普遍虚伪。所以在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世界整个堕落、腐化、虚伪，满嘴里谈的都是崇高典雅的理想，但实际上都是蝇营狗苟的一些勾当。这就是在薄伽丘《十日谈》里边看到的一些现象。

基督教本来是上帝设在人间引导人们灵魂上天堂的一个梯阶，结果却向人们敞开的通向地狱的大门，而教会则成为最腐朽、最黑暗的场所。用14世纪著名文艺复兴大师彼得拉克的话来说，“教会成为全世界的臭水沟，所有的污秽，所有肮脏的东西，无不出于罗马天主教”。既然基督教在理想和现实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裂，和相互撕扯的绝望境界，解答办法就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这种改变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抛弃那些虚无缥渺的崇高理想，而实实在在地像一个人一样地追逐物质生活，正如罗马的一句口号，“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也是彼得拉克当时接过来的一面大旗。这种途径导致了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第二个途径就是真诚地信仰，不拘泥于外在的东西。对于人的基本的七情六欲，不应该漠视它，应该正视它，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像上帝和神那样。尽可能把纯正的理想和一种道德生活结合起来，这种途径导致了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构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

西方文艺复兴不完全是由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希腊逃亡者带来的一份厚重的礼物，而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但丁、彼得拉克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都生活在1453年以前，都生活在13、14世纪，那时候君士坦丁堡还没陷落，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以上此种说法。另一个方面，对于西方的崛起，对于西方近代或者现代的文化崛起，宗教改革起到的作用要比文艺复兴更加重要。文艺复兴可以追溯到15世纪这个被汤因比称为世界历史上重要分水岭的时期。在欧洲南部，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两者基本上是以阿尔卑斯山为界限。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点，在德国，路德教对天主教这种虚假形式的反抗，以及对天主教的道德堕落的愤慨。路德教作为一种新教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与上帝交往，而不需要用教士、教阶制度，以及繁缛的教会仪式来作为中介。路德教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的宗教，它比较便宜、比较廉洁，资产阶级没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去搞宗教仪式，每个人觉得自己内心相信上帝就够了。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内在的坚定性，就可以与上帝直接交往。第二点，在英国，宗教改革导致了安立甘教的诞生，安立甘教又叫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圣公会导致了英国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导致了国王的权力高于上帝的权力，导致了世俗国家的发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成长。大家知道，民族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所以民族国家要发展，前提就是国王的权力必须高高地超越于教皇的权力，高于上帝的权力，这样民族国家才能发展。如果像中世纪，所有的国家都是在教皇的统治之下，那么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第三点，新教的第三大主流教派加尔文教在瑞士以及北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伦理精神。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做了充分地阐述。所以我们说，新教的这三大主流教派，对于西方的精神自由、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它打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铁板一块的格局，使得宗教成为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与上帝沟通。这样，宗教就没有必要由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推行，这样也导致了西方世俗生活逐渐地受到人们重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这三场思想变革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政治领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取代封建社会贵族的政权，然后导致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完成了这三场思想的、政治的和产业的革命以后，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欧洲西北部。然后，它们开始在不断地扩张的过程中，在殖民化和西方化的过程中，把东方那些传统文明一个一个从地图上抹煞。

中国文化面临着从西方来的威胁。中国文化虽然在中世纪非常繁荣，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崛起，开始相形见绌，相对落后，其结果就使得中国人进一步地深思、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根本的问题，既不是在于器物，也不是在于制度，而在于中国人的观念，在于国民性。首先要对国民性进行改革，这样一种反思，这样一种更深入的认识，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近代以来蔚为壮观的“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不仅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而且精神也不如人。但是，正当中国的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由于中国殖民化程度在加深，所以一个方面中国在接受西方的东西，一个方面西方人继续对中国进行殖民主义的侵略。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比中国优秀，但中国人毕竟有自己做人的尊严，有中国的人格，有中国的国格。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重新发现，中国要想发达、要想强盛，必须广泛吸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同时，通过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的经验，又得出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文化后头走，我们永远都只能是第二流跑龙套的角色。所以一个民族要想强盛，固然不可夜郎自大，但是也不可妄自菲薄，这两种极端都是要避免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经过近代以来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首先是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基本的精神资源、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地吸收西方的各种先进的文化，吸收各种精华，然后在自身融合更新的基础上，继续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本文系武汉大学哲学系赵林教授在沈阳大学所做学术报告的文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