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最近，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蛙》不应和大江健三郞画等号

2002年莫言就完成了《蛙》的初稿，讲作为剧作家的“我”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与舞台上、剧场中的一切纠缠在一起。“当时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写，重起炉灶，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

莫言说，小说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通信对象是日本作家，也有大江健三郞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2002年日本电视台拍摄莫言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做嘉宾去了高密，他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莫言还带他拜访过姑姑。

“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我要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莫言说。

小说中，莫言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莫言直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难过。“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真切，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在作品最后，出人意料地以话剧结尾，在莫言看来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在提速，情感在升温，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

尽管在诸多评论家看来，莫言的写作技巧已是炉火纯青，但他却觉得，在《蛙》的写作中，越写越觉得没有技巧了，越写越觉得笨拙。“刚开始时像刚学会开车的人，觉得熟练。后来，越来越小心翼翼。如果老让人觉得你是在炫技，老让人觉得你是玩花架子，其实不是成熟的表现。像金庸的小说中，真正高手不玩花架子，一剑封喉。到了最高的技巧，让人看不出来，但是要命。”

很多作品的故事背景打着“高密”标签

在《蛙》中，莫言毫不留情地展示知识分子的善良和软弱。因为“蝌蚪”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包括“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高密东北乡的描写。

莫言坦率地说：“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也是小说叙述的必要。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我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是把高密当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来写。关于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凌空展翅的高架桥，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区，各种现代化的医院，重建的古老庙宇--一方面是中美合资的医院，旁边是象征古老传统的娘娘庙。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当下社会的缩影来写，这是我的野心。”

在莫言眼中，蝌蚪只是有一点文化的“准知识分子”、不及格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人中的大多数。论正直他们还算正直，论善良也还善良，但他们的懦弱是天生的，他们不敢与人争锋，能够忍气吞声。这样的人，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也是文化人的大多数，要允许他们生存，毕竟是他们在做着最基本的工作。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说。

自2001年推出潜心5年完成长篇《檀香刑》后，莫言开始匀速拓展长篇创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他的很多作品，其故事背景都打着“高密”的标签。对此，莫言的解释说，得先把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敢说为他们树碑立传，但要把他们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

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最近，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蛙》不应和大江健三郞画等号

2002年莫言就完成了《蛙》的初稿，讲作为剧作家的“我”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与舞台上、剧场中的一切纠缠在一起。“当时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写，重起炉灶，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

莫言说，小说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通信对象是日本作家，也有大江健三郞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2002年日本电视台拍摄莫言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做嘉宾去了高密，他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莫言还带他拜访过姑姑。

“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我要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莫言说。

小说中，莫言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莫言直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难过。“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真切，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在作品最后，出人意料地以话剧结尾，在莫言看来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在提速，情感在升温，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

尽管在诸多评论家看来，莫言的写作技巧已是炉火纯青，但他却觉得，在《蛙》的写作中，越写越觉得没有技巧了，越写越觉得笨拙。“刚开始时像刚学会开车的人，觉得熟练。后来，越来越小心翼翼。如果老让人觉得你是在炫技，老让人觉得你是玩花架子，其实不是成熟的表现。像金庸的小说中，真正高手不玩花架子，一剑封喉。到了最高的技巧，让人看不出来，但是要命。”

很多作品的故事背景打着“高密”标签

在《蛙》中，莫言毫不留情地展示知识分子的善良和软弱。因为“蝌蚪”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包括“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高密东北乡的描写。

莫言坦率地说：“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也是小说叙述的必要。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我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是把高密当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来写。关于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凌空展翅的高架桥，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区，各种现代化的医院，重建的古老庙宇--一方面是中美合资的医院，旁边是象征古老传统的娘娘庙。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当下社会的缩影来写，这是我的野心。”

在莫言眼中，蝌蚪只是有一点文化的“准知识分子”、不及格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人中的大多数。论正直他们还算正直，论善良也还善良，但他们的懦弱是天生的，他们不敢与人争锋，能够忍气吞声。这样的人，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也是文化人的大多数，要允许他们生存，毕竟是他们在做着最基本的工作。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说。

自2001年推出潜心5年完成长篇《檀香刑》后，莫言开始匀速拓展长篇创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他的很多作品，其故事背景都打着“高密”的标签。对此，莫言的解释说，得先把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敢说为他们树碑立传，但要把他们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

写作改变莫言命运

与大多数人的创作经历相似，莫言最早的阅读是从小人书开始的，小人书读完了就半通不通地硬读大人书。书读得多了，就跃跃欲试地想写。“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功利、很世俗，希望能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吃饱饭，跳出农村。后来真正地走上了创作道路，创作的动机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莫言在河北的《莲池》发表了处女作，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凝还从自然来稿中编发了他的第一篇散文。1984年莫言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老师的指导和文学热潮的刺激下，他悟到很多东西。《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更使他“名声大震”，《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使莫言一夜成名，走向世界。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很多作品，但人们记住的，也就是那么几部，甚至只有一部。而被记住的这一部，往往并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进入90年代，莫言把精力主要放在了长篇创作上。写出了《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后，他又创作了《牛》、《我们的七叔》、《30年前的长跑比赛》、《野骡子》、《拇指铐》等中短篇小说。

“许多人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奠定一个作家的地位。这样的认识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把问题绝对化了就不一定对了。我认为短篇、中篇、长篇不应该是等级递进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写出好的长篇可以成为大家，没写出好的长篇但写出了好的短篇照样可以成为大家，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莫言说，在西方，短篇小说集子经常会成为畅销书，一个作家完全可以靠着一个短篇集子奠定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但这种现象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有时候，读者也需要引导。

莫言式幽默始终含着泪

与早些年相比，莫言近期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反而少了。他觉得，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不必考虑影视的问题，尤其不能为了吸引导演的眼光来牺牲小说的艺术。“这几年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越来越难，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里有很多超现实的描写，写一个人去世后转化成各种各样的动物，也许可以拍成动画片。《蛙》要改编成电影难度也很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自由，有人天然就和影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才华。”

多年前莫言在纽约为《酒国》英译本签名售书时，解释自己的笔名是因为小时候话太多了，才取笔名“莫言”，要自己少说一点。实际上他不仅口若悬河，小说语言也是绮丽多姿，引人入胜。在莫言看来，小说中偶尔使用方言，是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需要。“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声腔，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法宝。所有人物都说一样的话不符合人物的性格，也放弃了中国小说的拿手好戏。”

在很多作品中，莫言讲述的故事悲苦沉重，但他的叙述笔调保持一贯的幽默，莫言说，自己的幽默是始终含着泪的幽默。种种的不如意和苦难都得承受，又不能一头撞死，幽默就产生了。幽默不是产生在悲观的心理基础上，而是产生在绝望的心理基础上，这是莫言式的幽默。

如果说，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小说家才逐渐被认识的话，那么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家和出版方也开始慢慢理性化了，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莫言认为：“自己的小说引起较多翻译家的关注和西方出版者、读者的兴趣，还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不是政治原因或其它原因，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要看作家是否写出人类普遍的境遇，是否写出了打动了所有国家、所有人的情感。

在台湾版《蛙》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在《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的心态也与以往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娃》是一部冷静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灵魂的小说。我们过去都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放大镜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人只要认识到灵魂深处的阴暗面，才能达到对别人的宽容。作为作家，应该对他人抱有同情。哪怕他是十恶不赦的恶棍，那怕他无中生有地造我的谣言，那怕他将唾沫啐到我的脸上。因为他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成为恶棍，是他的最大不幸。如果能达到这一高度，才是真正的宽容，才能达到真正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