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球经济危机波涛汹涌，中国经济也面临空前困难的时候，中国的出版业却没有呈现出萎缩之势，反而亮点不断，好书频出。日前，记者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社科图书出版中心主任胡性慧处了解到，国内知名出版人、书评人和专栏作家刘明清先生的新著《从愤青到思想家》一书即将于4月底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事实上早在今年春节后，有关该书的消息就已经在一些媒体朋友中悄悄传播了。最近刘明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文青”是60年代人的共同理想

记者：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位资深的出版人、发行人，主持操作过《大国崛起》《于丹〈庄子〉心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等多部超级畅销书的市场运作。你是什么时候走上著述写作道路的？

刘明清：的确我的本职工作是做图书出版发行，从业有近20年的时间了。近年来，有幸主持参与了一些著名畅销书的市场策划与推广。然而，我更热爱著述与写作。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之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学里做教师和编辑。可以说，与今天的70后、80后青年不同，他们出生的年代，正值我的青春岁月。那个年代不仅是我们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年代，也是中国思想文化风云激荡的年代。

上世纪80年代青年和大学生都以热爱文学为最时尚的追求。而文学也确是当时最勇于打破传统枷锁、思想最解放的领域，从“伤痕文学”到“朦胧诗”，都曾经给予了我极大的思想震动和启迪。特别是以北岛、顾城为代表的“今天派”诗歌作品，不仅是我个人的最爱，我相信也是我们一代青年人的最爱。记得1982年顾城曾经到中国政法大学做讲座，几乎风靡了校园。因此我的写作也是从文学创作开始的，或者说从写诗开始的。

我自己写作的入门导师是我的父亲，他是中学教师，年轻时曾经在《辅导员》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虽然他教物理，却非常支持鼓励我读文学作品和写诗。

记者：在你的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讲到海子和他的诗歌创作。你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今年是海子逝世20周年，媒体上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

刘明清：海子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其时，我还在学校读书，他在校报做编辑。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海子那时也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到处投稿，却很少有刊物发表他的诗。因此他创作的诗都是自费打印的，在朋友当中互相赠阅。我收藏过他2种油印诗集。另外，我曾经存过一本芒克的油印诗集《旧梦》，他借阅过1个月的时间，后来完璧归赵。可惜，那时没有“伟大的互联网”，如果有的话，我相信海子一定会写博客，将他所有创作的作品放到网上供喜欢他的读者欣赏。海子是非常渴望与人交流的，尽管他是个内向和容易害羞的人。1985年我毕业工作后便与海子断了联系。应该是1987年我借宿昌平政法大学宿舍时，曾经与海子做邻居，也应邀到他住的家里长谈过。后来我住到城里的民族学院，直到1989年他自杀，没有再联系过。

在我看来，海子只是一个天才的抒情诗人，他的阅读范围多局限于文学和美学领域，原创性的思想价值似乎有所缺憾。

“愤青”才是我思想的实质

记者：有熟悉你的读者，称你为“老愤青”。你也将即将出版的著作命名为《从愤青到思想家》。你真是那么愤世嫉俗吗？

刘明清：国家从贫穷走向小康，从封闭走向开放；思想文化从大一统、独尊到解放和多元化，如此巨大的历史进步过程，我也算是一个亲历者。自己几十年平凡的人生道路，虽然没有大的波澜，却也不乏小坎坷、小折磨。特别是思想深处总有一种不能释怀的担当意识，因此在听到、看到、遇到不平事、阴暗面，自然无法置之度外，泰然处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也就只好诉诸笔端，抒发情怀了--这恐怕就是我被认为“愤青”的原由所在吧。

我自上世纪90年以后，就不再看诗写诗了，也不热衷于文学作品了，而转向了人文阅读，特别是思想史的阅读。因为我发现，文学无法解释世界，而常常让人走向彷徨。就如同我们一向推崇的鲁迅一样，读鲁迅我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光明，而只是看到阴暗、看到吃人和毁灭。但是读思想史特别是中国思想史的时候，虽然也会压抑得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却让我们知道和了解自己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是如何造成的，并如何驱散苦难，亲近自由与幸福。我曾经认真研读过李泽厚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顾准文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并花了大量精力杂览中外历史、经济、文化方面的著作。

其实，王小波也是一个彻底的愤青，尽管他长于文学表达，但骨子里却是追求自由的思想者。当然还有一向令知识界尊敬的李慎之先生，他生前自述有很深的“士大夫”情节，在我看来也该算个标准的资深“老愤青”。

记者：你谈到的上述一些作品和学者，我估计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多数已经很陌生了。如果在自己的书里“鼓吹”那些过时的东西，你会不会担心失去青年读者？

刘明清：我没有这样的担心。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里教书，经常接触青年大学生；从事出版工作以后，也有机会接触了众多的青年作者和读者。现在读书界、出版界最大的问题是思想缺失，有真知灼见的书，有锋芒的书，越来越少。这是非常悲哀的。青年人需要思想的启迪，需要建立具有世界普世价值的“良知”思想系统。出版这本书，事实上我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愿意做一个促变分子

记者：那么就将你的《从愤青到思想家》一书的主要内容向我们读者透露一些好吗？

刘明清：这本《从愤青到思想家》汇集了我十年创作的读书随笔和思想评论。大部分文章在报刊公开发表过。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回归常识”。这部分文字是本书的核心，针对近十年来发生的一些文化事件和我尊崇的一些知识界人物发表的评论。如针对1999年7月发生在美国的烟草索赔案，提出了人权利益高于经济利益的观点；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认为是所谓“亚洲价值观”（以国家资本主义实质是权贵资本主义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破产；另外对于遇罗克、顾准、王小波、李慎之等思想解放先驱也做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评论。二是“人生的坚持”。这部分文字涉及的是我对情爱、家庭、事业的观点。最精彩的文章当是对张爱玲爱情的剖析，这些文章曾经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另外我也不认同事业高于生命的传统观念，因此对于艺术家陈逸飞、哲学家兼学术书店创办人王炜的为事业献身英年早逝，我表达的不仅是景仰而更多的是痛惜。三是“阅读的快感”。这部分则是完全的读书随笔。可能一篇对于周国平回忆录的批评文章，最具有参考价值。最后，四是“给未来打算”。这部分文字是我的经济评论。自然我不是一名专业经济学者，但是在经济学阅读学习方面，我是真正下过功夫的，而且自己也在高校讲授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以，在见解方面，从来自信不输于那些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我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表达的观点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读者可以看到，2007年下半年我就率先发表过国内资本市场将步入熊市，整体经济将步入下降期的看法。

总结起来，我用“杂览主义与理性思考”，“风花雪月与人文价值”这两句话来概括书的特点。其中的核心价值便是“自由与理性”。前不久，我与司马平邦兄等诸位名博主见面，我讲自己是一个“促变分子”，众友人皆会心大笑。是的，在目前文化与社会背景下，我非常愿意做一个“促变分子”！我愿意促中国变，越变越文明，越变越进步，越变越开放，越变越富足，越变越自由，越变越民主，越变越美好。现在我们依然怕的是不变，是形式变内容不变，是口号变行动不变，是谨小慎微的变而不是思想解放的变。不变，我们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与未来的。我也希望促世界变，让世界变成真正的和谐大家庭。

当然我“促变”的方法，只是用自己并不聪明甚至有些迟钝的大脑来独立思考，然后用笔写出文字来。“秀才人情纸半张”，我对于美好世界的憧憬与热爱，只能诉诸于我的笔端。

今天是一个人人皆可做思想家的

记者：既然你前面提到当下读书界、出版界思想缺失、真知匮乏，为什么还认为今天是一个人人皆可做思想家的时代？

刘明清：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伟大的互联网”几乎让每一个使用电脑并愿意发表意见的人有了自由表达的机会。特别是博客的兴起，更是让每一个思想者表达思想成为可能--这可是在过去没有互联网和电脑的时代里不可想象的，那时是出版垄断了思想家的生产。出版的门槛太高，有机会公开出版自己思想作品的人总是社会的少数精英分子。而博客则彻底让思想“普罗化”、大众化了，也让思想家大众化了。同样正是由于互联网信息如此地自由、思想如此地泛滥，所以也让我们越来越难以阅读到、捕捉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就我本人而言，自己更愿意通过阅读一些喜欢的博客来实现自己思想的启迪与共鸣，而不是去阅读那些粗制滥造的垃圾图书。

当然读书仍然是我的最爱。虽然我实践杂览主义，却只读自认为的那些经典书与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