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被毛泽东赞誉为“人民的音乐家”；他短暂的一生创作了500多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为中国的新音乐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就是冼星海，广东番禺人，出生于澳门，他的《黄河大合唱》你一定听说过。

《黄河大合唱》鼓舞民族抗日

音乐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冼星海在西方求学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回国途经伦敦时，英国海关竟不准他入境，被扣几个小时。

回国后，他曾指挥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可这个乐队从指挥到演奏者却没有一个中国人。他深切体会到民族受压迫的苦难，从而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并以音乐发出了解放的呐喊。

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成了名人。国民党想利用他写颂歌，惟利是图的商人也重金收买让他写“桃花窝里美人多”之类的商业歌曲，他都不为之所动。他精心为进步电影《复活》、《雷雨》、《大日出》、《夜半歌声》配曲，而且为了抗日救亡不要任何报酬。1938年冬，冼星海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

1939年春，延安一个窑洞里，诗人光未然一气呵成地朗诵完新作《黄河吟》。冼星海听罢，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要为诗谱写成“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冼星海把多年来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灾难的忧愤，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颂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全部倾注在这部音乐创作中，犹如奔腾的黄河，一泻千里！仅仅用了六天时间，一部八个乐章、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就创作完成了！

冼星海在延安指挥《黄河大合唱》排练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有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选成效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黄河大合唱》从此传遍了延安，传遍了中国，飞向了世界。

《黄河大合唱》反响如此强烈，震撼人心，因为它唱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周恩来说：“我们多少同志正是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行斗争的。”《黄河大合唱》确实像一支永远震响的号角，鼓舞人们在新的征途上奋飞。

“星海精神”指引后代为国奉献

1940年，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前往苏联执行任务，为电影《延安与八路军》进行音乐创作和后期制作，当时女儿冼妮娜只有几个月大。

1945年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冼妮娜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就只有出生后的几个月。“我对父亲的印象一方面来自母亲的讲述，另一方面通过跟父亲的学生接触，从他们的身上去了解。”冼妮娜说，长大以后她唱父亲创作的歌，看他的论文、书信、日记，参加一些纪念活动，通过各种方式了解父亲的一生。

虽然不曾与父亲交谈过，但冼妮娜对于父亲冼星海的印象却清晰而深刻。“父亲是一位有着坦荡胸怀、赤诚心地、深沉而炽烈感情的人，为了革命事业，他远离祖国和亲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离别的愁苦，病痛的折磨，都不曾使他放弃生活的信心和共产主义信仰。父亲曾说过，‘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的所能贡献给民族，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的。’”

冼妮娜没有像父亲一样学音乐，由于当时国家建设的需要，她在读大学时选择了工科，毕业后从事飞机制造工作。“虽然我和父亲从事的工作不同，但我们的人生目标都是爱祖国、爱人民。”冼妮娜说，“‘星海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国家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也一直以此来教导子女、激励子女。”

父亲坦荡赤诚的精神早就融进了冼妮娜的血液中。在冼妮娜家里，几乎没有一件成品家具，书架是女婿用集装箱改装的，桌子、凳子是女婿用废木板拼装的，这些简易的家具都没有漆过，裸露着古旧的原色。家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她从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退休后，她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父亲手稿、曲谱和论文的整理中。“有这样一位前辈，我们就有责任去学习和宣传他。”冼妮娜说，希望父亲的精神能影响和激励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