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培养人是要花钱的，但是更要在懂教育的基础上花心思。仅有钱是堆不出一个好教育的。

办好教育，应该先花心思再花钱。否则，就会不断地出现劳民伤财的蠢事，比如全国各地大搞教育“大跃进”，建教育城，成本大增的同时，将学生由“人”变成只能够像养鸡与养猪数头数的教育。

花心思首先就要思考教育的内涵。教育为何？教育何为？心中有一个教育目标。这些问题非得花一番心思不可的。教育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教育哲学问题，要将人与社会的那些关系弄清。古今中外那些思考人与社会的经典名著，并不是无用的书，而是我们值得好好“花心思”的园地。现在一些教育改革者，常常一上来就要求“操作细节”，在完全没有弄懂教育的内涵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地“操”。把教育改革变成单纯的技术主义的改革，正是这种诉求的结果。

教育是最忌讳急功近利浮躁思想的事业。那些将教育精密地算计为金钱与权力的筹码，视为荣誉与官位的手段的人是永远也办不好教育的。先花心思再花钱，就容易花少钱办好教育，能够把钱花到点子上。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认识清楚的地方在于，第一，教育是值得大大花钱的事业。第二，只有花好了心思，教育的钱才花得值。好钢才能够用到刀刃上。

教育花心思的地方就是教育公平问题，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平等第一，然后才是其他。作为政府层面来说，思考如何使教育变得公平，这才是大的方向。现在的问题却是把心思花在教育如何产业化，如何把一间学校打造成窗口学校、示范性学校，再考虑如何把这间窗口学校示范性学校变成政府的摇钱树，来掏平民的腰包，支持地方财政公车开销与公款吃喝之类。这是目前教育最严重的问题。

其实作为基础教育来说，只要做到了教育公平，就等于有了教育的真正生命活力。凡有教育公平的地方，就会有社会的真正和谐，也才会有社会的真正文明。办教育固然不能够没有钱，但是，钱并不是第一位的。日本二战结束之后，整个国家只有两个城市没有被美国的轰炸，从二战日本的纪录片来看，当时的日本，整个国家变成了战争的一片废墟，但是就是在这片废墟上，日本凭着美国人为他们订立的宪法条款：“日本国民有因其能力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六十多年来，正是对这一条宪法条款的尊重与认真执行，他们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教育与世界一流的社会。教育的问题有时是很奇妙的。她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乎公平公正。像日本二战结束的时候，重新建国，整个城市常常连一间完好的房子用于做教室都找不到，学生们常常只有在露天里上课。但是，只要每一个学生都如此，那么，人们的内心就仍然能够接受，否则，一边是穷人的贫民窟学校，一边是超豪华的贵族学校，一边培养着学生的仇恨意识，一边培养着学生的歧视心态，办这样的教育,花再多的钱又有何意义？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因为，孩子生来是无罪的。他们出身的家庭，他们的出生地，他们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孩子们自然不能够为成年世界的不公与龌龊去承担责任。同时从社会的功利角度说，每个孩子将来都是国家的公民，每个人都会形成他人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对一些孩子的歧视，必然导致这些孩子的仇恨，最终其实大家都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中。

日本人能够在二战之后的一片废墟上迅速地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看看，日本二战结束的时候，当时国民党《东南日报》驻日本记者，赵浩生先生的回忆录。

在占领下的日本，作为战胜国的公民是非常舒服的，与普通日本人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拥有美军特权的人，生活上更是应有尽有。在和日本人交往的时候，哪怕送一包烟、一块肥皂，他们都会感激不尽。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战后日本之穷，而是他们穷得非常平等，从天皇到平民，过的都是穷日子，没有任何特权阶层。

有一次，我请日本首相片山哲夫妇和他们的秘书在“外人记者俱乐部”吃饭，主菜是美国的南式炸鸡，就是今天流行的肯德基炸鸡。每个人半只鸡，放在精致的小篮子里，端上来请客人享用。可是片山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我一再请她尝尝，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对秘书悄悄说了一句话，秘书告诉我：“夫人想带回家给孩子吃，不知道行不行。”我闻听立刻告诉她请尽情享用，我会再要几份炸鸡让她带回去给孩子们吃。片山夫人站起来连连鞠躬道谢。这件事使我感慨万千，一个相国之家，居然也和老百姓一样受苦，这个国家实在不可小看。（赵浩生回忆录之二,载《大地》，2001年第18期。）

其实这段叙述的文字里蕴藏了日本二战后能够迅速崛起的全部奥秘，看看日本上到天皇首相，下到平民百姓，那种平等观念，特别是教育上的平等观念与行动，在日本孩子内心埋下了美好的种子。对照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大国办穷教育，一方面是越来越不公平的教育，在折腾了六十多年以后，我们这个噩梦还没有醒过来。现在也应该醒一醒了。

200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