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有关拉动内需与刺激消费问题的分析文章贴在博客上以后，我看到有位网友留言说：“现在不是停下来争论的时候，果断行动才是第一位的！”
我想我能够正确理解这位读者的意思以及他的焦急心情，的确，挽救衰退中的经济如同救火，眼见房子都快烧塌了，怎么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辩论“该不该救”、“怎样救”、“让谁来救”这些可能无休无止的口舌之争上？
自从金融海啸发生以后，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伦敦到东京、从莫斯科到堪培拉……世界各国政府都先后出台了许多提振市场、刺激经济的政策和计划。这既反衬出危机的严重性，也体现了各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更是对民众信心的有力鼓舞。不过我觉得，有一条基本的道理，或许是担心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的缘故，就算是一向标榜民主的美国政府，都没有坦率地告诉民众：政府的能力其实也是十分有限的。假如事情真像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危机到来时只要政府全力应对，拿出几套振兴规划或应急方案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么人们不禁会感到奇怪：危机怎么还会发生？——危机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政府都有足够能力对症下药，药到病除，那它理应更有办法防患于未然。既然政府如此有能力，它早干吗去了？事实上，情况可能正相反，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大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政府本身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真正的信心绝不会来自懵懂无知或盲目乐观，而应当是对问题有了一个全局性的清晰判断之后的充实感。当你对一件麻烦事的前因后果了然于胸以后，你心里自然会生出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镇定情绪。这并不是说你能够用自己的主观努力去把握或控制整个客观事态，而是说你已经清楚地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怎么做？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能够争取到的最乐观和最保守的结果是什么？……
由此看来，讨论还是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可不像救火问题那么简单，况且救火问题本身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要不怎么会经常发生火没救成却反而赔上几条消防员性命的悲剧呢？以前我们常挂在嘴上的那句“不争论”的格言，是特指那些“姓资姓社”之类的泛意识形态争论，不应该简单僵化地套用到对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具体分析上。这就好比救火时，我们的确不应该为失火房子的主人是一个资本家还是一个老红军而争执。
如果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看作是世界经济的一场大病的话，我们在匆匆忙忙开药方之前，首先要诊断清楚病情和病因。
奥巴马的7800多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但掌声和欢呼声并没有淹没分析人士的冷静批评，许多人将矛头对准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以及对缺乏偿付能力的“房奴”的救助。在他们看来，前者的问题在于政府介入会使资本市场受到扭曲甚至失灵，最终使纳税人和这些金融机构股东双方都蒙受不愿接受的损失；而后者则更是一项奖励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的坏政策，使让那些量入为出、诚信良好的公民去为那些没有钱却要住大房子的人埋单。有些论者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巴马新政府的救市政策仅仅是把华尔街的所有问题转移到政府身上，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这里无意对奥巴马的救市方案作具体的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和运作机制的不透明，因此，如果不在加强监管和市场透明化方面作出重大的改进，目前这种“这里300亿、那里500亿”的哪里漏了就补哪里窟窿的做法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甚至很可能造成许多新问题。说到底，市场之所以缺乏流动性，并不是社会上缺钱，而是缺少对未来的信心。因此，美国民众眼下最为期待的也并不是从政府那里得到无偿援助，而是帮助他们摆脱对未来的深切担忧。这就需要奥巴马在竞选时许诺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注资。美国人都很清楚，现在政府大手大脚花的这些钱归根结底还是他们自己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4万亿拉动内需”又如何呢？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国家投资，虽然发改委等相关政府部门多次强调，本轮政府投资并没有投向竞争性的企业项目，言下之意是主要用于交通、市政等基础建设。不过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暂时确实能够带动就业，但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它们最终都将转化为全社会的生产能力。
应该说，10年多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通过扩大基础建设投资拉动内需是取得过不错成效的，这可能也是我们把它当成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的基本根据。然而，10年前的情形与现在是非常不同的。那次危机仅局限于东亚地区，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经济繁荣景气的顶峰。因而，中国通过扩大投资而创造出来的生产能力增量被欧美近乎无限的消费能力轻易地吸纳了。虽然这种政策导致在以后10年里中国形成了日益依赖于外部需求的畸形经济结构，但这帖投资拉动的药好歹还算是管用的。今天情况完全颠倒过来，危机恰恰是源自发达国家并从发达国家向全球传导。数据已经显示，去年以来欧美消费的缩水导致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进口大幅下降。而且可以预计，这种状况即使不进一步恶化，至少也将维持两三年时间。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吸纳能力大为下降的前提下，中国国内通过扩大基础投资进一步增长的生产能力又如何得到消化呢？
说得再简单一点吧，我们用来应对金融危机的还是大兴土木的老药方——新建或扩建一大批铁路、公路、港口、电厂……其结果当然是未来我们能够制造出更多的产品，能够更便捷地运输向世界各地。可是到那个时候，这些“中国制造”卖给谁呢？向哪里去运输呢？进一步压低价格？别忘了，世界各地从我们这里的进口正在迅速减少！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和说起“内需”不足，其实所谓“内需”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相比于我们的供应，我们的需求是不足的。那么，经过这一轮以扩大投资来“拉动内需”的政策，再过几年，我们的相对内需是不是会变得更加不足呢、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不是会变得更加不平衡呢？
中国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原本未必完全没有可能逐渐转向内生能力越来越强的良性循环，例如，出口的增长能促使企业效益提升，就像过去10多年里我们看到的那样；而它又能带动居民收入增长，进而转化为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就使得企业在出口利润越来越薄的压力下有机会转向内销市场……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链条却在个人和家庭那里中断。因为增加的收入不是用于消费，而是储蓄起来。当然，这又是因为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使中国居民在消费的时候总感觉有许许多多后顾之忧在提醒自己捂紧钱袋。而居民过量储蓄使国内市场低迷，这反过来又迫使企业不得不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于是它们又不得不压低各种成本以取得价格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劳动者的收入更加难以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而获得相应提高；内需因购买力的不足而更加低迷……
这还仅仅是当前成千上万棘手问题中一个方面而已，我把它拿出来讨论一下，并不奢望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之道，只是希望引起人们对我们所面临的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的成因关注。并且我还坚持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根子在我们自己，国际上的金融海啸充其量不过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大多数方面，美国的问题与我们正相反，例如，它是创新过度而监管不力，而我们则是管制过度而创新不足。
当然，这样的讨论或许永远都是见仁见智，不可能有统一的正确答案。就像人们常说的，面对同一个病人，有一百个郎中，就有一百种诊断和一百剂药方。但不管怎么说，讨论越充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越深入。再过一个星期，全国两会就要召开。今年的两会确实应该是一次在金融危机阴霾之下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会议，但我们更应当期望它是一个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的畅所欲言且充满知识含量的辩论场，而不仅今是一个表决心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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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忙着开药方，先诊断清楚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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