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新认识文化的作用力
　　文化包括很多内容，科学技术也是文化，但是与物质生产相关的文化。本文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政治、经济、道德、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我把这一类文化叫做社会科学文化，简称社科文化。
　　社科文化也是重要的生产力，特别是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文化，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要比科技文化大得多。举例来说，1978年之后，中国政坛通过拨乱反正，肃清了极左路线的错误思潮，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在此后的20年里取得了大发展。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文化，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在中国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文化的作用显露得十分明显。政治文化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重要因素。
　　我在今天之所以要强调提出“社科文化是第一生产力”，主要是针对“科教兴国”这一口号，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一个重新需要新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文化推动的关头。没有再一次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推动，中国的经济将陷入后继无力的状态，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种种矛盾和积弊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和健康发展。
　　这些年来，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很大的思想认识误区，精神和思想文化的作用被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文化被搁置一边，技术至上、科技至上、物质至上、经济第一、金钱第一压倒了一切，甚至提出了“科教兴国”这种口号，文化思想和精神道德的作用被严重忽视。这种现象是拨乱反正之后出现的，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可以存在的，但长远来看决不可取。就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社会腐败、假冒伪劣、道德沦丧、信用丧失、精神空虚来看，没有精神和文化文明保障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
　　到了今天，这种轻文化重物质、轻道义重金钱的社会倾向应当加以纠正。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政治文化才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生产力。纵观历史，人类一切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都要受到精神和思想文化的支配。不同的文化对于不同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佛教与基督教的影响。崇尚遁入空门的佛教国家如印度最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尚义而轻利的儒家文化在近代落伍了，而崇尚清教伦理的基督教徒创造了现代世界科学文明和推动了世界工业化发展。
　　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反复讲过美国发生的一个故事，西部的加州斯坦福大学地区，企业文化空气相当自由，缺少东部地区的等级制观念和绅士派头，结果大批信息技术人士汇聚此地，创造出了一个IT产业基地----硅谷。而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地区由于传统观念和陈规旧俗束缚太多，最后在科研能力方面落后于西部的硅谷地区。
　　2，政治文化影响力在历史上的表现
　　社科文化对经济的发展到底起什么作用？完全可以通过大量的事例分析考察出来。世界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首先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建立在西方基督文明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化基础之上。这种新文化与传统的封建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发现和确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如自由权利、平等权利、生存权利、政治权利等。有了基本权利观念，欧洲国家才发生了资产阶级和平民革命，才推翻了封建王权和皇权，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和在人权意识基础上从事经济活动，就产生了不同的经济行为、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例如，公司制度就是建立在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基础之上的组织制度。公司的英文是Company，是伙伴的意思。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尊重各自权利的。
　　这种观念在东方封建专制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东方国家没有这种人文基础，因此，公司这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方式也不会在东方国家产生。中国自唐宋以来直到明清时代的经济组织大多是庄园主经济和皇家官府经济，这种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关系和人际关系是爷爷与儿子、孙子的关系、皇帝与大臣、官吏的关系、主子与奴仆的关系。这些经济组织中没有平等与合作的关系，缺少个人自由，只有血缘和官阶关系，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因此，这种组织的生命力和活动能量都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在没有自由权利观念的情况下，个人的发明和创造活动都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制约。
　　以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件事来考察，郑和所率领的是庞大的皇家船队，这一经济组织的关系完全是封建官僚等级制的关系，其结构也完全是官阶制和军阶制，内部组织是上下服从的关系，整个航海活动都是在一种尊卑主从的关系中进行的。而哥伦布特别是后来环球航行一圈的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基本上是合伙人性质的经济组织，大家的关系是合作的、平等的。一个共同的探险和发财的目标把大家扭合到一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在这一理念支配下，探险队员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精神和意志是与郑和船队中的成员不一样的。最终探险的成就和结果也不一样。郑和还没到非洲便半途而返，麦哲伦历经磨难完成了人类历时上第一次环绕地球旅行。官营航海与民营航海的结果在这里表现得一清二楚。
　　通过近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经济组织的表现，我们可以意识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可以直接影响到它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中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益，最终产生不同的结果。欧洲国家由于最早打破了封建专制的皇家所有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确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以民本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公司便大量发展起来。公司文明可以产生大企业、大生产，并具有极大的开发力和创造力，公司所有制相比较起家族所有制和皇室所有制来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和优越性。公司所有制的实质是公有制，而家族所有制和皇家所有制的本质是私有制。
　　资产阶级的出现也是一种历史进步，资产阶级最大的意义是：平民与王室分享天下财富。在封建社会里，所有的臣民和财富都是皇帝的附属品。象中国，“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例如中国周朝的分封是按皇帝的血缘关系分封的，此后，任何一个封建朝代的分封都是以帝王家族血缘关系来分封的。天下实质上是掌握在皇帝一个家族手中。一个家族便霸占了整个社会，这便是封建社会的实质。因此，封建社会才是真正的私有制，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封建主义私有制发动的革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社会财富才从皇家独有变为资本家和平民所有。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社会才将人民应该得到的权力和财富从皇家家族中夺过来，人民才拥有了权力和财富，而这一变革无不是新的人文文化----民主政治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有了民主政治才有了公司公有制和公共税收，才有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福利。西方国家逐渐有了公共的国家图书馆[马克思得以在里面免费地阅读]，城市里有了公共绿地即公园，有了公共艺术场所----大歌剧院，有了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校----大学。相比较起来，在封建王室所有制和官僚家族所有制时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几乎没有。中国的古代城市几乎没有公园和公共广场，更没有公共图书馆。中国古代城市的园林都归封建帝王和王公大臣独家所有，象北京城内，明清时期所有的园林空间都属于皇帝和贵族，平民百姓根本无缘享受园林生活。
　　中国建国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所有制改造，是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反动，是将个人财产全部变为公共财产，从封建主义的大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大公。但是，物极必反。大私固然不好，大公也多有弊端。中国建国后所搞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将公民权利彻底剥夺的大公，在一定程度走上了反私有制的极端。实践证明，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制度压抑了人民大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经济发展是有迟滞作用的。特别是这种大公思想往往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这种思想要求人民彻底放弃自我，最终所产生的客观后果就是少数人独裁，个人迷信，权利高度集中，在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很容易酿成社会的灾难。因此要回归真正的人民大众所有制。
　　个人所有制与封建所有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代的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所有制。没有民主法制，任何个人所有制最后都会走向封建帝王式的所有制，资本寡头式的所有制。现代政治和法律体系是制约人类所有制不至于走向极至的根本保障。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对计划经济的矫正，其实质是恢复人民群众的权利，由长官经济走向大众经济。由于适应了基本人性，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前的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里最需要摆正的是公与私的两种关系，要坚决破除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一些极左思想。完全要求人们一心为公是对个人权利的彻底剥夺，在一个完全无私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到不得保障。私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由一个个私组成的，公是建立在私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为私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对公的需要。用现代词语来讲，公就是公共产品，就是为私服务的公共产品。为公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在当今的社会里，我们既要明确维护个人权益，也要提倡为公思想。一个大公无私的社会是一个过多剥夺个人的社会，但一个过分自私的社会也是一个丑恶的社会。中国文化承袭了上古尧舜禹时代的传统，历来有大公无私的传统。这种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这种文化是一种重义轻利的文化，但在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发展中，这种文化具有明显的劣势。因此，在重义的基础上要适当地重利。但今天要避免的倾向是不能过分地重利，不能陷入自私自利、盲目金钱崇拜的泥坑。
　　3，东西方工商文化比较
　　欧洲国家经过启蒙运动后，把人从宗教神权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平民百姓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象贝多芬的交响乐就反映出了这种对人类自身力量的讴歌。正是在这种观念和思想指导之下，一场开发新大陆的轰轰烈烈的工业运动开始了。由于消灭了封建帝王的独家私有制，财富在社会中扩散分化，众多的平民百姓获得了资产，又由于打破了封建贵族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大家都有了同一平等的社会地位，于是一种合作开发、共同获益的公司文化便应运而生。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发现，要进行大生产就必须联合与合作，大家组织起来各自发挥自己的长项和优势，通过合作取得比个人单干要大得多的经济效益。于是，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学思想诞生了。从这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是在资产阶级人文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人们在一种协商、谈判、自愿和相互妥协的状态下联合起来，形成了大的工业经济组织。如今这种产权多元、平等互利、分工合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思想精神已经牢牢地在西方社会扎下了根。
　　但在我国，由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大量的封建残余思想仍然在社会上存留，等级观念、特权观念、不平等意识、歧视意识在政府行为和社会生活中随时可见，而分工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受益的观念十分淡漠。办企业就想个人独吞利润，驱使、剥削和奴役他人，封建主义的大私观念在中国社会上仍然流行，独吞、独占、独得、独霸等心理仍然占居着很多人的头脑。不平等观念和特权观念表现在分配领域就是严重剥削他人，不合理地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营者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和职务方便大肆攫取和侵吞公共财产，以致使当前的中国，欺诈行为盛行，市场秩序混乱，社会上很难办成事，人际间很难合作。即使家族企业也往往因勾心斗角而打得不可开交。一个没有共同受益、平等合作思想的人，凡事就只能单干和独揽。但这种个人生产的能量是有限的。因此很多事情做不了。文化的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的阻力始终在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中，政治博弈的规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贼”。这种哲学影响到经济活动中来便是胜者独揽利益，败者利益全失。这就导致中国的商业博弈中经常出现赢就一夜暴富、输就倾家荡产的现象。在这样一种险恶的商业竞争中，博弈者往往不择手段，费尽心机，以求得逞。所以，当前中国的商战实际上是进行得相当残酷的。加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合理，加剧了这种争夺的残酷性。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新型商业文化，这种文化提倡双赢和多赢。在商业活动中，任何竞争伙伴都把对方看做共同获益的伙伴。如果不能共同获益，那么这项经济活动便没有必要。如果仅有一方获益，那么这项买卖便不公平。任何竞争伙伴都要为他人着想。西方商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当然这是发达国家出现的新的物质文明。中国企业如果要想迈入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从文化层次进行一场反省，从而打造新的商业文化。否则，尽管从形式上进入了WTO，也仍然是貌合神离。因此，中国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理念必须更新，封建文化的残余必须进一步清除。
　　当前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太多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渗透进中国企业和经济活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历来不仅习惯于专制和独裁，更习惯于造神和个人崇拜，动不动就把某个人看成是伟大的天才，英明的领袖。有些企业领导人搞出一点成绩便飘飘然无限扩大自己的能量，结果没几天企业便垮下去。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便是典型的一例。稍有成绩，便以领袖自居，便制造英雄神话。尽管牟其中已经锒铛入狱，但当今社会仍然有无数人还在步其后尘。这给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埋下进一步发展的危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企业里，老板独裁、专横跋扈、欺压和剥削职工的事层出不穷。这些不良现象往往都被“经济增长第一”的追求所掩盖了。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在东方国家，由于悠久的人治传统，权力往往大于法律，以至人们干什么事都要走门子，拉关系，法律和法规被置之一边而不顾，到处是长官意志和领导说了算。这就是官本位得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文化基础。社会缺少自治和自立的精神，干什么事情都要看长官的脸色，而官员滥施权力也习以为常。
　　在学术研究领域，也盛行着盲目的权威崇拜和名人崇拜。几个走红的专家学者仗着体制内的地位成了社会崇拜的偶像。而市场呢，搞个活动不请个名人到场便没有档次和身份，名人效应在社会上大肆泛滥。有些人一旦被捧上高位，便成了众星捧月式的明星。传统的权威崇拜心理习惯与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驱动，使当今中国经济界出现了一批被神化了的炙手可热的学者。社会没有主心骨，缺少自立、自强精神，听话就听那么几个权威的。电视、报纸上反来复去重复的就是那么几个人的面孔和观点。市场经济是民众的经济，是人民大众各显其能的经济。当前中国社会中这种种现象，说到底是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没摆脱传统的封建文化。计划经济的核心是领袖经济，是官本位。中国社会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官本位意识加重，国家公务员成为最追捧的职业，这显然是与市场经济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4，不良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
　　文化的作用和力量不仅体现在物质开发创造和生产上，还表现在对经济的破坏和财富的消耗上。人类既善于生产和创造，也善于浪费和破坏。所有具有破坏力的文化都是对人类自身发展不利的。但为什么世界仍然有战争、暴力、封建迷信以及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呢？起因还是不同的文化思想观念。如果人类的行为被一种正确的文化观念所主导，那么人类通过经济活动创造出来的很多财富将用在正常的自身生活享受上，但如果受一种极端文化所影响，便可能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的损耗。
　　例如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完全是为了教义上分歧而进行的。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厮杀和争夺对世界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民族和国家由于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战争而被消灭和被彻底毁灭！直到今天，为宗教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战争仍是世界动乱的焦点。南斯拉夫的种族战乱，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流血冲突，美国与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战争……太多的战争行为都是源于文化的冲突。如果没有文化的差异，人类之间能产生如此多的纠纷和战争吗？人类的经济产出和物质财富能遭受如此巨大的浪费吗？
　　不良文化实际上是由人性中恶的部分产生的。譬如贪婪、自私、冷漠导致今天的中国社会信用丧失，信任减少，许多公司和企业的业务陷入萎缩，不见钞票不发货成了社会的流行现象。北京的批发部门与零售商店屡屡产生信用危机，最后导致不给钱不发货的现象，并导致企业关门倒闭。在一个没有信任、没有道德的社会里，大量的经济产出只能是量少质差。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近日公布的报告说，2001年12月份质量投诉报告中，产品质量的投诉占到当月投诉总量的78%。为什么中国在经济产出得到巨大增长的今天，社会道德和企业文化却也在堕落？
　　人类必须随时纠正自己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随时克服人性中恶的倾向，创造一种没有战争、没有奢侈、彼此团结友爱、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富裕的文化。人类必须寻找一种和平相处的文明，不浪费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不相互仇视、歧视和侮辱的文明，一种平等发展、均衡发展的文明。有了这种文化和文明，地球上的物质资源才能真正地合理地被人类利用，大量的物质财富才不至于被白白地浪费和消耗。但是由于一些错误文化心理的影响，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有大量的物质财富被毫无价值地浪费着。
　　从消费角度来说，传统的愚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物质消费有巨大影响。譬如农村农民，不要看他们收入少，物质贫乏，但越是贫穷的人群虚荣和攀比的心理往往越是严重。邻居家的孩子娶媳妇花了一万元，那我就要花两万来摆排场。东家的房子盖得大，我要比他还大。西家的祖坟修得漂亮，我要比他还豪华。还有些私营企业主，一发富就购买豪华轿车。前年我去新疆昌吉州，发现城里两辆最好的轿车都是私营企业主的。就是这种愚昧的攀比心理和虚荣文化，每天都在浪费着中国大量宝贵的物质财富。平民百姓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样。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夸富竞赛和军备竞赛所导致的财富浪费，就不是一个平民百姓所能相比的了。如果一个国家被先进的、科学的精神文化所主宰，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减少不知多少物质财富的浪费。
　　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比科技文明重要得多，探索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应当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中国由于这些年里太多地注重物质财富的建设，太少注重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探讨，以至于当今中国社会奢侈文化和攀比文化盛行，坑蒙拐骗比比皆是，法律纠纷和刑事案件连年上升。最后，社会也不得不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这些纠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从重义文化向重利文化的大转变。偏向于重义固然不好，但偏向于重利也必然带来诸多社会危害。这一切说明，中国再也不能只抓经济而忽视政治、道德方面的改革了。
　　5，社科文化才是最大的生产力
　　因此，社科文化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政治文化是科技文化根本不能替代的第一生产力。并且，仅有科技文明是不够的，科学技术的发达决不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当一种错误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出现时，科学技术越发达，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的灾难将越沉重。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迟滞了经济的发展，对文化和物质的财富造成了极大地破坏。再如古代埃及人和玛雅人都建造了雄伟壮观的金字塔，在古代修造这样浩大的建筑将消耗多大的人类精力、生命和财富！很多奴隶生来就被赶到工地上干活直到死亡。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都被用来建塔。如果那时的人类没有这样的精神文化崇拜，建金字塔的物质资源和科学技术可能会更好地被运用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去。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文化，科技越发达就可能造成越大物质浪费、地球破坏和人类灾难。原子弹不就可以毁灭地球吗？当前的中国，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互相攀比，一掷千金，大造豪宅，大肆消费国外高档轿车，对中国的另一部分贫穷国民不管问，对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置之不理。一些高官，利用手中的权力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而毫不痛心。这些丑恶文化对社会带来的付作用有时完全可以抵消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中国近些年里出现重物质、轻文化的现象的根源是文革余毒没有清除。文革期间大兴唯物论，大批唯心主义，片面地强调唯物主义使物质至上在人们的思维模式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存在。马克思发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但并没有将它们两者之间的地位绝对化。马克思认为精神对物质有着巨大作用。但在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盲目强化唯物主义，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绝对化了，即一味强调物质对精神的影响，只强调物质的作用，抹杀精神和文化思想的作用。在这种哲学思维之下，就出现了历时20多年的绝对唯物主义发展观：金钱崇拜，物质崇拜，GDP崇拜，只要把经济搞上去，社会其他方面都会搞上去的，经济发展包打天下、包囊一切，忽略政治、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建设，使经济发展远远超前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这样就给社会埋下了诸多危机和隐患。以股票市场为例，盲目学习发达国家的投机文化，全民炒股，一夜暴富，忽视实业创业和实物经济，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风是十分不利的。
　　并且，如果精神的和文化的建设跟不上去，那么经济的建设早晚会受到影响。譬如刚才所说的西方公司制的企业组织，中国企业至今都很难模仿，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与现代企业制度有一段距离。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制度难与世界企业接轨？说到底是思想文化的差异阻碍中西企业的融合。
　　因此，中国的经济建设行进到今天，必须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是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二是文化方面和思想观念方面。科学技术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作用。思想文化方面建设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性。中国今天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文革期间的极端政治化走向今天的极端物质化。社会不仅要注重经济产出，更要注重思想产出和精神文化产出。并且，精神产品的产出也有巨大的财富价值。中国在未来不能仅仅在实物产品出口上成为大国，还要在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出口上成为大国。如果中国的电影、图书、音像产品在世界成为出口大国。那么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强国和发达国家。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进行一场迟到的文化革命。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慢车道，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原因的。在很多情况下，圈内问题要到圈外找原因。中国的经济问题今天也要拓宽思路，另辟蹊径了。

　　[2002年1月9日下午，演讲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楼报告厅，]

　　作者简介：
　　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68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青岛邮电局工作，1978 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1996年调至《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创办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为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