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汇编发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的几篇文章及动态消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仲大军和王贵秀先生对中国政治改革论述的不同方法，这两位学者都对中央政府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中国政府必须重视民间智库的意见，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和治国办法。配合这期主题文章的是最近在贵州瓮安县发生的一个社会事件，这些事件足以告诉我们下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我国的社会安全与稳定。前20年不搞改革是为了稳定，现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为了稳定。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未雨绸缪，不要等到事情闹大了才现上轿现包脚。这些年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社会腐败，群众中积压的不满情绪十分突出，否则不会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演变成一个大案。]

　　提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骤，就是到民间智库买方案，千万不要只弄一帮御用学者在家里闭门造车。第二步骤是放开官方媒体对民间学者的言论封锁，适当引进民间学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打破主流媒体被官方学者的垄断状态，打破千人一面的垄断状况，在政治智慧领域展开公平竞争。第三步骤是放开对民办媒体的限制，允许民间媒体出现，譬如民办电视台，打造舆论公平竞争局面，让健康的民间力量发挥社会减震的作用，增加消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而只有民间智囊才能起到这种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最近，整个亚洲地区躁动不安，几个国家出现了群众抗议的事件，先是韩国抗议政府的牛肉政策，继之是蒙古出现了打砸烧政府部门事件，再是泰国和印度，也在发生群众抗议的事情，而我国贵州瓮安县则出现了“６•２８”打砸烧更加严重的群众和歹徒骚乱的事件。
　　这些现象说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之所以不稳定，除了与一些国家政府的政策有问题，也与有些国家的政治体制贪污腐败有关。譬如这次我国贵州瓮安县“６•２８”打砸烧突发事件，便充分显示了当前人民群众与官僚权贵对立到什么程度，地方政府腐败到什么程度，群众对不正之风憎恨和愤懑到什么程度，社会败坏到什么程度和危险到什么程度。
　　非民主国家群众事件的特点：暴政必然遭到暴力的对抗
　　之所以说中国的社会是危险的，是因为在当前这种政治体制下，政府与人民的对立越来越大，民众间积聚的不满情绪和怒气越来越大，稍有机会便会出现贵州瓮安县式的打砸烧事件。在民主政治的国家，民众运动并不可怕，再多的人上街也不会出现打砸烧，譬如韩国的民众示威，尽管人数多达上百万，但秩序井然，没有任何破坏行为。而中国和蒙古，一旦发生群众事件，便必然伴随着破坏性打砸烧，其原因何在？那就是暴政必然遭到暴力的对抗。这就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不同的表现。
　　凡是实行专政的国家，都积攒下一定数量的敌对势力，这股势力一有机会便会进行非理性的破坏行为，他们的行动就是以颠覆现政府为目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如何消解非民主国家的敌对势力，是这些国家现存最大的政治课题。
　　由此可以看出，非民主国家的群众事件不发生则已，一旦发生便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它不仅对政府大楼、警车等公用设施存在极大的破坏威胁，严重的时候还会对政府人员的生命安全形成极大的损害。这次上海的公安部门遇袭事件，便是最典型的一例，一人闯入公安局持刀行凶，造成6人死亡，三人重伤的结果。
　　面对种种危险迹象，仅仅增加保安人员、加强警戒是完全不够的。要让群众自发地禁止破坏性行为，而让群众自发地做到互相监督，就必须有制度保障。这些事件对于我国最大的启示是什么？那就是必须尽快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社会腐败和歪风邪气，伸张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和政府人员的生命安全，保证社会的平安稳定。
　　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法和思路
　　在这个时刻，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写出了《中国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呼吁尽快成立政治体制研究机构，遏制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王教授的文章非常重要，所指出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但其主张的方式方法却极其值得商榷。
　　首先王教授指出了当前中国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领导人高度集权，但他没有说清楚领导人权力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政治权力为什么能够高度集中，领导人为什么能够极权和专权？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个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那么认识问题的思路便大错特错了。
　　我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各级领导人专权和极权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府缺少民众的制约和监督，民权太薄弱，官权太强大，只有在这种局面下才会产生领导者高度集权的现象。只有认清问题的病根，才能找出正确的解救办法。
　　下一步的政治改革，不是从口头上强调削弱领导人的权力，不是在体制内加强民主集中制，而是应当加强社会的监督和制约权力，高度集权的状态便会自然调整过来。譬如这次韩国民众抗议总统的牛肉政策，给予民众上街抗议的权利，领导人集权的现象便自然会消失的。
　　所以王贵秀先生的应对思路是典型有问题的。他只是想到如何在体制内进行权力平衡，而没有想到真正的遏制办法是还权于民！
　　政治改革的智慧不产生于形式
　　首先我同意王教授的中国应当重视政治科学研究的观点，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怎么能连个象样的政治学都没有？中国的政治学再也不能如此薄弱 下去了！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的最高表现，怎么能30年来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对政治建设不闻不问呢？
　　王教授的观点非常好，但我认为，也不要把政治改革神秘化和复杂化，不要认为 政治改革只是学者或官方学者们的事， 非要出自学者们四平八稳的政改方案。其实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智慧大量涌出，政改方案大量存在，但这些政治智慧和政改方案为什么不为体制内的学者和政府领导人所熟知呢？关键是这些智慧散见于民间，关键是我国有着言论和舆论的封锁。
　　但成立政治改革的专门研究机构也未尚不可，只是要避免只建班子不干实事。我国的事是最怕大呼隆，前几年海派马克思主义热，中国社科院兴师动众，成立了一个以程恩富为首的海派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招兵买马，收揽了几十号人，但几千万财政资金花进去了，这些年里这个院对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有什么声响和影响？不知道。忙乎了一通，不就是在那里花 财政的钱吗？体制内的学者到底干了多少事？到现在为止，国家财政养着的以社科院为首的政府智囊出了多少政治智慧和成果？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只花钱不办事，宁可不打这个呼隆，叠床架屋式的研究机构一定要避免，反而不如放开对民间的限制，取消层层关卡，让民间的政治智慧走上社会的政治舞台。
　　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说到这，问题已经很明显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骤只能是在设立体制内专门的研究机构的同时，放开民间的政治研究机构。而设立民间研究机构，就首先要打破原先的层层管制。允许人家注册，成立，给人家合法的身份。
　　特别是，政治改革不仅仅是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的问题，而是开放言论渠道的问题。只要放开言论渠道，政府立刻就能收到一大堆有益研究成果。民间智慧实际上是远远大于官方的，把社会上大量的意见和要求做一整理就足可以变为 政治改革实施的指导方案。看看我们大军观察中心网站上的大量文章，这里面含有多少政治智慧和政改方案啊！
　　中国政改的推动力在民而不在官，政府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再设立班子和机构。甚至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班子，花钱到社会上买也可以，譬如花钱来买北京大军智库咨询公司的方案。其他国家不都是向民间智库购买吗？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购买民间的智慧呢？为什么干什么都要官办呢？
　　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骤，就是到民间智库买方案，千万不要弄一帮御用学者在家里闭门造车。第二步骤是放开官方媒体对民间学者的言论封锁，适当引进民间学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打破主流媒体被官方学者垄断的状态，打破千人一面的垄断状况，在政治智慧领域展开公平竞争。第三步骤是放开对民办媒体的限制，允许民间媒体出现，譬如民办电视台，打造舆论公平竞争局面，让健康的民间力量发挥社会减震的作用，增加消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而只有民间智囊才能起到这种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至于开放党禁等，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助执政党平稳顺利地搞好第一步的政治改革。
　　总之，中国政府要充分吸纳民间意见和智慧，放开各种管制，给予人民本来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也是最好的政治改革。还人民一点权利，比建多少官方研究机构要强得多。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怕官员和学者作秀，但不管怎么样，王贵秀教授的文章 还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