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一把手买官卖官在当下似乎已不是新闻，但是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县委书记任内的）因卖官受贿被查处，多少还是有点触目惊心。（据《瞭望新闻周刊》6月19日报道）
县委书记岗位为什么成了腐败重灾区？为什么许多干部“党性挂在嘴上、规矩贴在墙上，但他们办事依照的却是官场的潜规则”？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事实果真如此吗？
与县委书记这个一把手频频落马相对应的是，这些县区中，县长或县委副书记少有“出事的”。许多干部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槌定音”。由于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在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干部会毫无责任感地保持沉默，为什么“要在书记身上多下工夫”的潜规则掏空了监督机制。
吴思先生在谈到潜规则时曾说：“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那么，这些县区的大多数干部面对的是怎样一种利害格局呢？
从趋利的角度说，在官场中，升迁是一种正当而普遍的目标。面对一个掌握着人事大权的县委书记，“在书记身上多下工夫”成了追求升迁的干部的必然选择。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从避害的角度说，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的干部自然只能保持沉默。检举揭发的信件说不定“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会被斥为“杂音”，人微言轻不但改变不了现状，反而会影响同事关系，在这些现实的利益考量下，“知情、有据而沉默”，成了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
权力和责任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当下级或同级干部的切身利益为一把手掌握时，他们不可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权力，要他们担负起监督一把手的责任，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与其说潜规则掏空了监督机制，不如说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潜规则的流行。
高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腐化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到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之中了。
县委书记岗位成了腐败重灾区的现象说明，高度集权体制暴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如何改变这种体制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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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潜规则掏空了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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