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在整个民族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实现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如何实现这一根本转型的问题上，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又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重大转向。无论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转向市场体制，最根本的目标始终是在现代转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在整个民族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实现，即传统自然经济必须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传统专制政治必须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变，而全民族的精神生活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体系等都必须有相应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转型和复兴。

　　以往我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化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就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方向就是“民主”和“科学”。此后，经过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探索，改革开放后的反省，直到党的十五大的总结，中国现代文化的方向被定格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现代文化方向被不断地重新确认，表明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我们关注着这个目标，是因为我们要走出传统创造崭新的文明。

　　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一定会与其历史传统相联结

　　我们必须走出传统、走向现代。然而现代化不是某种只在头脑里闪耀的洁净空阔的纯粹理念，不是某种抽象的个人按照抽象的逻辑组织起来的抽象世界，它总要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或者说，抽象的现代性总是要在具体的生存境遇中体现，它总有一个“谁的现代性”、“谁来建设现代化”的主体问题。这个主体的文化身份一定会与其历史传统相联结，想抹也抹不掉。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不仅与民族情感相关，更与民族利益相关。我们反对殖民主义文化，主要是反对出卖民族利益。我们追求现代化，不是追求抽象的理念，更不是追求他者的现代化。这正是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的主要理由之一。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必然是“中国式的”，这不仅仅只有形式的差异，更主要的是主体的自觉。抽象的理念只有进入主体的血液中，才会变成活生生的东西。主体的现实处境和历史传统形成并强化的利益和情感的认同，在为新理念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着这些理念。理念改变着我们，我们也改变着理念。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自己的事业时，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必须由自己自主地承担时，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能力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自己的事业时，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便会重新强壮起来。十六大报告之所以把“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二条凸显出来，也许可以作如是理解。

　　一旦我们的眼里除了脱离实际的空洞理想外，容不下任何东西，我们就彻底丧失了真实的自我

　　走出传统、走向现代，最终是为了民族复兴，而不是为了取消自我。要走出传统，我们必须批判传统、告别过去；而要走向自为自主的现代，我们又必须认识自我、尊重历史。五四时期，我们终于有了告别昨日之我的勇气。共和国的建立，我们建立了政治上的自我；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逐渐感受到了经济上的自我；今天，重建文化自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开始显露出来。文化主体的重建，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古老的文化传统，相反必须在更加彻底的文化转型中进行。在长期的文化转型的实践中，我们对传统旧文化的清算并不彻底。我们的批判常常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未来的热切期盼与对过去的深恶痛绝在不断地同步升温，反而使我们失去了应有的清醒，忘了自己是谁、身处何地。胡适当年就是在承认传统文化的惰性有自然折衷倾向的前提下，提出了“不妨拼命走极端”的策略。如果说胡适的空想里还保留一丝理智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我们在“不破不立”的狂热中真正走向了“横扫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极端。一旦我们的眼里除了脱离实际的空洞理想外，容不下任何东西，我们就彻底丧失了真实的自我，生活在幻觉中。真实主体的空缺，必然会被虚幻主体填充。生活在幻觉中的虚幻主体对旧传统的猛烈攻击，无异于唐·吉诃德式的“风车大战”，在条件反射式的情绪发泄中，真实存在着的腐朽黑暗的东西不仅没有被扫除，反而借着最华丽的包装泛滥流行。真正理性的批判，不是一味地逢佛便杀、见祖就骂。禅宗的杀佛骂祖是为了照见心中真佛真祖，我们对传统的批判也是为了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而不是将这个主体连根拔除。我们的批判远远不够，不是因为我们杀得不多、骂得不快，而是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批判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正是要在当今时代照见中华民族的真精神和中华文化的真灵魂。

　　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凝聚的民族精神，才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国特色真正有了着落

　　当我们把目光从未来的目标拉回到自身，从历史和现实的生存处境中认识自己，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真实的文化主体，而民族精神正是这个主体的灵魂。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年而不衰竭，每到危机关头总能激发出一股创新应变的力量而起死回生，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实属罕见，其中自有民族的真精神在。这种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耀眼。从鸦片战争后民族自强运动的一浪高过一浪，到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最危险时候的前进召唤，其强大的感召力便来自人们心底燃烧着的民族精神。其实，五四新青年们之所以能够一眼认出“民主”和“科学”是西方文化中最具现代性的东西，恰恰是中华文化的长期积淀赐给了他们一双慧眼；他们之所以敢于以“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反叛和“凤凰涅槃”式的自我毁灭的姿态向现代文化进发，恰恰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赋予了他们勇气、信心和力量。鲁迅固然痛斥传统文化的字里行间藏着“吃人”二字，但他并没有忘记还有肩住了黑暗闸门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在这些作为民族脊梁的人身上，闪烁着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的高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充当着当代中国的民族脊梁。而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凝聚的民族精神，才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国特色真正有了着落。

　　显然，民族精神不是一堆僵死的概念，而是埋藏在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活生生的东西，是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最集中的体现，它在不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现实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很容易在历史和现实中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力量，可是一旦用概念把它固定下来，就会发现能指和所指的某种偏离。鲜活的流动的事物是很难用概念把捉的，但这并不能构成我们不求甚解的借口，“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人类文化的伟大之所在。十六大报告中说：“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它标志着我们党对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的自觉认同和自觉承担，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身份有了一个明确的文化定位。

　　对民族精神的关切，就是对全民族根本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关切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土壤。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整个民族的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型，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变革是我们的选择，更是我们的命运。变革必须彻底。但是，转型和变革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全面变革中，不变的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真精神。我们原有的文明形态必须改变，也正在改变，但我们的民族精神将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存在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