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
　　——胡锦涛

　　对于一个国家说，腐败不仅是道德沦丧，而且能够造成政治经济上的严重恶果。从政治上说，它破坏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社会的稳定；从经济上说，它滋生了社会蛀虫，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因此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在每个国家都是激烈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腐败斗争也从国家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反腐斗争如果没有国际协作，就会使腐败分子越界潜逃，逍遥法外。因此，加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早已是世界各国的热切期望。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的反腐斗争》   陈宝森

　　时下导致“举报成本”翻番上涨的主要因素无非有以下几项：一是“保护伞”作祟。许多被举报对象未雨而绸缪，不等举报者上门，早已营造好了“保护伞”。二是举报者匹夫作战，缺乏后援。形单影只而缺乏后援的举报人，一旦跟对手交锋，便常常寡不敌众。许多举报者不仅为此而断了自身生计之路，就连人身安全也遭到威胁。郭光允就因举报而遭到陌生人毒打和“车祸”的袭击。三是举报者脚下漫漫长途，注定其成本居高不下。
　　——《从郭光允举报程维高八年看“反腐风险》   周士君

　　在反腐败斗争中，“举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每一个大案要案的被揭露，每一个大腐败分子的翻车落马，都有对反腐败事业忠贞的举报人。
　　——《“举报成本”太高危及反腐》   邵道生

　　凡举报是民众的个人的行为，人力、精力有限，更没有财力支持，周围人（甚至自己的爱人）也不理解，信息亦不对称；而腐败者的反举报行为，则往往可以动用窃据的权力，动用“组织”的力量，一方是单枪匹马的，孤独的个人，一方是人多势众、财大气粗的权力者，因而从一开始举报与反举报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不成比例的斗争。
　　这是因为现在腐败分子的腐败，不是单个人的腐败，而是一窝窝的腐败、一个圈子的腐败、一个集团的腐败、一个“层面”的腐败，再加上牢固的关系网、权力网、金钱网、家族网的作用，有些地方的腐败分子甚至可以在举报者的举报未出手之前就将举报者“整死”。
　　这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对处理腐败分打击报复举报者的处理并不是很有力，并不是很及时，不是悉心组织人力去查处打击报复事例，而是采取压着、拖着、不了了之的态度，因而使一些心术不正的当权者往往是有恃无恐，而使举报者寒心。
　　从理论上来说，当今的社会应该千方百计地鼓励举报、保护举报，从精神、物质、法律、道义方面对举报者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从根本上说，“反腐勇士”的行为是在为共和国不致垮塌而斗争着。然而实际上，一些“有关部门”对“反腐勇士”的态度到达了令人心寒的程度：一些地区在刚开始反腐败斗争时，有的对“举报勇士”的“举报”采取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有的甚至为腐败分子通风报信，将“举报勇士”的举报材料“转”到腐败分子的手中；有的制定莫名其妙的“这个不得”、“那个不准”的清规戒律，去限制百姓与恶势力斗争的积极性；有的在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些几年、十几年久拖不办的腐败分子被送上了审判台，然而长时期以来一直与腐败分子作艰辛斗争“举报勇士”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一些权力部门随便找一个借口就便将一些“举报勇士”搞得臭臭的。
　　——《“举报成本”太高危及反腐》   邵道生

　　家庭企业之所以得以生存，是因为比起其他企业(如国有企业)，家庭企业有其固有的优点。首先，家族成员在一、两位“能人”的带领下，携手创业、利益与共、休戚相关，其次，在创业初期的艰难时刻能艰苦奋斗、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夜以继日地工作，另外，由于事业是自己的，因此能精打细算，因而企业能很快地成长壮大起来。
　　然而，凡事有利就有弊，家庭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经不起商业大潮的冲击。家庭企业在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由于家庭、亲属之间成份复杂，加之缺乏健全的制度，容易勾心斗角，甚至导致最后四分五裂。家族企业中的能人，在企业取得一定成绩后，容易居功自傲，紧接着便会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形成一言堂，这样，在企业内部没有任何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一旦决策失误，企业就会陷入绝境。这是由成千上百个案例证明了的。
　　为避免或减少这些家族企业悲剧的发生，目前社会上已经有了共识，简而言之就是要进行“第二次创业”。所谓第二次创业，详细说起来，要写一本大厚书。我认为，简而言之就是：
　　一、引入制度―――现代企业制度。
　　二、引入人才―――家族之外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
　　——《民企管理缺失面面观：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

　　生命是人最宝贵的财富，但是在重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牺牲。
　　——超强

　　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经常无法实现宏伟目标。所以如果想要社会进步，我们必需要时刻准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不能象猪一样，只知享乐。
　　——超强

　　权力和腐败如入无人之境，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中积累起了不可名状的不满以至仇恨。当积累到一定程度，遇到适宜的导火索时，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以非理性的方式爆发出来，以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样的教训我们难道还不深刻吗？
　　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形式的多样化（完备）对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却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倡导人民应该见义勇为、弘扬正气，许多地方甚至为此还专门建立了奖励基金；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党政官员又以种种理由和借口（多为“维护稳定”、“坚持正面宣传”等，有的甚至披上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外衣）打压主张正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记者和民众，排斥舆论监督，阻碍社会公器对正义和良知的激发。其实，民意的表达既应该有“高雅”的形式，如选举、议案、提案、质询、信函等；也应该有“通俗”的形式，如游行、示威、罢工、互联网等。而且彼此各有千秋，谁也取代不了谁，很难说谁优谁劣！它们都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甚至还必不可少！这和烹调中的“文火”和“猛火”一样，都是烹制美味佳肴所必需的，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民意表达渠道的萎缩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另外一种尴尬：什么问题都需要行政权力甚至法律来介入，而效果和社会反响却又非常的差！民意表达方式的不完备（尤其是“通俗”方式）、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如工会、社团等）的缺位已经给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进步及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道德沦丧探本溯源》

　　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是民主和法治建设，关键是落实《宪法》中“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规定，使一切权利都处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再重要的思想、再深刻的理论，都必须通过先进、科学的制度，才能产生巨大的作用，继而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制度也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追求直理和探索真理，学习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政治文明成果！因为它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道德沦丧探本溯源》

　　饥饿曾“逼出”了“大包干”的伟大创举；亏损“逼出”了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及股份制；呆坏帐“逼出”了银行业的实质性改革——股份制试点！如果我们因循守旧，今天严重的社会问题（腐败横行、道德沦丧、买官卖官、“三农”问题严峻等）仍然不能“逼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进展，那么不仅可悲，而且我们党还会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道德沦丧探本溯源》

　　财产申报制度具有较强的反贪污贿赂功能。在国外，一般是以立法方式设定公职人员的义务，强制其如实申报个人财产、来源及各种投资活动。当然，企求具有贪污行为的官员在财产申报中主动坦白罪行是不切实际的。但有了这一制度，反贪机构便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及时发现贪污贿赂犯罪：一方面，当公职人员获得某种不正当利益时，必将极力在申报材料中隐瞒这项收入，或者以其他名义作虚假申报，反贪机构发现这种隐瞒或虚报的行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旦发现，往往可以成为查获贪污证据的先导；另一方面，当发现公职人员个人消费和生活水准过于奢华时，反贪机构可以对照其财产申报材料进行审查，也可以要求其立即申报财产收入明细账，如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即可治罪。可见，财产申报制度对一些具有潜在贪污可能的官员来说，其心理抑制作用是相当强烈的，所以台湾有些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对“财产申报法”作如此评论：这哪里是“阳光法案”，简直是“烈日法案”了。
　　——《反腐败要从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开始》  许道敏

　　王文学相对而言，一个人的物质享用总是有限的，而精神上的享用和追求却非常宽广。公民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着道德的阳光并不是过高的要求，因为心理和安全需要是人这种高等动物的基本需要之一。如果人们深恶痛绝的道德沦丧现象长时间提不到有效遏制，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保障，那么将会使人们对未来失去美好而又安全的预期，而人一旦失去了这个，随之而来的便是人性中险恶和凶残的一面的急剧膨胀，并最终从人们的心灵深处动摇执政权力的合法性！ 再好的政策、再完备的法律最终都要通过人去执行，所以人的因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康社会不仅仅只是一些经济指标，也不仅仅只是路有多宽、房有多高、多好，如果没有人的全面发展，没有全社会道德水平的真正提高，那么将会出现一个畸形的、不文明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一定不是人民满意的社会！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就必须从推进政治文明入手，不折不扣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伟大方略，舍此将别无他途。
　　——《道德沦丧探本溯源》

　　负面报道过多有损社会稳定的说法，似是而非。从主观上看，压制报道的事故责任者，不过是打着维护稳定的冠冕旗号，想要消除事故对其乌纱的冲击力而已。他们如果真的具有声称的那种强烈社会责任感，许多相当低级的错误本可完全避免。从客观上看，终究是事故本身，而非对事故的报道，危害着社会的稳定。因为无论报道与否，死难者家庭倒梁断柱的伤痛，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信息封锁正是滋生小道消息的温床，飘忽不实的讹传又会放大民众的恐慌。从消除日后隐患的角度看，压制事故报道会强化责任者的侥幸意识，弱化防患未然的动因。
　　不过，仅有公开是不够的。让事故见光的做法，的确可以杜绝暗箱操作，可以提高粉饰推诿的门槛，于是对责任者的处理和整改措施的提出，就水到渠成。这非常重要，因为承认问题永远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但是，如果同类事故还是接二连三，就说明或者是药不对症，或者是剂量不足。
　　诚然，彻底杜绝事故作为一个美好的目标，或许可以无限逼近，但很有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不过，我们应当可以把事故限定在一个范畴里面：人类在进步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进步过程中必需的代价”这个概念，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限于人类当时认知水平而付出的代价。比如，由于人类在早期对材料老化规律不够了解，未能意识到该及时更换过期容器，导致因腐蚀液体溢出而伤人。第二，即便责任属于人为疏忽，也应当非常罕见。因此，这是无法避免的。
　　——《仅有公开是不够的》  中证

　　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同样也是无法长治久安的。
　　——《贫富差距缘何越拉越大 中国人的收入有多“灰”？》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都存在着一个传和承的问题。传，即是宣传、传播、教育；承，即是继承、发扬、光大。没有传，就不可能有承；而没有承，其传也就成了空洞的说教。承是取得传的资格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是传的最终目的；传，是承的必要形式和手段。
　　——《“西柏坡精神”如何传与承？》  李成贵

　　民族精神还是衡量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力的总和，也就是说，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它的经济实力、政治的实力、军事的实力，还有它精神的力量。
　　——谢遐龄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具有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
　　——谢遐龄

　　弘扬民族精神与全球化并不矛盾，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华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爱好和平为重要特点。在今日世界，我们既保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又尊重其他各国，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正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谢遐龄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与其是否有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直接关联。概括地讲，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经历了五千年的历史积淀，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对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策略性问题，更是一个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得失、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国家现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只有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才能在新世纪的征程上乘风破浪，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邵峰晶

　　民族精神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也要注重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随时代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昂扬向上的精神动力。
　　——邵峰晶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撑，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没有民族精神作支撑的民族，就难以自立自强；一个没有民族精神作支撑的国家，就难以发展进步；一个没有民族精神作支撑的政党，就难以兴旺发达。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信念弥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和文化根基，成为我们应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奋发有为，开创未来的强大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始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培育的过程，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更是如此。
　　——《铸起坚不可摧的青春长城——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生死存亡的考验，始终没有被压垮，反而愈挫愈勇、愈挫愈奋、愈挫愈坚，靠的就是强大无比的民族精神。越是艰难困苦，越是危急关头，越需要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越需要大力增强民族凝聚力。
　　——《铸起坚不可摧的青春长城——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靠传统来滋养，靠实践来锤炼，更要靠宣传教育来弘扬和培育。学校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基地，教育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铸起坚不可摧的青春长城——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多难兴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灾害。唯有那些经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酷考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天灾人祸的民族，才能培育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唯有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才堪称伟大的民族。
　　——《在抗击非典中锤炼伟大的民族精神》

　　实践说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民族成员的行动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华民族精神，既是一种历史沉淀，又有一个培育锤炼的过程。只有自觉锤炼，才能使民族精神内化为人们的精神素质，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抗击非典中锤炼伟大的民族精神》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十六大报告》

　　民主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制度。第一，民主政治意味着普选制，选举权的确定与性别、种族、财富和纳税数量无关，不会增加富人的投票权，也不会减少穷人的投票权。第二，民主政治必须包含竞选过程。普遍的、大规模的竞选过程同时是信息整合、传递的过程，其结果既选出了一个多数派，又选出了一个少数派，少数派从竞选过程中得到了政治力量对比的信息，不得不与社会多数派进行合作，因此可以防范社会动乱。第三，民主政治意味着政治活动专业化。现代政治家是一批专业化人士，由他们所组成的竞争性集团谙熟政治活动规则，并互相寻找对方的违轨行为，减少了普通公民的“监督”成本。第四，民主政治包含多方面的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只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形式，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可能是更重要的权力制衡形式，另外，媒体也是一种制衡力量。第五，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和各级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国家和政府只限于向社会提供“纯公共物品”，其他大量的公共物品可以由民间或非政府组织提供。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既然专制制度是无效率的，为什么人类社会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制度呢？专制的产生与暴力有关，暴力一旦形成一个体系，公平交易就难保障了。暴力下形成的“依附－保护”这种交易具有非竞争或弱竞争性质，使得拥有暴力的一方对另一方容易实施掠夺，因而不公平交易应该是常见的现象。一旦暴力借助国家形式被系统化，被暴力所控制的依附者就难以打破这种系统了，“囚徒困境”的社会均衡也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长期实行专制制度的社会，民主政治是不容易建立的。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帕特南把横向的社会网络关系称做社会资本，并说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关键。1、没有地方自治，就没有民主政治，但实现地方自治的条件是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基础。从改革的过程看，地方精英和中央精英有可能坐在一起谈判，而中央精英受选举制度的制约，不得不考虑地方的利益，使得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有了某种一致的可能。试想，就关键的改革（如基本宪法秩序的改革），如果中央政府改革在后，地方政府改革在前，政治冲突将大大增加，改革的风险也将大大增加，也将更容易夭折。地方政府先行改革，改革的节奏难以控制，由各种历史原因导致的离心倾向会导致社会分崩离析。如果中央政府先行改革，地方精英先在最高层练习谈判、合作，同时，他们的岗位（如总统、政府部长、国会议员等）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去优先考虑国家整体利益，从而在利益冲突中先产生中央层面上的利益均衡，并努力把握地方改革的节奏。2、民主政治不是一纸法令可以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的实际发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3、改革过程的长短与历史文化遗产有关。多元化的社会景观，比较强的公共精神有利于民主政治。4、解决好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民主政治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5、中央政府的统一改革部署和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相结合，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策略。改革对于社会来说总是一件新事物，决无可能被人设计好以后一次推行完毕。中央政府的高层政治领袖依照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提出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改革的具体部署要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在改革的竞争中，社会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这是一种所谓“干中学”的方式。
　　影响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因素。第一，环境和历史因素，如地理环境，民族问题，疫病对人口的影响，历史文化遗产等，这是当代政治家不可控制的因素；第二，社会基础结构因素，如社会的专业化程度，中产阶级的力量，社会的开放程度，农村社会状况，社会权威的分权状况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民主政治是否有可能得到一个稳固的基础；第三，人为的政治策略因素，例如政治改革的程序选择，借助国外力量的条件，政治领袖的经验和个人魅力，政治领袖化解政治冲突的艺术等，这是政治家的创新才干所推动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因素。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中国农村稳定问题的核心，正是一种“对话危机”，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选举的意义倒不在于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人”，而在于解决对话机制问题。农民容易相信自己选出来的人，如果不相信，他也可以寄希望于下一次选举改变局面。选举让农民学会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制度，而社会稳定必须仰赖这个制度。对地方政府来说，与农民选举的公务员对话，要比对一个一个的农民对话容易得多。对中央政府来说，村民自治制度也大大减轻了自己与基层政府的协调控制成本——原来要管许多事，现在主要是管一件事：维护选举秩序，制裁选举违法活动。
　　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处理好几大关系。第一，改革过程是从上至下，还是相反。经验似乎是这样的：如果在改革起步之时执政者对社会的控制比较有效，改革有可能采取由下而上的方式；若情况相反，则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执政者有可能认为由下而上的方式对自己的风险比较小，但简单的由下而上常常困难重重。第二，利益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赫尔德有一个经验之谈：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同时，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中国的弱势集团当然是农民，过去他们已经承受了大量“糟糕的后果”，民主政治改革不能再让他们付出代价。第三，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从这几十年的国际政治动向看，国内民族问题总是和国际关系联在一起的。政治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外交方面的杰出表现而减轻国内民族问题所产生的压力，从而使民族问题不至于成为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重大阻力。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民主政治意味着政治活动专业化。现代政治家是一批专业化人士，由他们所组成的竞争性集团谙熟政治活动规则，并互相寻找对方的违轨行为，减少了普通公民的“监督”成本。所以，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民主政治包含多方面的权力制衡。所谓“三权分立”只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形式，但我们过去似乎只看重这一点。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可能是更重要的权力制衡形式。媒体的权力也是一种制衡力量。在民主政治发育比较成熟的国家，一些中小城市并没有统一的“三权分立”模式，而实行“议政合一”制度，即由选民所选举的少数几个官员，既负责地方典章的制定，又承担行政管理任务。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民主政治包含了人际关系中的多重认同，在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理念的认同容易成为主导的认同方式。血缘、业缘（包括志趣）、族缘都是把人们粘合起来的纽带，不同纽带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不同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复杂性，这种作用并没有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说，技术进步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认同信息的成本发生变化，在政党活动普遍化、媒体发达的条件下，政治理念方面的认同成本会降低。政党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理念的专业化生产者。但是，政治理念的认同并不能取代血缘、业缘和族缘诸方面的认同，因为政治活动的层次性，这些较低层次的认同因素会在不同层次发生作用。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会看到家族、产业集团、俱乐部组织以及民族或种族等因素都会对政治活动发生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民族认同成本会大大降低，会产生政治活动的规模化节约，有利于政治活动效益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如果民族不统一，特别是一个国家由少数几个大的民族构成，民族纽带会成为政治家提高自己领袖地位的认同资本，造成政治活动的深度分裂。由于这个道理，我们看到欧洲的民主政治是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它包含了较多的民族，地理上又远离这些民族的祖国，这使得政治家不大容易把民族认同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手段。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民主政治的真实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帕特南感叹说：“人们可以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有时甚至是一年接一年地考察制度的发展，然而，……制度变迁的节奏是缓慢的，要清楚地看到一个新制度对文化和行为产生的显著影响，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想建设新制度的人和想要对此做出评价的人需要耐心，这是从意大利地区试验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帕特南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认为改革的最终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制度建构而言（不仅是制定宪法），时间的计量是以１０年为单位的”，制度要改变历史文化遗产，需要的时间更长；意大利的20年改革几乎察觉不到对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的作用。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1949年以后，由于实行“民族自治”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民族的分野。不用怀疑，如果中国的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社会权威中心下移，政治家一定会利用民族关系增加自己获得选民认同的筹码。这对于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也许需要更慎重地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中国的宗教和老百姓的一般的合法性意识均不构成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制约。中国的宗教固然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与皇权抗争，没有提出分权的要求，因此对于培养国民的分权意识没有贡献，但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我们可以用其他资源来培养国民的分权意识。我们不能等到创造出一个新的宗教或普及一个有分权意识的宗教以后再发展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看，进一步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再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任何政治家都将是误国害己的选择。中国目前的开放实际上已经不单单是经济开放，城市居民的价值判断乃至总体的意识形态对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了相当的认同。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选举让农民学会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制度，而社会稳定必须仰赖这个制度。对地方政府来说，与农民选举的公务员对话，要比对一个一个的农民对话容易得多。对中央政府来说，村民自治制度也大大减轻了自己与基层政府的协调控制成本——原来要管许多事，现在主要是管一件事：维护选举秩序，制裁选举违法活动。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改革主要是从上而下的，台湾的改革有人称是从下而上的。经验似乎是这样的：如果在改革起步之时执政者对社会的控制比较有效，改革有可能采取由下而上的方式；若情况相反，则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具体如何把握的确需要政治家审时度势而后动。执政者有可能认为由下而上的方式对自己的风险比较小。但是，简单的由下而上常常困难重重，可能使社会民主力量感到沮丧。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当前的困难之一，便是上一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滞后带来的。究竟怎么样选择改革道路，看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党国英

　　从国外经验来看，整个地方、中央的管理体制应该接近于一个非常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地方政府实际上就很像是中央的一个独立子公司，而我们的地方政府更多的像派出机构。如果说20世纪主要是以企业为竞争的时代，到了21世纪中国则进入了以城市为竞争、城市化发展为动力的时代。现在的政府构架，与城市化竞争呈现出一种尖锐的矛盾。所以，我们必须建设服务型的政府，带动城市化进程，这种改革是渐进的，可以分三个阶段来改。第一是考虑城市职能和经济的规模相适应。第二是考虑加速要素市场的变革。我们现在的商品基本上是市场化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生产要素仍是非市场化的。第三是将来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等。
　　——赵晓

　　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必须透明、公平、公正、廉洁、高效。但是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一个服务型政府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是一个无私的政府，是一个没有私人利益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有私人利益，属于公器私用，就不是一个公共型的政府。公器私用的渠道很多，第一个渠道只开办大量的国有企业，大量地进入竞争性的产业，与民争利。有很多政府官员是一边经商一边当官，或者是先当官然后再经商，这个都是化公为私的例子。我觉得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无私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控制政府官员谋取自己私利的话，不可能指望他为公众服务。
　　第二，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是一个最小化的政府。政府最小化有经济学道理。首先，政府提供服务是要有税收的，即有税收成本的。有人算过一笔账，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成本只1块钱而中国却是2块左右。其次，一般来说，政府官员不承担管理失败的风险。这跟企业不一样。你是企业老板，企业失败了，经营亏损了，你必须自己承担后果，政府官员就不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政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损失越大。
　　有没有可以替代政府的一些治理机制？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企业本身、市场，还有非政府组织，甚至社区，都是可以来替代政府的。所以政府应该是最小化的，它应该在市场、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干不了的情况下才介入，是兜底性的。比如维护产权、巩固国防、裁决，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该介入其它领域。
　　第三，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刚才大家提到很多，以民为本，我觉得还不够，我们应该强调主权在民。
　　——余晖副

　　网络天然具有三个精神，平等、合作、互动。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网络精神，整个社会都要走向这个平台，不搞平等、合作、互动，就没法生存。
　　——杨培芳

　　在中国做事情，我们有个不良倾向，就是有好的治国建议总倾向于先向政府说。事实上，没有公民觉醒意识作基础，这些建议很容易被政府打入冷宫，即使不打入冷宫，一操作也容易变形和走样。
　　——思密

　　对于管制型政府转型，从国际社会中来看，300多年来，世界上政府转型经过四个阶段，西方国家最早是政治家政府，再转到官僚制政府，经过20年改革，转到了企业家形成的政府，现在正在构造一个网络型政府，这是国际上外国政府的转型情况。从中国的政府转型来讲，如果从改革开放开始算，我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制型政府，这是它的起点。我国政府的转型目标是一个阶段性目标，现在要一步到位提到公共型政府，这个目标是和中国目前的政府形态不完全吻合的。我提出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模式，由管制型政府转向管理服务型政府，然后再转到公共服务型的网络形态政府，直接提出服务型政府目标把中国公共管理型的目标淡化，我认为是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政府职能用四句话概括：市场监管，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前三句话都和管制有关，第四句话是公共服务，所以我认为，现阶段在社会转型、市场转换条件下，不能淡化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而只强调公共服务职能。
　　——《实现政府改革的目标及三大条件》  汪玉凯

　　整个中国政府的问题不是局部行为紊乱，而是全局性紊乱，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面积的行为紊乱，这种政府紊乱是由几种行为导致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由此导致整个政府行为紊乱。党内曾经出过一个政策，允许行政机构通过收费弥补行政经费的不足，这口子一开，一乱百乱，不只政府行政管理紊乱了，部门利益、乱摊派、乱集资全部由此而来，所以规范政府行为是我们转型的第一个条件。
　　——《实现政府改革的目标及三大条件》  汪玉凯

　　中国政治体制的上端我认为包括三个层面：宪政体制、政党政治、民主法制。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上端的三层。政府政治体制下端是政治治理、行政管理、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这20年来我们一直在政治体制的下端进行改革，搞了五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行政体制中的深层次问题解决不了呢？在我看来行政体制下端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上端的问题的解决。我们不要和西方简单地类比，西方这20年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改革上端，只改革政府治理。但是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在西方英美国家，政治体制上端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物，所谓的议会内阁制、三权分立制似乎已经成熟，到目前看来，其实是没有能替代这些的体制，所以西方国家不断改革官僚制的管理模式。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上端至少有三大问题值得研究，第一，从最高权力结构配置来讲，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这四种权力在最高层如何有机的配置才是最好最合理的。第二，执政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第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政府行为的规范、公共权力的监督、合理制度的安排都很难解决。
　　——《实现政府改革的目标及三大条件》  汪玉凯

　　两极社会的背后是权利失衡，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目前强势群体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方面，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首先，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缺少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另外，这些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媒体上也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
　　——《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孙立平

　　在分配制度背后的恰恰是社会权利的分布，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的。低水平的权利均衡下，无论是对于穷人还是对于富人、无论是对于资方还是对于劳方，制度化的权利保护程度都比较低。缺乏制度化保护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必然造成事实上的不均衡。在权利的低水平均衡中，还会形成这样的一种逻辑：由于低水平均衡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均衡，于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满情绪增加。由于同时也缺少对富人财产和权利的制度化保护，就会在富人中造成一种普遍的不安甚至恐慌，结果又势必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
　　——《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孙立平

　　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
　　——《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孙立平

　　在一个社会权利严重缺位的社会里，无论由谁来提供保护，都必然会导致庇护主义关系的盛行。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目前的转型时期，行政权力在某些方面弱化了，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强化了，特别是权钱关系要更为密切了。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在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近些年来有许多调查表明，在民营企业家所结交的朋友中，政府官员均占第一位。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这种庇护主义的普遍性。而在这种庇护主义关系中，实质的内容则是腐败性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成员的权利越是缺位，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而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越低，对于建立庇护主义关系的需求就越强烈，腐败性交换的机会也就越多。
　　近些年来以庇护主义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腐败性交换无疑是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目标的。那么，随着瓜分国有资产过程的大体结束，庇护主义关系的模式是否会终结？可以说，瓜分国有资产分并不是形成庇护主义的唯一原因，庇护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缺位。只要权利缺位的现象存在，庇护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最近一位商界的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大部分要开发的土地已经基本被瓜分完了，剩下的也已经在开始实行比较规范的招标拍卖，而瓜分国有资产也已经基本完毕。这时候，企业家能够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好处已经越来越少了。他问我这个时候私营企业家的独立性是否可能会增强。我的看法是，如果可以将非制度化生存分为“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和“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两种类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趋利”为取向的庇护主义关系可能会走向衰落，而以“避害”为取向的庇护主义关系却仍然可以存在，甚至有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提供好处和不提供害处，都会造就对“保护”的需求。
　　——《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孙立平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
　　——《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孙立平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
　　——《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