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观念转变的梳理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洋务运动是今天我们考察中国启蒙运动所必须的工作。根据已有的研究表明：在文化交流的客观效果上，洋务运动揭开了近代生产方式的序幕，初步奠定了近代文化的物质基础；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的近代科技人才；促使社会风气的转变；引发起了思想界的长期争论1。
　　在非物质性的层面上，洋务运动更多是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轩然大波，在全社会中对西学的引入和采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观念冲撞；而且这还使得更多的人睁开眼睛直面西方近世文化，并触动了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念，引起有识之士思索中西文化关系，重新固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洋务运动关于洋务兴废、西学利弊的所有论争中，面对中国由于闭塞而导致落后于西方、倍受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凌的现实，在如何理智地做出选择上，洋务派在实际策略上主张“制洋器，采西学”；同时，又为其杜撰了一个理论的根据——“西学中源”——以证明中学与西学并无冲突，证明两者之间是可相容、可互补的。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这个观念越来越暴露出内容牵强的弊病，而且也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随着对于西学认识逐步深入而产生的新的问题；因此，“中体西用”论应运而生。“中体西用”的论证形式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范式的文化观念。其出现伊始大致可以理解为沿用了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所述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中西学兼容并包的文化结构中，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进而来确认西学辅助的作用。由于“中体西用”是中西文化交流与时政需要共同作用的产物，它的内涵也必定虽现实的需要而变动。一方面，“中体西用”中“西用”范围和性质从起初的洋器洋技之末发展为对于西方经济体制、政教法度层面的模仿。另一方面，“中体”的内涵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并进一步缩小到了具体以“尧舜周孔之道”为代表的儒学伦理政治观念上。“中体”和“西用”在内涵上的背反运动日益暴露了“中体西用”这个论式内在的逻辑矛盾。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作为起成果的文化观念体系应当反映时代的进程；因而“中体西用”的格局势必要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严整的文化观念。

　　二、简析“西学中源”、“中体西用”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转变，在文化观念的层面上就其积极的意义来看，表明了洋务派对于中、西学关系认识的深入，以及在文化交流中民族自身的日益觉醒。就作为应对时代要求、回答文化交流提问的文化观念本身而言，不论是“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异质文化其文化物质外壳与精神内质、文化形体与功能属性本来就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体。
　　“西学中源”是洋务派应对“采西学”的举措在道义信念上挑战的一把锋利的长剑，他们成功地抓住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拟古、溯根”的特质，有效地反击了他们拒斥西学的言论。同时，“西学中源”也是近代学人第一次糅合中西学说的尝试。然而，不能因此忽视它所暴露出的问题：一方面，就学理学脉而言，植根于华夏文化的中学与作为两希文明继承、融合者的西学毕竟属于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同源”之说没有根据。另一方面，洋务派在论证“西学中源”中往往是夸大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相似性；他们的论据大多缺乏有力的考证，并掺杂了神话、传闻和伪书。因此，这个文化观念在事实上没有立足之处。
　　“西学中源”说的内在缺陷使得它无法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而随着洋务运动进一步深入产生的各种要求又使得这个学说无法承载现实所要求的内涵；但它毕竟表明了近代学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不同文化之间并非截然反对的关系，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有所融通的。因此，“西学中源”标志了近代思想史上寻求中西学说融合的起点。从文化交流的背景现实着眼，西方近世文化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激荡着传统中华民族文化，这样的局势势必要求回答：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两种异质文化究竟相互能够有怎样的作用，中学在较为先进西学的冲击下将如何应对、如何调试自身。退而言之，面对复杂而变动不拘的现实局面，仅从源头上来解决中西学之间的关系、中西文化交流的必要性问题是极不充分的，也是不可行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在比较中做出性质分析和价值判断，是回答中西文化应不应该进行文化交流这个时代大课题时，无从回避、必须做出确定性分析的前提”。2
　　“中体西用”作为与时代要求相应和的文化观念形式，其内容的变化反映着洋务运动实践活动的变化以及想西方学习在中国实行变革的内容深化。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坚守中体”的阵地。虽然中学被洋务派归结为孔孟传承的礼乐教化、伦纪纲常的偏狭之见，固有的传统信念和先前提倡“西学中源”时一样没有被打破。而对于中国传统的声名文物、伦理纲常的信仰，在洋务运动的时代却依然十分牢固。从文化心理上讲，他们仅是感觉到了传统受到了时代的挑战而没有挣脱以儒家伦纪纲常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观念的窠臼，外部西学的冲击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引起他们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产生反省考察的自觉。所以，从保“中学”价值的举动上来看，从本质上讲，他们还是与守旧派并无相异；而以思想观念根本改变为标志的启蒙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找到适宜的起点。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在“中体西用”论盛行的时代，这个观念还是难当历史的重任。一方面，在观念上所认识到的学习西方不应该仅限于器数之学而要向文化结构的深层研究的转变，却始终没有在现实中推行开来。“中体西用”在事实上所能表现出来的只能是书斋逻辑与现实实践的断裂。另一方面，这个论式也没有较为恰当地解决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如果把西方立国之本的法度都学习过来，那么岂非是“西体西用”，而中国文化又当如何立足？“西体”与“中体”的关系又当做何种理解？直至后人严复才较为合理地解决“中体西用”内涵的矛盾，他批判道“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起其文之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焉望言之而可性乎”。3
　　此外，在对于“中体西用”不圆满的论述中还可以明确地看到洋务派所暴露出的矛盾心态——在汲取西方先进的近世文化的同时，如何珍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即保守主义与激进文化观念的矛盾。开明的人士认识到了中西文化交流把传统的中国卷入世界历史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动向，而在此之中，如何面在不同文化在交流中两者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评价和改造传统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势不可免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虽然作为一种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推进文化交流、实现社会改良的作用，然而这个论式格局的自身却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而且，从负面的影响上看，小而言之，对于“中体”的偏狭解释把中学、西学的关系限于传统礼乐教化、伦纪纲常和西方近世文化关系是不合理的；大而言之，这不仅抹杀了中国文化中极其丰富的内容，无法解释在近代西潮冲击下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三、文化观念转变折射出的问题
　　中国近代文化的演变、更新、形成、发展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世文化的冲撞、冲突、反馈、交融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既包括了人们认识的过程，心理信念的转变，也包括了人们社会实践的过程。
　　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来看，在洋务运动时期，尽管人们没有真实地考虑到中西文化冲撞所带来的具体问题的挑战，“西学中源”、“中体西用”观念的出现却着实引起了持不同政见的士大夫们的广泛赞同，这表明了：其一，尽管这些观念看似激进，然而从根本上看，它们更多地是折射出保守主义的光芒。它是以一种拟古和尊崇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情结为基础的，因而并不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而在本质上也没有反传统。其二，这些观念所依托的尊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民族情结仍然十分强大而有生命力。事实上，就中国当时的状况而言，对于是否向西方学习，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面对列强的欺侮，中华民族的自尊和民族自豪感出现空前得高涨是在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情绪没有恰当地发挥，反而呈现出一种由于心理信念动摇而导致的盲目自大。进而，救亡的道路在没有启蒙理性的指引下也必定是崎岖、坎坷的。其三，被不恰当膨胀的自大心理支配的人们根本无暇运用自身的理性冷静地去探究“中国究竟应当向西方学习什么”、“如何向西方学习”、“中西学结合点在何处”，而只是在模糊的救亡的概念下摸索着适合中国的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是无法真正展开的，因为理性的力量还被暂时搁置在一边。
　　所以，尽管在中西学争论的现实影响下，中国文化向着近代演变，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是与洋务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相辅而行的” 4；然而必须承认：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转变虽触动了学人们的传统信念，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进行转变；但仍然没有真正开启近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

　　四、“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启示——二元激荡中的启蒙前景
　　康德把“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5他认为“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给人类带来启蒙”。6因此，启蒙不是仅在社会上层的小范围或学者的狭小圈子内进行的革命。以此为判据，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由于“运用理性”是启蒙的关键词；以思想根本性转变为标志的启蒙运动要求公开运用理性。康德曾区分理性的“公开的运用”和“私下的运用”，他认为“我所理解的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7所以，“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在学理上都不能被视为公开运用理性的结果。其次，理性的自由运用将带来有深渊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8但是，严格地讲，洋务运动缺乏思维方式或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性的创新。“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虽是具有思想指导意义的文化观念，也是社会精英运用理性思考的结果；但对于中西文化的逐步深入认识也仅在形成于洋务派内部的一小部分，并没有引起共鸣和广泛的认同。因此，这远不能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再次，从现实影响上看，“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作为精神口号并没有在社会的广大层面得到反响。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理性的运用一定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当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的运用相互重叠的时候，启蒙就存在了”9。这些观念盛行的时代，人民仅仅扮演的是“盲目的和愚蠢的服从者”的角色。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人们并不真正了解现实的改变有何意义，也不真正理解这些文化观念。这种情况下，即使“启蒙”能够在名义上得以立足，在广大公众的层面上，启蒙也是不存在的。
　　由此可见，在洋务运动时代，理性既没有充分自由的使用，又没有公开使用的状况下，就不能认定有中国近代启蒙发生的事实。但是，必须看到启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正如福柯所说的“我们决不应忘记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的方案、技术的变化，所有这些是非常难于用一个字来总结的”。10虽然，在“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观念指导下具体举措没有触及到封建统治的核心，但是在实际上这却打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通路，并逐步引起了思想以及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而且也为以后的维新变法运动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在等待启蒙的过程中，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的转变在事实上为近代思想的革命性转变和启蒙的发生准备了丰沃的土壤和良好的环境。此外，从中还折射出近代启蒙运动所将要面对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其一，中国近代的启蒙将发生在一个完全异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环境中，与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从自身社会内部产生的西方启蒙运动不同的是，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必须在不同文化的交汇、冲撞、融合中寻求自身的开端。从一个侧面讲，“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都是对于寻找异质文化结合点的一种尝试。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的交流史，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必须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而学人们也必然要在汲取西方近世文化的条件下，运用自身的理性反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以锲而不舍追求真实、发现真理的意志、确立构建新的认识方法，重新发掘和估定中华文化的价值，开创新的文化传统。
　　其二，无论是“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从起对抗守旧派保守观点的现实着眼，都体现出思想观念上激进与保守的对立。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从本质上看，这些观点都是保守的。11尽管，近代文化交流是历史所趋，但传统文化内在的惰性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总是会产生强大保守的力量来与之相抗衡。可是，不触及中国文化的精神内质是无法真正进行启蒙的，因而，中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变革和社会变动都会在伴随着激进和保守的相互交识、对抗、争衡的历史进程中而展开。
　　其三，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外强入侵和中华民族不断反抗的历史，因此中国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要面对“救亡”的主题。尽管在洋务时代，“救亡”还不是时代的中心词，但人们已经开始觉醒与中国的落后，并希望借助外来较为先进的事物来变革中国。“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就是在这种时代要求下应允而生的。具体来说，“中体西用”论式内涵的整体性发展就体现出士大夫们对于中、西学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这个论式中“西用”相西方文教、政治、经济制度的扩展也反映了现实“救亡”的迫切需要。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就不可能是自发性的，而是在外强入侵中被卷入世界历史中发生的；并且还是一个要不断在“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见寻求平衡的历程。

　　1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近代：蜕变与新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版
　　2 丁志伟、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3 《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
　　4 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 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5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什么是启蒙”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 同上
　　7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什么是启蒙”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 根据梁启超对于“思潮”的认定，思想的创新性、根本性转变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运动是“思潮”的两大要素。
　　9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 1998年版
　　10 同上
　　11 根据“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1912年所写的《保守主义》，概括英国近代保守主义由三部分组成：天生的守旧思想，即所有的人内心所固有的不信任未知事物和眷恋所熟悉的事物的思想；王党主义，即卫护教会和国王、尊崇宗教和权威的原则；帝国主义，即热爱国家的伟大和热爱使其伟大的上下团结。这里，保守主义显然并非不要变，或是要求变革较少，而只是要求使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范围于尊重传统、尊重权威、民族主义等范围之内”——引自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