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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         
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
[ 作者:苏坦坡    转贴自:科学网    点击数:2099    更新时间:2004-07-10    文章录入:admin ]

 

    从世界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看,我国科研原创缺失有两个明显标征:一是在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我国现在是且“仍将是”一个“旁观者”了,而尚未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二是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仍未拿下一块诺贝尔科学奖牌。
  影响我国健步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和前列,且拿下几个诺贝尔奖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作用的。我认为政府好近功、国人官瘾重、体制积弊多、社会缺宽容,就是其中四个根由,值得认真剖视和矫正。
  政府好近功。好大喜功是秦始皇以降历代皇朝的一大政治特色。鸦片战争带来的民族大辱,使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和政府正派官员,把目力和功夫绝对地置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解决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情状及同世界发展进程的巨大差距,激发着国家领导者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情怀和必在若干年内赶超欧美的雄心。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跃进”遗风还依旧难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政绩”观念,又令一些届别和层级的政府,把功夫用在目下的“数字政绩”上。在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研体制下,政府好近功对科技进步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或舍不得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个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上,化大功夫、下大本钱至今,我国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只占GDP的1.1%,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同比的3%左右 ;另一方面,它也势必要求科技界、学术界同政府一样,在短期内“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科学技术和学术事业,是长期累积方有创新和突破的事业。对这样的事业,政府如果没有起码的支持强度和足够的支持时间,原创性、突破性的大成果,又从何而来呢﹖
  国人官瘾重。学而优则仕,且以读书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这在俺中国真可谓“刻骨铭心”!1916年,陈独秀先生在其《新青年》一文中这样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这种陈腐发财观念和现存“官本位”制度之疾的结合,使得“几个‘博导’竞争一个副处长,高级研究员争当科长,研究生热衷考公务员”业已成为“非新闻”的生动现实,表明包括一些科研人员在内的国人之官瘾,该有多重可以想见,在一个“大家想当官真正不想当的也有,但不多 ,真不想当人家又逼你当”的国度或氛围中,还能有多少大创造和真学问呢﹖官有官道,学有学路,“双肩挑”其实是极难兼得的。爱因斯坦说得好:“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是县花一现。”
  梁启超留下了皇皇1400余万字的著述,这是他远离官场、潜心著述的结果。梁氏深察旧中国官场“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懒惰与巧滑”,“很容易堕落”,“终非安身立命之所”,“现在政界万万不可多与为缘”。梁启超还用其观察结果劝诫子女们莫做官,只做学问。梁启超一家,走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国家级院士。这一极有可能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文化事件,真是发人深省啊。
  体制积弊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积弊对我国精神生产力之发达、科技学术事业之繁荣的消极影响,已有多人作过精到分析,此不赘述。我经20余年观察思考,认为从科学技术体制本身看,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弊端有三方面。在立项选题上,“长官意志”和计划色彩依然过重偏浓,自由自主选题立项尚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准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资源分配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甚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当代国外科技资源在“三类研究”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之比,已大体稳定在14:24:62上,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之比,竟从1985年的5%下降为目前的2%。在成果处置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并大行其道后,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准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自觉不自觉地鼓励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独创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
  社会缺宽容。科学研究和政治决策施行着两条相悖的原则:前者是多数服从少数,后者乃少数服从多数。科学要有进展,往往是极少数人推翻所有人的观念才能前进。科学的创新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否定、创造性的破坏和历史性的超越之过程。没有怀疑、批判、解构精神,没有超常、超凡、超我、超群、超前的卓识和胆略,就不会有影响科技发展历史进程的原创性、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科学、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政治的、社会的理性宽容。现代理性宽容,既坚决排斥那种蛮不讲理的所谓“大批判”和政治性的裁决及低层次纷争,也不太欣赏那种恩赐式的宽恕,它的本质是高度尊重他人的平等自由和权利。爱因斯坦指出:“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无论哪种可能的信念”,特别是“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他认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认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尊重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思维独立和学术自由,是精神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根本条件。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整个国家都应努力创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坚持自己思想之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宽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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