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么长时期英国人的心中也有一些阴影，那就是虽然英国仍然是强大的，经济仍然是繁荣的，人们仍然是爱国的，英国人仍然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但人们对英国的进步速度和衰落的情况的估价却是十分悲观的。大多数人民相信，不管他们自己拥有多少财富，他们国家的命运是不幸的和越来越坏的。
　　首先，自1945年以后经济很少处于有效地控制之下，在整个50年代，有几次外贸不平衡的危机，而其对货币的压力成为一种灾难性的疾病，而60年代初期，随着公共企业的衰落，人们的一种感觉逐渐占了上风，即英国经济从来没有恢复平衡，试图加入欧洲的尝试几乎都伴随着一种经济虚弱和毁灭性的孤独感，1966－67年英国的货币危机导致了英镑的贬值，而70年代则是滞胀。撒切尔夫人政府在80年代中期创造了短暂的“英国奇迹”之后，在80年代末却又陷入了赤字预算，通货膨胀，英镑地位的虚弱，也未能坚持货币主义的原则，而这本来是撒切尔夫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而这一切，证明原有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唯一幸运的只有北海的石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英国出口的危机。
　　和所有的发达国家一样，英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但从国际标准来看，英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尽人意的。而其原因学者们作了多种分析，英国的工业关系是一个失败的因素，工会要求特殊的措施来保护本行业的利益，而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的企业其管理机制都不理想；而另一些长久的因素则可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如在投资方面的长期短缺，没有加强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培训，而最重要的或许是未能创造出一种工业精神或是商业主导的文化。由于这些缺陷，人们在进一步分析时，发现就是撒切尔夫人政府在1983－87年的复兴时期，其繁荣也更多地建立在金融、银行和信贷方面的政策变革上，而不是真正的工业和制造业的复兴，实际上，对一国综合国力最具影响力的制造业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79年的25％下降到1986年的19.5％。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英国经济问题都是英国人心目中一个摆脱不了的阴影。
　　或许，另一种不太明显但却十分重要的是人们信念的衰落，即英国人对英国的立法、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信念的逐步动摇。1945年时，英国人尽管还处于战后的恢复的困难时期，但对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却充满信心，在白厅工作的官员都是全国闻名的绅士，他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声望。但在艾德礼政府之后，政府的职能逐步扩大，政府的开支逐渐上升，以及政府在管理方面的失策，以1964年威尔逊政府上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人们对政府和立法的信念开始下降了。这种下降有很多微妙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英国政府未能有效地振兴英国的经济。威尔逊政府试图通过政府的计划来改造英国经济的尝试使情况变得更糟，与此同时，纳税人发现，在1960年，他们所交的各种税和保险只占全部收入的8％，而在1970年则占到了20％。　这些政府计划的失败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中央集权方式感到不满，于是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开始对这种中央过多的干预政策进行改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撒切尔政府时期，行政的中央集权趋势进一步得到强化。但不幸的是，尽管英国的中央集权十分有力，但各种振兴经济的计划与法国或瑞典等国相比，还是失败了。
　　战后在英国人心目中摆脱不了的阴影是英国社会在收入、资本和社会机遇方面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英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国家，而且还有进一步强化这种不平等的趋势。家庭背景、种族、性别、地区和职业等都成为这种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妇女的地位尽管在一位女首相的统治之下，也没有得到任何彻底的改善，英国仍然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1987年，3,430,000计时工作的妇女工资低于欧共体的最低标准。1986年，英国的离婚率为千分之12.9，法庭判决离婚的人数达到了175,000人，是欧共体国家中最高的。　而职业、受教育的程度、工作的地点等，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受普通教育的人依然很难找到收入较丰的工作，而北部工业地区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富有阶层的人仍然不能相比。而高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使能力强的人与能力较差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更不平等。社会学家们在80年代的调查表明，目前的英国社会比本世纪开始时更不安定，更无希望，充满着更多的暴力倾向。
　　最后，则是英国公众不断地对英国世界角色的焦虑。1945年，英国的战后帝国政策并不明朗，人们依然认为英国应该保持强大并且有足够的能力保持强大。直到60年代，公众才开始意识到英国不再是一个以前所理解的大国，而英美特殊的关系也使英国吃尽了苦头。在先是半心半意，最后是迫于无奈。虽然在1975年加入了欧共体，但仍然是一个若即若离的欧洲成员。就是撒切尔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欧洲联合政府”的想法。英国在放弃帝国以后，应该扮演什么新的世界角色依然是含混不清的。而在放弃帝国的过程中，一连串的屈辱更使英国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英国的领导是不称职的，他们没有有效地聪明地管理好英国。每一位首相在离职时其威望都比他入主唐宁街时要低。
　　在二战结束后，无论是艾德礼时代还是丘吉尔政府，英国人都知道是谁在领导自己，所有的领导者都奉行着英国传统的政治价值，在人民心中享有足够的权威。人们知道自己是被一群有思想的有责任感的专家领导着向一个目标前进。而从60年代开始，这种感觉逐渐被破坏了，到撒切尔夫人的政府，英国似乎已经处于一种无人掌舵，没有明确方向的也没有继承任何传统权威的状态。尽管单一欧洲的前景在90年代已经越来越明显，但英国人似乎仍然对其英国人的特点充满信心，而且很多人还为自己的这种特征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特征究竟是什么却是十分模糊的。事实上，很多英国人的这种自豪感还是来自工业革命后英国人所取得的那些历史的功绩，从亚当·斯密到丘吉尔，从科学的巨匠到世界各地的英国探险者，这一切都会引起英国人微妙的情感。然而，使英国真正伟大的实质性的东西──英国皇室，议会，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民事和商业的机构──所有这一切在1945年以后都开始逐渐地失去了它们以往的魅力。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英国，仍然保持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正如美国的例外论一样，英国的例外主义也依然在世界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们经历了从帝国的撤退，经济的衰落，工业的纷争，但依然能够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凝聚力而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一个有力的整体。但与此同时，英国例外论也包含着完全相反的东西，即在英国人的潜意识中，他们渴望的是一种宁静的生活，而这种渴望却也同时与缺乏主动性，缺乏野心和进取精神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在21世纪英国对世界的贡献应该是有限的，它已不可能再为人类做出它在20世纪所做出的那些贡献了。

　　从英国衰落原因的分析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需要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支柱，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动力，任何发展都难以持久。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艰苦奋斗精神总会逐渐消退，这是一种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趋势。要保证原有的奋斗精神不致丧失，在制度化层面上的变革就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既取决于它的精神层面，也取决于它的制度层面。从巩固胜利成果的角度看，制度层面的变革显得更为重要。
　　从更深的层面分析，英国的衰落只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英国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由于最先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抢占了不少殖民地，而一度在世界上发挥了与它实际能力不相称的作用，成为一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即我们所说的超级大国。但这种过度的膨胀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消肿”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现在英国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受惠”于历史的机遇，它只能也只应该发挥它实际所拥有的能力。
　　换言之，任何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要想凭借某种优势长期地为本民族捞取不适当的利益，即使一时可以得逞，也是很难持久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我们在对英国衰落原因探讨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如果不能正确地给自己定位，总是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把国际事务看成是自己的国内事务，捞取不适当的利益，承担不适当的义务，任何强国都会衰落，在这个意义上，“超级大国”只是一个即将衰败的代名词。我国的领导人宣称中国现在不作，将来永远也不作超级大国，实在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眼光的明智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