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由于民主的扩大，而是由于其他的各种制约因素，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无法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其中固然有政府决策的责任，也与英国的各个行业有关，如棉纺业在原材料和成品两方面都依赖国外市场，此外，英国城市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的粮食，如实行保护关税则势必使英国国内市场的粮食价格上升。这些因素都使得英国政府难以采取断然的措施。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英国人古老的观念，即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一件只有利于少数人的行为，是一种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事。在这样的习惯制约下，英国政府长期未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有利于发展的政策。比如对技术教育的忽视，使得英国在19世纪后期不能如德国和法国那样提供足够的技术工人。对一些重要的科研领域，政府也未能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而是任其自生自灭。甚至在20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职业培训在22个发达国家中也是名列倒数第二。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政府内居然没有一个主管工业的大臣。在这样的体制下，英国政府未能对其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然而，仅仅这些因素还不能使人信服。从更深的层次分析，英国衰落的制度性因素在它的兴起过程中就以埋下了。英国17世纪的革命最终将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了议会手中，这本来是一次巨大的胜利，然而，善于妥协的英国人却半途而废，拒绝将自己的胜利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结果，英国人没有成文的宪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包括各种工业组织的合法权利，使得人们在处理很多事情时只能按照习惯进行。至于这些习惯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变革，是绝大多数英国人在自己处于顺境时根本不愿去考虑的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不断取得工业革命进步时，却同时保留着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传统了。反映在政府的结构和设置上，则是不到万不得已，政府决不会主动适应形势进行变革，在英国经济顺利发展时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在财政政策上，其决策权不在英国政府手中而在英格兰银行，而英格兰银行主要是由一些金融家和商人所组成，他们并不代表工业家的利益。英格兰银行的股东们只想如何获得更高的利息，完全不考虑英国工业家的利益。从1851－1913年间，英格兰银行的利率每隔6－8周就要波动一次，使得英国的企业家吃够了苦头。　在经济上英国政府未能有效地帮助自己的工业发展，但在对外政策上英国政府却在有意无意地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正如韩德森爵士所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外交政策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而制定出来，它们对我国的经济无疑都具有不利的影响。在一个过长的时期中，我们自不量力，试图继续充当世界强国。直至1965年7月，首相还说，‘我们的边疆是在喜马拉雅山。’结果，我们在财政方面的摊子铺得太大，从而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经济衰弱的真实情况，这时才被迫仓促收缩。”　甚至在本世纪80年代，英国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投资仍然很少。80年代初，英国每在发展与研究方面花一美元，西德就花1·5美元，日本花3美元，美国花8美元。而且，英国的发展研究费用的50％用于非生产性的国防事业。相比之下，西德为9％，日本更微不足道。英国目前的国防预算在世界上居第三或第四位，海军和空军都在世界上居于第四位。这与它的国土面积和国民生产总值是不成比例的。尽管英国的国力已经下降，并且一再发表从世界各地撤军的声明，但迄今仍然没有主动撤出任何一个殖民地。　就这方面而言，英国政治家们没有正确估计自己国家的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没有给自己正确定位，从而加重了英国的经济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英国的衰落。

　　五，既得利益集团的种种作用

　　在人类的社会发展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任何个人在单独捍卫自己利益时都不如组织起来更为有效。这种趋势迫使任何一个试图捍卫自己利益的个人，只要有可能都尽量地组织起来以便为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其结果是一个社会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若干利益集团，而每一个利益集团从本质上都是想为自己谋取到最大利益。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在相互的讨价还价中不能达成有效的妥协，则社会经济的效能就会大受影响。英国是一个“自由发展”的工业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自然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
　　然而，这些利益集团往往把自己的小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且为了谋取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用博弈论的观点看，这是一种零和对策的行为方式。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能有效的达成协议，或者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作出决定，那就会使社会在任何需要协商的事情中都不能作出有效的决定。而事实上，根据曼考尔·奥尔森的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使各个利益集团形成完全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这些利益集团总具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取向；其次，由于人们天然的保守心理，（即对不熟悉的事物是否有利于自己持怀疑态度）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并不能有效地判断自己的真正利益。于是，一个具有相对不变的边界的稳定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倾向于加速产生各种采取集体行动的共谋集团。第三，组织结构较小的利益集团比较大的利益集团能更为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小的利益集团往往有与他们的人数不相称的能量。第四，特殊的利益集团总是以牺牲社会的效率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并使得政治生活更为分裂。　
　　总的来讲，特殊的利益集团关注的主要是分配领域，至于如何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能，则不是单个利益集团需要考虑的事。这一点，在英国的劳工运动和劳工组织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过去在研究工人运动时一般是强调它的的进步意义和作用，但很少研究它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因为任何工人运动如不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那么它的具体目标总是以提高现实工人的工资或其它的福利为依据。也就是说，劳工运动的斗争目标主要是集中于分配领域。由于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工会结构与劳资关系也具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没有按行业划分的工会。一个人能否取得会员资格，取决于其工业部门，而非其所干的行业。这样，一个工业部门中某一行业，为了谋取本身利益而损害其他行业或整个企业利益的情况，便无发生的可能。法德两国工会的数目比英国少得多，参加工会的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也比英国小得多。　换言之，英国独特的工会结构增加了劳资双方达成妥协的难度。此外，工会和类似的组织降低了社会吸收新技术来重新分配资源以便对变化了的环境作出反映的能力，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这些类似利益集团发展到最后，往往产生一种本能的排外心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原有的市场控制者不愿要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无论这些竞争者出售的商品的数量是多少，都会产生两个后果，要么降低原有市场的价格，要么迫使原有市场的控制者限制自己销售的规模。　比如外科医生，如果人数过多，那么医生的工资水平就会下降。所以，世界上的各种医生协会总是本能地限制其成员的增加。法学人材也是如此，但其限制相对不如医生协会严格，这是因为律师行业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那就是律师可以增加诉讼的次数。当然，诸如此类的行业限制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拥有成功的起码规模，也就是说，一个销售电器的卡特尔必须包括主要的这类商品的销售商，否则它就无法有效地运作。然而，一旦它能够有效地运作，它就很难再增加新成员了。
　　利益集团的形成在每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清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发展中的负面影响，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迄今为止尚无良策可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历史越久的国家，它要清除这些利益集团就越困难，在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在这方面所背的包袱自然也就最沉重。

　　六，结语

　　在探讨英国衰落的原因中，我们发现一个很难使人满意的现象，那就是任何一种因素似乎都有作用，但任何一种因素又都不能完全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导致英国衰落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英国衰落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它兴起的原因一致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它只能在探索中一步一步积累经验，并在失败与挫折中一点一点地进行调整。英国成功了，成功的原因事实上并不证明英国式的经验一定就是最好的，而只是当时英国没有更强的竞争对手而已。然而，英国人却为自己的成功所陶醉，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反而将一些弱点作为自己的长处保留了下来，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英国人事实上并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比如，英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一直很慢，以致至今尚未有一部成文宪法。英国人自己通常以这一点为自豪的资本，以为其显示了英国式的自由。但恰好是这一点构成了英国衰落的主要因素。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一部成文宪法，它不仅确定老百姓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它界定了政府的组织机构的责任，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应该如何管理。由于英国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结果使得在光荣革命后产生的英国政府机构基本上还是贵族式的，不仅使英国人在历史上取得的成果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使得英国人在面临各种新的挑战时总是不能立即作出有效的反映。如二战以后，德国与日本尽管战败，却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了新的工业发展。而英国在二战后丧失了自己的殖民帝国后，却迟迟未能调整好自己应扮演的角色，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英国在失去帝国之后，还没有给自己找到另一个角色。　以致在新的发展机遇中又慢了半拍。在其它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是如此。在工业革命初期，慢慢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也许不算一件坏事，但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事事依靠自己摸索显然已经落伍。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政治机构的现代化任务还未彻底完成，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如果它在完成这一任务前居然能够在世界新一轮的发展中继续领先，倒反而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了。
　　而英国由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已经习惯了自己获得成功的那种生活方式，它在继续创新以保持自己民族的活力方面比其它民族就显得更为艰难。因为人们很难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较高的生活水准，重新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开始艰苦奋斗。即使少数知识分子能够认清形势，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法，也很难为大众所接受。二战后英国历届试图有所作为的政府在医治“英国病”方面最终都无果而终，与这种大众惰性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证明了一条原理，即一个民族一旦落后，要想重新赶上去需要付出比原来落后的国家更加沉重的代价。
　　在评价近期英国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发现在公共评论员的评论与普通民众的反映之间有一个明显的鸿沟。这些评论家在70年代和80年代对英国1945年以来的历史充满了悲观的陈词滥调的色彩，即英国如同一个痛苦的巨人一样从它的帝国和伟大工业国的顶峰跌落下来。任何一种相反的看法，都会被认为只是一种天真的相信进步的信念。在二战以前，英国仍然有很多伟大的值得自豪的人物，丘吉尔，肖伯纳，罗素，卢瑟夫等，而二战以后，正如以前衰落成为二、三流国家的荷兰，西班牙等国家一样，它既没有伟大的男人也没有伟大的女人。
　　但是这种学者的焦虑却非常奇怪地被英国每日的生活经验而逐步地消除了。各种公共调查和民意测验均表明，普通民众对1945年以来的这段历史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段英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一个舒适和满足的时代。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自1945年以后，欧洲没有再次发生战争，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战争。当然，自二战后的50年中，英国也参加了一些战争，这主要是与殖民地的独立有关的战争，如马来亚、埃及，马岛之战等等，但这些战争对英国本土都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一般的英国国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没有意识到这类战争的存在。尽管英国的国防开支相对于国际标准仍然很高，一些理想主义者也反对英国发展核武器，但绝大多数的民众既没有经历过战争，也不希望有这种经历，蒙哥马利成为英国本世纪的最后一个英雄，但就是这位英雄，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名字，就如同威灵顿一样。
　　国外的和平伴随着国内的和平，尽管有学生运动，北爱尔兰的骚乱和工会的罢工，但相对于二战以前的阶段，英国的国内是相当和平和稳定的，因为没有任何使国家发生强烈动荡的冲突。英国的宪政十分稳固，它的社会凝聚力也相当强。除北爱尔兰问题外，所有的麻烦对它来讲都如同玩笑一般。甚至是撒切尔夫人的政府，也没有多少主动性要彻底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体系，社会和政治的天翻地覆以成为遥远的过去，社会已经相对地变得十分有秩序了。
　　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这也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从40年代末起，新的出口政策导致了新的繁荣，从1948年──1976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倍。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随之增长。　从50年代起，购买汽车和其他的耐用家电，到国外旅游，成为大多数人民的欲望，从60年代起，购房也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消费点，而在80年代，电脑也成为很多家庭的日常用品。1986年，2百万以上的英国人出国度假，其中很多是到美国。而在80年代，富裕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不少人──主要是城市的居民开始购买第二套住宅。
　　从具体的指标看，有两项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其一是不断增长的购房，从50年代开始私人住房就在不断地增长，1961年，已有700万居民购买了他们自己的住房，1987年，有1450万居民购买了他们居住的房屋，而到1990年，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另一个特点则是股份持有者大量增加，1984年成人中股票持有者不过6％，而到1988年底，已有50％的成人持有了股票。　这似乎是财富随着古典的分配模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部分，而保守主义拥有“财富的民主”的热望在1945年以后逐渐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