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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上)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上)
[ 作者:陈晓律    转贴自:士柏咨询网    点击数:2628    更新时间:2004-01-14    文章录入:111

  从十九世纪末起,现代英国史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探讨之后,国外学术界对此的兴趣仍未衰减,各种有关的学术著作仍在陆续出版。从研究的趋势看,学者们早已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转为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而且随着其它社会科学的进展,各种各样的新方法和新的视野也被引入了研究之中。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在英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后,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仍能激发出学术界持久的热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的现实有关,因为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无论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执政的,他们想使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赶上他的邻国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使人们不得不认为,所谓的“英国病”有很长的历史渊源。“英国病并不仅仅是过去十年或是二十多年的事,……而是一个可以回朔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现象。” 问题的错综复杂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导致英国衰落的根源存在于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中。只要英国衰落的趋势没有逆转,学者们对此的探索也就不可能停止。然而问题并未到此为止,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之所以能够成为学者们长期关注的课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大国,也是第一个衰落的现代西方工业国家,因而研究英国衰落的意义也就超越了英国本身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关系到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命运问题。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一直到近来的保罗·肯尼迪等西方学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流露出这种深切的关怀,因而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也就具有了一种更广泛的意义。在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时,回顾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尽可能避免他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失误,无疑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一,英国衰落的经济因素

  英国衰落的具体表现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因而人们对此现象的探索也一般从经济本身的因素着手。然而,任何一个学者展开自己的论题后,都会发现英国经济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与其它领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英国经济的虚弱点上,奥尔森就指出,英国的金融体制和投资水平都不高,但这种金融体制并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在金融体制的后面是历史,阶级,一连串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伦敦城,白金汉宫和威斯敏斯特都是一些象征,没有相互的支持谁也不能单独存在。 因而,本文在论及英国衰落的各方面原因时也就很难把某一领域与其它领域的联系完全切断,只是在某一节里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厉以宁先生认为,作为英国经济衰落的典型现象,即“停停走走”的英国病的产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而经济因素主要是随着“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后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消极的因素,在英国世界工厂地位丧失后,原来的优势开始转化为一些沉重的包袱,这些包袱包括:陈旧的生产部门,墨守陈规的技术,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等等。陈旧的生产部门是指在英国经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传统的工业部门,新的生产部门发展迟缓。这些新的经济部门主要是指在本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一些技术部门,而且它们的发展至今还遇到很大的阻力。墨守陈规的技术是指英国企业界对待技术引进和技术力量培养两方面而言。英国企业界的基本态度在很长时期是保守的,它不愿采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也不重视技术教育,以至于在技术上缺乏创新,因循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是指英国经济中长期保持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传统的经营管理,无论是企业经营规模和组织还是企业的管理工作都大大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一切不仅削弱了英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加速了英国的资本外流。利润率过低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迫使英国资本流向国外,这一点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即资本的大量输出并不是与垄断统治在国内的确立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垄断统治确立之前,就因资本无法在国内被充分吸收而涌向国外了。资本过早地涌向国外,又反过来影响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使得英国工业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进一步削弱。 
  但一些英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英国经济的扩张的确主要是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供应而进行的。然而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英国所获得的资源是足够支持它的高速持续发展的,查里斯·金德伯格经过仔细研究和统计了1851-1950年间的英国经济数字后认为,“无论通过什么合理的测算,英国资本的供应都是充分的。” 至于国内的投资为什么没有更多,他的解释是需要进一步发现它为什么不是更具有吸引力而已。
  这一系列困境,如果不是绝对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以前的优势转化而来的。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最初建立的工业部门,采用的工业技术,实行的经营管理方式,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它们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使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但这些优势逐渐变成一种固定的传统,变成了墨守陈规的依据。结果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一系列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英国原来的优势就开始转化为劣势。这一系列劣势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为,英国在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形成的工业结构是以纺织,煤炭,造船等部门为主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工业部门,但与此同时,以电力工业,内燃机工业和重化学工业为主的新兴产业部门正在崛起,美国和德国在这些领域已经领先,而英国由于原来的部门仍能获利,加之要与美国和德国的产品竞争又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迟迟未能彻底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1896-1913年间仍然还是靠在传统的产业部门追加投资和扩大产量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除此之外,英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技术改造的进行。因为产业部门的改造,除了更新设备外,工人也必须进行技术方面的更新,而一些由于年龄,知识和其他因素不能跟上技术改造的工人,肯定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这也是有组织的劳工反对技术更新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些使英国经济在面临挑战时不能及时作出反应的因素,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已提到,但不少学者认为英国政府忽视了英国经济面临的危机,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看法却未必合理。事实上,英国政府十分关心它与其他大国相比的相对衰落的状况,如同关心失业问题一样十分关心保持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英国政府之所以未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的软弱,在英国,采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不是由政府做决定,而是由经理人员和工会作出的。 
  而这些在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精英阶层的队伍在英国也不稳定,由于英国工商界的经济待遇较差,令人遗憾的造成了大量工程及管理人才外流。在英国的工程师和经理人员中,不但有人到法国的海外工程项目去任职,而且还有人来到法国本土受聘于法国及跨国的企业。 
  当然,英国政府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在政府内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就自由贸易的问题作出应有的决断。英国在自己的全盛时期一直鼓吹自由贸易的政策,因为这对英国的出口十分有利,然而,当美德等国在新兴的产业部门已经领先的情况下,英国国内的这些新兴产业部门实际上是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就曾为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而对英国的前途发出惊慌的的忧虑,叹息英国没有象美国和德国那样强大的垄断组织,主张英国建立垄断联合以便克服英国工业技术的落后和增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主要由于长期存在的自由贸易思潮,英国政府未能及时地作出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决定。仅就上述因素而言,英国衰落的经济因素也就很难成为“纯经济”的了。因为在一个把人与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里,经济的因素与其他因素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把经济的因素与其他的因素完全分开显然是不现实的。

  二,社会结构的因素

  既然从单纯的经济角度不可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随之而来的探讨领域就是英国的社会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结构在多方面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英国衰落的根源来自它的极盛时期,也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结构。正如一些英国学者所评论的,英国传统的十分之九来自维多利亚时代,尽管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一直是不少学者争论的内容,但无人能够否认这些价值观念对当代英国人的巨大影响。
  不少学者在文章中都指出,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独特的社会结构。即它不是象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那样,是只有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两层式的社会结构,而是有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当时的英国具有了其它欧洲国家所不具有的活力,由于中产阶级有条件积极地从事工商活动,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从形式上看,已是中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期,土地贵族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都在丧失。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贵族统治阶级已经消亡,已经被赶出历史舞台了。事实上,贵族统治阶级通过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通过教育,仍然把自己的世界观转交给了新的继承者。   
  在工业革命中,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观念一度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在18世纪未19世纪初已经处于没落的境地,但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却使它最终丧失了观念上的“正统”地位。对在工业革命中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处于无助境地的穷人,资产阶级并不愿意去关心他们或是承担一些起码的社会义务,而贵族阶层却抓住了这一时机向穷人显示了自己对他们的关心,以此来对抗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胜利。贵族阶级鼓吹保持古老的济贫制度,应对穷人表现出一种“社会主人”的胸怀,并承担“主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19世纪上半叶围绕着济贫法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最终使贵族重塑自己社会主人的形象,而发了财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自己的暴发户的形象进行修饰,并在不知不觉中向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念靠拢了。 
  这方面显示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产阶级对购买地产的热情。而地产从来都是贵族的身份象征,正如第14代德比伯爵1846年在上院所说,贵族是指这个国家中“一个伟大的土地拥有者集团”。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在1850年左右还在批评那些试图购买地产的资产阶级,在1870年就开始转变了方向,对购买地产的人大加赞赏,“对于一个英国的百万富翁而言,将其资产的一半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获取百分之一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他在多数人的眼中将由此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人物”。 
  十分明显,购买地产不是为了进行新的农业投资,为了发展农业,而纯粹是为了享受拥有土地的乐趣。换句话说,原来富有进取精神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在向土地贵族的精神世界靠拢,他们已在逐渐地放弃了他们的前辈得以成功的那些精神因素,而接受了一个与竞争性的工业精神毫不相关的新概念--绅士。而这一概念本质上是旧贵族价值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复活。正如罗素所说,“绅士是贵族为了使中产阶级遵守秩序而发明的一个概念。” 此外,英国贵族的结构相对松散,具有某种流动性,这种独特结构也使得它比欧洲的其他贵族更易于吸收新的精英进入自己的队伍,虽然一些学者对英国贵族的结构比欧洲贵族更为开放还有质疑,但据庞弗里的统计,从1837--1911年间,新上升到英国贵族阶层的人中,其他非贵族出身的人越来越多,从1837年左右10%上升到1911年的43%。 这一统计数字如果不是绝对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贵族比较容易接受新的社会精英。一位英国公爵在本世纪80年代回答采访者时说,“我们贵族是靠着不断从人民中吸收新成员而获得其自身的力量的。” 问题在于,这种接纳并不是英国贵族阶层特别开明,他们实际上也只在自己的特权和优势地位不受威胁时才容忍新成员进入自己的阶层。 所以,这种接受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自己的价值优势。自由主义的斗士科布登在发现自己的同伴们开始以贵族阶层的形象来重新改造自己时,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工业家和商人们努力致富的目标难道就是为了匍匐在封建主义的足下任由他们蹂躏吗? 毫无疑问,封建主义的价值优势在本质上与中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是不相容的。从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言,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公司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组织形式。公司使原材料,劳动和资本有效地结合到了一起,生产出商品和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正是公司在监督着整个生产的增值过程--从购买原材料,组织市场到最终分配产品,也是公司最终将新的思想和技术运用到实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活力完全依赖于它的公司的活力。但资本主义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出完善的公司,公司的合法结构和它的目标依赖于商业文化和商业的组织结构,而这些东西又依赖于更广泛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文化价值观念。 不仅如此,英国的实业家还开始和贵族“融合”,由此而产生的一些英国垄断集团的特点是贵族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个世纪以前实业家就开始与贵族在经济上联系在一起。以后则是在社会文化方面进一步接近与结合,迄今英国还保留了让有爵位的人点缀大公司董事会的习惯。1978-1979年间,在英国最大的50家工业公司和24家存款与贸易银行的主席人选中,有31位爵士和11位勋爵。 当英国的企业家们开始效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时,公司的活力也就丧失了。据有关学者的权威统计,英国公司的竞争力不仅低于日本,德国的公司,而且还低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公司。从规模上看,英国最大的公司也不如它的竞争对手的一些小公司,这种状况显然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国际竞争力。于是,英国的社会结构在英国式的发展过程中似乎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在发展初期,它的相对松散和开放以及贵族阶层的开明态度,(相对而言十八和十九世纪时法国和德国的贵族,他们一味反对进步,即反对工业化。 )使得中产阶级能够脱颖而出,而在发展后期,同样的社会结构也使得贵族阶层可以轻易地使新的社会精英自动就范,把他们纳入自己的体系。而那些在发展过程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却在无形中丧失了。  

  三,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因素

  由此而来的是对英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注。绅士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追求一种田园式的生活放在首位,当中产阶级把绅士作为自己的形象来效仿时,他就把自己赖以成功的工业精神丧失了。正如韩德森爵士所说,
  “英国的生活方式,即专心致志于追求悠闲的生活而非工作,总归要优于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我们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某些深度,确实别的国家所未能达到的。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有其无法估量的价值。……根据历史经验,在我看来,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象我们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以比较良好而且稳定的经济为基础的。因此一旦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如果还以为这种生活方式仍然肯定会保持不变,那就错了……” 
  事实上,甚至就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极盛时期,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虚弱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地理上看,英国只是一个不大的岛国,它的人口在1890年时也不过37,400,000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无论在领土面积或人口总数方面都超过英国,英国甚至连保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仔细的外交考虑。英国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不被侵犯,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英国人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表现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的各个领域,首先在棉纺工业,随后是钢铁工业,然后在铁路部门,英国人都走在了世界其它各国的前面。这种不断的创新精神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人力和物资资源,并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英国能在很长的时期内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不断的进取和创新精神,就是所谓的工业精神。但十分有趣的是,这种工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非“英国式”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真正的英国式精神的存在。在英国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典型的英国式的理想是对一种田园牧歌生活方式的向往,而工业化却是与“ 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对工业化的疑虑在逐渐消除,到十九世纪中叶,斯迈尔斯等人曾认为工业和农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但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调子已开始变了,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体系无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越来越不受人们的支持,在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作品中最集中的体现了这一点,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毫无人情味的社会。萧伯纳1912年曾对狄更斯的作品评论道,“不是我们的秩序发生了混乱,而是我们的秩序十分可怕。” 这一事实表明,人们陶醉在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期已经过去,开始重新评价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一切变化了。
  如果只是知识分子从批判的角度看待工业革命产生的负作用,引起社会的注意并进一步加以改进,那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英国的工业家们自己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改变了态度。很多工业家把工商业活动只看作一种业余的事,常常有一些十分成功的企业家完全离开了工商业界,另外一些企业家尽管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却只把它看作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经济上的机遇。这样一种心态最突出地反映在英国的家庭公司的发展上,英国在历史上最早产生了各种以家族为基础的公司,但却迟迟不能形成非个人性质的更大的垄断公司。 因为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已为自己的家庭挣来了一个舒适的环境,自己也具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现在他所需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休假,去参加各种绅士的娱乐活动,没有必要再纠缠于“俗务”之中了。所以,他们更乐意用一种“休闲”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社会角色。韩德森爵士感叹英国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垄断公司,其根源或许就在于此。

  四,政府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因素,英国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在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强国时对英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利于英国向其他国家倾销自己的产品。但甚至就在英国的极盛时期,它的自身局限性就开始暴露出来。它是一个不大的岛国,它的人口在1890年时也不过37,400,000,它的幸运在于,在维多利亚时期,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它的人口中的78%成为了城市人口,从而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在工业方面的从业人口,所以世界的主要大国如美,德,法和俄罗斯这些主要的对手还未来得及向它挑战。 然而,就在1870年这个英国历史上公认的顶峰时期,一些严肃的学者已经在考虑英国是否已经越过它的峰巅,开始走下坡路了。当然,实际的调查统计表明,英国生产的绝对数字并未下降,但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不再占优势。这种变化的主要根源,除了英国制造业本身的因素外,就是美德等其它工业国开始赶上来了。它们的商品不仅巩固了本国的市场,而且进入了英国原来的势力范围。在竞争对手比自己弱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英国应该是有利的,在竞争对手比自己强的情况下,再奉行这样的政策就值得考虑了。事实上,在1880期间,一些英国商人已经在讨论自由贸易政策是否已不再能为英国牟取最大的利益。 1870年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1890年法国和美国的同样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英国的出口贸易。所以,19世纪末英国国内已经开始讨论“公平贸易”的问题。也就是要求其它国家采取真正的自由贸易政策,然而,英国政府在采取行动方面却迟迟不能决断。曼恩曾指出,民主的扩大会使得重大的国家决策无法进行,因为民众考虑的只是各种实际的利益,议员只是想着如何获取选票,并不想真正关心政治,议会的权力就会逐渐向内阁转移,当议会在辩论问题时,内阁只是想着如何保卫政府的立场,也并不真正想解决问题。这样,真正的政治就开始消失。他和其他一些保守主义的理论家都鼓吹保留“高级政治”,这种高级政治关注的是一些关于帝国的战略决策如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货币,财产等真正的政治问题,这些政治问题应该继续从公共的政治讨论的领域分开。曼恩认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这种决策的变化隐藏得越深,实际的政治决策越有效能。 

  为了维持这种高级政治,维多利亚晚期的保守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在中央政府和社会之间,替代逐渐衰亡的土地贵族和英国国教会势力的中间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这些组织包括地方政府,地方的教育机构,各种党派团体等等。保守主义者希望将这些组织限制在“低级政治”的范畴内,即去解决社会服务,执行法律,举办初等教育,解决民事纠纷等具体的实际问题,即低级政治的问题,同时又保证他们继续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要这样作,政府必须十分强大,十分有效率。而一个十分强大的政府与当时英国的传统却是完全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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