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4年1月29日
　　地点：英国拉夫堡大学
　　访问者：章戈浩
　　受访者：格雷厄姆默多克
　　问：在中国传播研究，又译作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个近年受到广泛讨论的知识领域。中国学者从20年前开始在原有新闻学研究的基础上，引进了美国传播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并从而开始了构建中国本土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实践。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继续努力划定学科边界，绘制学科地形图。有趣的是，依照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一研究领域，在英语世界中被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分别冠以传播研究和媒体研究。作为英国学者，您是如何对这两个术语加以限定，在您的理解中，传播研究与媒体研究的差异何在？您是否认为传播研究/传播研究是一门或者说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答：传播研究与媒体研究有所关联，确实又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与体系。在英语中，“传播”是个广义的词汇，用以指代各类象征性转换，但在英国大学的术语中，它主要与语言学研究和人际传播研究相关。这一学科的主要传统来自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媒体研究是对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借助媒体和人为的传播的研究。它是间接的，研究的是电影，电视，广播，电脑。我认为媒体研究之所以英国发展起来，基于3个传统。
　　首先是对作为机构与产业的媒体体系的研究，以及它与更广阔的经济、政治变迁关系的研究。这起初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的课题。
　　其次是有一个很强的传统，将媒体视为大众文化和大众象征的中心。这一传统来自于社会语言学和批判语言学，以及话语分析，此外还有文学研究，由原有的书写文本，如叙事的研究转向视听领域。因而，有了电影研究与电视研究，它们研究意义的组织，特别是对文化形式的研究和对语言学以及现代视听语言学的关系的研究。
　　媒体研究的第三个主要传统是将媒体视为日常生活的宰制式存在，以及日常人类关系，主要是家庭和人际间的重要媒介。这一学科传统主要来自人类学与微观社会学。因而在定义上，媒体研究不是一种学科，不局限于某个知识领域。媒体如何组织，如何与其他机构联系，媒体如何在公众空间通过借用和创造人为和文化形式来承载意义，将媒体视为我们一天24小时与之共存的东西，并且它对我们相互如何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媒体研究对媒体关注正是出于这些张力关系的观照。因而，在定义上媒体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来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它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你会发现从事媒体研究者来自相当相当不同的学术背景。
　　问：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在国际学界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域，在学科边界上，它与媒体研究有不少交叠之处。特别是在英国，不少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同样被视为媒体研究的关键人物，不少文化研的重要作品，也成为媒体研究的经典著作。当然也有说法将媒体研究视作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或是将文化研究视作媒体研究的一种取向，您是如何看待这两者间的关系。
　　答：媒体研究关注的两个焦点，媒体作为公众文化的中心，媒体作为日常行为的镜像，同样也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文化研究比媒体研究更广泛。它涉及面对面的传播和并不借助媒介的象征形式，如服装，涉及借助诸如手势与行动的自我的表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不仅对借助媒体的文化的感兴趣，也对与媒体并不直接相关的文化形式感兴趣。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有两个相互平行的关注焦点：分析文化形式、文化文本以及将文化作为存在于日常生活各层面的创造性过程进行分析。在英语中，文化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指日常生活中意义的生产，它也指这种生产的后果。文化研究感兴趣的是，在日常行为中生产意义的方式，以及意义在语言、风格、视觉材料、音乐中的散播方式，它同样感兴趣的还有，有些意义创造出意义组织机制的方式，以及为什么有些表现形式采用了艺术的形式并得以被商业化，而另一些却没有。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还有主流与边缘的关系，即那些在社会居于中心位置的文化表达形式和那些主要是边缘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化财富这两者间的关系。文化研究还关注，边缘文化是如何跨越边界的，在美国文化中黑人音乐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诸如布鲁斯和骚灵音乐之类的文化形式，来自黑人社群，却成为了流行音乐，音乐文化甚至音乐产业的中心。摇滚乐的情况也是这样。总的来说，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拥有不少共通之处，但它不仅仅对借助媒体的文化发生兴趣。
　　从历史上看，文化研究有一个重大的缺憾。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自文学背景，少数来自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中，极少有人真正系统地对文化产业发生过兴趣。他们对涉及经济学的领域提不兴趣，他们对人与产品每天的相遇却是兴致盎然，他们感趣的是人们如何理解电视节目，人们如何运用音乐，人们如何运用时装。他们并不会提出这些产品从何而来，是何种力量制造出这些产品这一类问题。
　　问：我们知道，最早的大众传播体系，如早期的报纸，早期的通讯社，最早的广播电视都与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传播研究却发韧于美国。如何理解这种时间错位，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时间错位？
　　答：这种差异与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有关。直至1960年前后，英国的大学体系还规模很小，极其精英化。只有屈指可数的传统大学如剑桥和牛津等，以及19世纪在包括伦敦的大城市出现的一系列城市大学。伦敦直到19世纪才有大学，其它的大型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里兹、利物浦也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创建了大学。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只有数目有限的学院，5%的适龄者能够进入大学，当时的大学体系仍是极度严格的体系。此外，有一组称为技术学院兴趣，它们是由当地政府出资的中学后的教育机构，主要颁发职业证书。60年代中期，发生两件大事，其一，政府决定大规模扩展大学制度，新建了相当数量的新大学。其二，技术学院以传统大学模型，开始教授各种学位课程。媒体与传播研究其实是在60年代才作为一个严肃的学科发展起来。它最开始不是出现在传统大学，而是出现在技术学院。正是技术学院最先开始了媒体与传播研究的本科课程。你或许要问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为什么传统大学涉足这一新兴的领域？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正如我先前所说，媒体研究是跨学科的，很难将它纳入基于单一学科的传统大学系科。很难给媒体研究找个安身之所。其次，与美国不同，在英国培训记者一向就不是大学的科目。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记者，你得做两件事：要么获得一个其他专业的学位，如英语、政治、历史，然后想法在BBC或是知名的报社找到一份工作。在英国几乎所有你能列举出的知名记者都是学习的其他专业。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从大学媒体专业培训出来的记者。要么，你离开中学后，你在地方报纸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升迁。在英国的报业，有一种对新闻学正规教育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很长时间才被打破。但是，那怕是现在，我们也只有三四家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受到广泛承认。这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如果你把眼光投向美国，会有大量的传播研究和媒体研究的院系是基于新闻学，或者曾经教授广播、电视等的实践技术。由于在英国，我们在大学中从来就没有这种实践为主的系科，媒体研究很难在一个系科立足。另一个原因在于，传统的学术工作将媒体视作非常不值一提和无足轻重的东西，它们不是人生非常严肃的部分，电视、音乐、电影只是消遣，不是什么严肃的事。当然对媒体的研究也就被作不入流和微不足道的。长期以来，媒体研究一直在为名份而战，仅仅因为它研究的是生活的常规部分，它本身也就成了常规的和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是严肃的学者，你必须研究诸如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重要的课题。而不是电视这种东西。在传统大学中，媒体研究就是这样受到敌视。如果回顾60年代，在传统的科系中只有3个可以容纳这一领域的容1身之所。而这3个都是在地方大学。我毕业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只到前几年才有媒体研究专业。而在剑桥和牛津，至令都没有这一专业。所以这一任务便留给了地方大学，它们成了传统大学的桥头堡。在里兹大学麦奎因开创了在政治过程中媒体的研究。在我曾经长年工作的莱斯特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现在这个中心已经关闭。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更关注为机构与工业实体的媒体组织。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媒体机构的内部。我们开创了媒体生产的民族志研究。我们对记者如何工作，从社会学角度到底什么是新闻，电视剧如何构成象征，它们如何组成社会层次。我们使用人类学和微观社会学对媒体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另一个地方就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同样这个中心设立于60年代，同样现在已经关闭。它基于英文系，由霍加特创建，由霍尔接替了前者的工作。该中心大部分人来自文学背景。他们既关心文本、媒体文本中蕴含的日常组织意义，也关心社会团体的日常组织意义。有趣的是，这3个机构都只有研究生课程。很晚以后，才有媒体与传播研究的本科课程。由于传统学科对媒体研究切齿反对以及缺少新闻学的培训，逻辑上没有系科可以接受媒体研究。它与传统学科的关系一直不洽，从逻辑上看，直至今日尚是如此。此。这是当前媒体研究状况的重要一面。它在吸引学生和取得高水平的研究同时，仍被大部分传统学科所质疑。它们仍不太把媒体研究当回事。
　　问：您谈到了您对传播研究与媒体研究分野的看法，那么在英国的媒体研究课程中，美国学者的传播研究理论占了多少比重。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美国的传播研究更实证，而英国的媒体研究更批判，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答：在英国媒体研究的课程中美国理论讲授得相当有限。有一些实践研究，有一些有用的概念来自美国，因为美国的研究历史更悠久。但对于英国媒体研究更主要的影响来自欧洲理论。英国的理论总是欧陆理论与美国实践研究风格的结合。尽管有些重要的媒体与传播研究的模式在40年代的英国发展起来，但它们没有进入大学体系。其一最有趣的是有一群自称大众观察的研究者。他们包括人类学家，未来主义画家，行为研究专家，一群很独特的人。他们开创英国日常生活的纪年史，这中间也包括人们与主要媒体的关系，在当时主要的媒体包括报纸、广播与电影。他们开发出很多有趣的技巧，例如他们让人们撰写体验的日记，他们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行系统的人类学观察。对英国媒体研究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希特勒入侵奥地利，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与巩固，相当多的德国与周边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逃到了美国和英国。在美国的学者中最知名的是阿多诺。也有相当一部分到了英国，他们中间不少人很难在大学获得学术职位，而以其他方式生存下来。格外有意思的是德国移民JP迈耶，他出版了两本电影方面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基于他邀请人们写信述说他们遭遇电影的故事，当然这是很有想像力的研究。这些移民学者成了欧洲与美国传统的桥头堡。在美国的移民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有一些在战后回到德国，有一些则留在美国。认为美国欧洲传统相对立的看法并不准确。它们确实有很大不同，但是却有一个中间地带，一个由移民学者组成的桥头堡。他们对英国的影响深远，对美国也有影响。相当数量的美国的批判性作品源自这批学者，正是他们向美国主流引进了不少新思路。一个重要人物是乔治戈尔德，他曾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工作多年。他来自匈牙利，成功地将他的欧洲训练在美国的研究结合起来。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批判学者，他们不仅批判中央集权的政府，也批判大企业，强烈地保卫普通人的权利，反对帝国主义。这一传统直接沿续到赫伯特席勒和乔姆斯基。他们同样有很强的美国思想传统，他们来自移民家庭，成长于高度政治化的移民社区。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承袭了这一传统。当你谈到美国的媒体研究，不应忽视他们。
　　问：您在媒体研究学者中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取向著称，在您的定义中什么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答：我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分野在于历史感。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即使是他们谈的发展的长期浪潮，也只是30年。政治经济学者关心的是长期的变迁，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主义到信息资本主义。你无法期盼这些在短期发生。政治经济学家更具有历史、历史维度，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当下的媒体和未来的媒体。
　　其次，经济学家思考的是被称作经济的现象，这是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领域。如果你是经济学家你思考的是经济如何运作，同样，政治学家思考的是政治制度如何运作，社会学家思考的社会如何运作。政治经济学家不接受这种区分。政治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组织经济行为是这一种方式而不是那一种方式，对社会、政治、文化会有什么不同。更准确的说，政治经济学家感兴趣的不是经济如何运作，而是经济动力与其他动力之间的关系,，如政治动力、文化动力。要成为政治经济学家，必须成为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因为政治经济学者感兴趣的是这些不同领域的互动，而不是割裂它们。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哲学上。有趣的是，要知道创造了市场经济学的亚当斯密成名之作除了<国富论>，还有一本名作<道德情操论>，而他的大学教职是道德哲学。经济学家判断变迁时是采用的技术评判，如效率。政治经济学家则基于道德哲学。如果你要问我一个制度是否比另一个好，我的回答是它好在如何支持了社会公正、平等这些关键原则。举个例子，于我而言，我支持公共服务，不是因为它比商业广播更有效率，而是它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更有贡献，它对社会公正，它对保证平等更有贡献。于我而言，这是比技术原则更重要的原则。因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伦理的，不过它源自一个假想，市场机制存在许多不够完满之处。经济行为的很多领域以其他方式组织得更好，无论是公司化还是以非赢利的形式，或是公众集资的方式。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一个公有的或是商业化的经济，在历史上从未有一个社会是纯粹没有市场，即使是在所谓的国有经济中，还是有市场，总是有市场，至少有黑市，有非法市场。只要有市场，就有市场经济。问题是适当地平衡市场中心与公众中心。所有的社会都得作出决定，如何取得平衡。这是个难题，特定形式的流通，如文化流通可能在社会回报上是负的而非正的，但如果从市场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一立场出发，就必须回答个问题。
　　问：前面您谈到您对大众媒体公共服务的支持。关于公共服务，特别是以BBC为例，近年引发了不少争议。相当的媒体研究者认为现今的趋势，媒体的商业化很难避免，您是否也同样悲观地看待公共服务的未来？
　　答：我个人是乐观的。理解公共服务到底是什么十分重要。可以想像一个三角形。一端是国家，另一端是资本，第三端是公民社会。公共广播在这个三角形正中，它不断地被拖向不同的顶端。国家，包括英国政府，对将传播用来自己的计划兴致盎然，特别是在紧急状况和战争的时候。资本也对获得公共广播所产生的受众充满兴趣。公共广播从来就不是在市场之外，它一直就在市场竞争之中。从历史角度来说，公共广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提供一个空间以便公民社会的不同力量都可以被再现，可以相对独立地互相对话，不受国家与资本压力的左右。因而，公共广播是一个第三位置。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公众传播警告国家，警告市场力量。理想的广播形式应当由公众出资，而不是政府，也没有广告的压力。在最近十年，英国的公共广播由于众多电视频道的兴起受到巨大的压力。受众被分化，BBC曾独享的受众保护伞垮掉了，每个人必须付费购买电视执照观看电视难以论证。BBC同时成功地销售了它的一些重要节目与观念。这些成为将BBC转变成商业组织的巨大压力。
　　问：在您以往的作品中，您似乎对公共服务远没有现实这么乐观，是什么因素促使您改变了立场？
　　答：如果你五年前问我公共服务的将来会怎么样？我的回答会是悲观的。我认为BBC被拉入商业体系只是个时间问题。它会变成完全或是部分的商业化。现在我会给出一个颇乐观的答案。其中的原因是因特网的兴起。因特网同样处于一个三角关系中。国家明显很有兴趣控制因特网，商业公司对将因特网变成直销商品的广告媒体具有浓厚的市场兴趣。同时，社会运动与公民团体试图将因特网用作某种形式的讨论，一种讨探问题的方式，一种呈现主流媒体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这些对因特网的运用同样勃然兴起。可以看到，因特网已经带给公共广播巨大的机会，广播与因特网得以整合。在我看来公共广播的未来是网络成为首要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屏幕上的节目不是人们最后消费的东西，而是首先消费的东西。在公共广播节目之后有一系列其他资源与机会留给了因特网。因而，观看历史频道的人们，观看赛马频道的人们，他们可以登录BBC的网站，找到各种信息，他们也可以加入讨论组，探讨制作节目的人，他们也可能被联接到其他的论坛。我认为公共广播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尽管存在问题，人们还是具有公共信任感。特别是在出现价值危机时，比如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人们信任BBC，他们不相信某个私人媒体持有者比如默多克的喉舌，他动用了他旗下的所有机构推销他个人的支持战争的立场。现在关于泄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BBC没有成为政府的喉舌。公众支持BBC，他们希望看到BBC提出政府不希望它提出的问题。BBC能获得公共信任感，因为不是政府的臂膀，也不是某个集团的臂膀。只有人们使用因特网了，因特网才成为重要的象征资源，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进入因特网。当然存在为数众多的商业门户，如雅虎。所以人们需要的只是将信任带入因特网。举个例子，如果我得了肺癌。我会看我真正想看的医学节目。BBC有的是机会，列出一系列可信的网址，真正的提供确实的信息，而不是借机销售药品。人们会接受这一点。如果BBC提供这些网址，人们会相信它。BBC实际上已经有机会重新将自己塑造成数字世界的主要传播门户。到现在，它的确非常成功，它已经是欧洲最受欢迎的网站。让网站成为BBC媒体行为的重要部分只需再迈进一小步。人们可以与这个机构24小时保持联系，而不仅仅在屏幕前看节目时才与它有联系。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新更有力的公共服务的菜单，就算人们从来不看BBC的节目，他们也可能使用BBC的网站，作为解决困扰他们的问题的重要源泉。我想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公共组织的网站，这就是解决困境的办法。否则，对商业组织，人们可能陷入迷惑，人们将面对一些无法判断是否可信的组织。还是以健康领域为例，人们不愿意只获得医药公司的信息，或是只获得某个自称有灵丹妙药提供的信息，而人们完全没有概念他们是否可信。与健康相似的还有教育等等。因而，BBC有可能成为网络世界的公共门户。因特网不仅只是拯救BBC，而是形成数字环境中公共服务地位。它不仅是节目，而是节目背后的一切。
　　问：在您看来，因特网对于公共服务的未来影响深远。您是否认为它本身也已经成为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媒体之一，或者它只是以某种方式改变传统媒体？
　　目前，因特网只是模仿与改造相近的传统媒体。在网上，我们有网上报纸，有网上广告，有网上电影，这是传统媒体的散播方式。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但数字化
　　由于如果你将任何事都转变成0和1，你在原则上可以将在历史上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结合起来。你可以想像更灵活的表现方式。在现阶段，因特网只是处于较初级的阶级，但它不会总是这样。因特网的另一个重要差异或是特色是它的交互性。当然大部分的交互性还设计得十分简单，它总是让你通过简单的点击就买点什么东西，或是进行某项登记。它会继续发展，会出现更多可能性。我想会有新型的行为。因特网只是在一个非常原始的阶段。现在不是所有人都有宽带接入，因而因特网能做的事还很有限。因特网本身也可能被其他形式的网络所超越，它并不是网络所能采取的最终形式。正在设计中的新一代的网络会比因特网更有力。因特网只是到了万维网，才作为成为大众现象的话题。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级。你的问题，其实问的是大概25年后，网络会如何。对此，我无法知晓。谈论一件还或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并不明智。如果我们回到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讨论，它只会向我们鼓励它的哪个方向发展。如果商业化主宰了未来的公共网络的发展，它更会被调整成适合商业。如果想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寻找来自不同社会组织不同形式的经济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公共广播为何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