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持续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生活满意度的增加，正当中国试图反思“唯gdp”论的时候，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刚刚推出的mdp经济衡量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格灏报道“gdp漠视工厂的正常运转和街道的安全。它不包括诗歌的优美、婚姻的稳固、公开辩论的智慧或公务员的公正性。gdp既衡量不出我们的才智，也衡量不出我们的勇气；既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感情，也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热爱。简言之，除了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它衡量一切。”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弟弟、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说。
 
 
　　当今社会的文化神话是经济增长的神话，这从经济报道标题里泛滥的“gdp”就可以看出。似乎，只要gdp继续增加，这个社会就在进步。但是由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组织、由萨里大学教授蒂姆·杰克逊领衔创设的“国内发展指数”(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简称mdp)却为当代社会警示着一味注重gdp可能带来的危险。
　　杰克逊教授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强调：经济发展正带来令人无法接受的环境风险，这种发展不能确保社会进步，甚至没能让我们更幸福。
　　gdp标准存在致命盲区
　　《国际先驱导报》：为什么要有一个区别于gdp的mdp？它们的不同在哪里？
　　蒂姆·杰克逊：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产出和这个经济体的消费能力。它不考虑任何社会因素(比如收入在贫富之间的分配)、犯罪成本、家庭劳动的价值或该经济体的投资水平，也不考虑环境成本的损耗(比如空气污染的成本、水污染的成本或长期气候变化的成本)。mdp的创设在于改变通常的以消费开支为基础的衡量标准，转而寻求对上述诸多因素的解释，以便解释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各因素的消长。
　　具体地说，mdp与gdp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mdp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保护性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已经考虑在内，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家庭劳动的价值已经包括在内。
　　常规经济指数可以改编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mdp如何衡量生活品质改善的进展？
　　蒂姆·杰克逊：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通常，我们有三种主要方法。比如英国政府确定了147个不同的指数，用以衡量成人计算和识字能力、社会投资占gdp的百分比、犯罪率、河流水质、野生鸟类数量等方面的情况，以及gdp本身。但数量如此庞大的一套指数难以操作，因此政府从中筛选了15个“主要指数”，以代表其四项战略目标的不同方面。但这15个指数传递的信息仍是混乱的：15个分列的指数难以说明整体表现，而且难以看出各方面的发展趋势。第二种方法是衡量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不同方面，例如生活满意度或快乐感。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反映一国在任何时刻“心情”的心理“快照”。
　　第三种方法就是建立“调整过的”经济指标。mdp就属这类方法。调整过的经济指标改编了诸如gdp或消费开支这样的常规经济指数，使其包括通常不在计算范围之内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及收益，从而提供一个单一的成绩指标。
　　mdp如何测算？对照一下我们对英国近50年的发展研究，大家会有更直观的了解。(参看图表——编者注)
　　各国为何还在用gdp?
　　《国际先驱导报》：现在，mdp这一标准是否得到了重视？
　　蒂姆·杰克逊：在为英国提供新的经济衡量标准的一系列努力中，mdp是最新尝试。此前20年，建立这类指数的各种尝试包括诺德豪斯和托宾的经济福利指数，戴利和科布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以及美国游说集团“重新定义进步”建立的真实进步指数(gpi)。过去10年里，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智利和其他国家也纷纷创设类似标准。mdp模型参考了这些成果，尤其是isew。
　　虽然包括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至今仍将gdp作为进步的首要指标，但是，诸如创设mdp这样的新指数的工作已经反映出，在许多国家已经产生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讨论。比如，英国现在除了使用gdp，也选取许多独立的、衡量生活质量(如犯罪、污染、投资、教育等)的指标。这是朝正确衡量社会进步迈出的重要一步。
　　当然，虽然有经济预测和可以广泛获得的一系列数据为基础，但mdp不是一个严格定义的经济衡量标准。然而，mdp的确提供了从一系列不相干的指标中无法得到的深入认识。特别是，mdp的确反映了旨在影响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谨慎使用自然资源的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它使我们得以在很长时期内对国内持续发展方面的进步作出系统评估。这点是被普遍关注的。
　　《国际先驱导报》：创设了mdp，您打算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并认同这一标准的意义呢？
　　蒂姆·杰克逊：有人说，我们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有点像逆下行扶梯往上跑；或者像刘易斯·卡罗尔的名著《镜中世界》中的红桃皇后——我们越跑越快，但我们似乎只是在原地踏步。创造增长的体制结构甚至可能与社会进步的关键方面不相容。比如40年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收入不均加剧是经济增长初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超越某个阶段后，收入不均将开始回落。可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再比如，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要支持经济成长就要提供低息信贷、保持低税收水平和刺激消费。可是，如果低息信贷引发坏账怎么办？如果低税收使国库收缩怎么办？如果放任自流的物质至上主义导致社会价值观逐渐堕落怎么办？
　　mdp突出了经济成长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它不否认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但是强调要把保持完全就业与追求增长区分开来，提出许多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但无需与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途径。这些途径包括缩小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提高对基本服务的享有权；通过支持地方社会的发展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加速向低碳社会的转变；为保护农村土地制定长期的战略；重新评价政府政策信号对个人和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鼓励并保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环境的消费行为；建立一项受保护的“环境期货”基金，以支付将来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费用。
　　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将开始一场关于追求国民福利的长期讨论，同时制定出促进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新方法。
　　寄语中国可持续发展
　　《国际先驱导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从英国的发展，从mdp中认识到什么呢？
　　蒂姆·杰克逊：在英国，我会说，我们可能不需要像不丹那样设立自己的“国民幸福总值”概念。但是，如果连一个从未经历西方那种经济繁荣，且人口仅200万的国家都已准备以如此富于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人民福利问题；那么，现在或许也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了。
　　中国从mdp中应该了解的最重要一点是，光盯着经济增长可能导致人们忽视被破坏的社会和环境发出的暗示。而英国政府在1999年意识到了这一点，托尼·布莱尔在给题为《更好的生活质量》(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作序时指出，“过去的100年见证了这个国家财富和人民福利的巨大增长。但是只关注经济增长难道没有使我们忽视了和它伴生的影响吗？这些影响全是正面的还是全是负面的？它们影响了人还是环境？……看起来，过去政府没有考虑这些。成功只能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吗？就靠gdp？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是一体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从西方社会的发展中汲取教训，应该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不犯我们已经犯下的错误。从现在开始，像关注经济成长那样保护环境、关注社会进步，将有助于使中国在未来实现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