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吴敬琏两本新书面世。一本是《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以下简称《自选集》），一本是新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以下简称《改革》）。吴敬琏为这两本书花费了许多心血，书里书外所凝聚的除了学术还有情感，甚至是生命。记者与他进行了对话。

　　顺利转型的秘密：私企从下到上成长

　　记：您在2003年多次讲到，您赞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战略划分为“有机发展战略”和“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的分析，并在《改革》一书中，将这种理论框架加以应用，得出中国改革是由于采取了“有机发展战略”才取得良好成果的结论，为什么？

　　吴：是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比较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战略长短优劣的文章成为一时的热门。当时最流行的分析框架是“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的二分方法。对于中国改革，毁之者和誉之者都以它采取了“渐进主义”战略作为理由。我从一开始就对这种说法感到怀疑。我认为，中国改革有别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特点和巨大优点，不在于渐进而在于着重于“增量”（非国有部门），而不着重于“存量”（国有部门）。但是我并没有由此建立起一个能够涵盖社会主义转轨的中、东欧国家转轨战略的理论框架。后来我看到了科尔奈关于“有机发展”和“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两种战略的分析，觉得很受启发。他所说的“有机发展战略”把转型工作的重点放在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而“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规定为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他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以后，得出的结论是：采用“有机发展战略”的国家取得了转型的成功，而采取“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的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认为，如果将这一理论框架稍加变通，仍然从扶助私有企业从下而上地成长，还是实现现有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着眼去考察不同的转型战略，科尔奈的这一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一开始就着重于私有部门从下到上地成长，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较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为顺利的秘密所在。

　　记：具体地说，中国这一改革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私有部门是如何破土而出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带动整个改革的？

　　吴：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改革是仿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国有企业为重点，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但是它并不成功。一年多时间以后，转向农村改革——将人民公社制度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从广大农村生长出几千万个私有的农民家庭农场，才打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随之而来的是还带有某些行政性的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它们在80年代支持了中国的高速度发展。而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是80年代初期私有企业的合法化，及其在浙江温州等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到了90年代初期，合法存在的私有企业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反思社会制度：为何改革，怎么改革

　　记：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庞大的故事，每一步都表现为不同人群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似乎杂乱无章，并不符合某个统一的思想逻辑。常常是试验、取得成效、加以推广；失败了，则另辟蹊径。并且，改革多头推进，充满了曲折和反复。要想从理论上对改革加以归纳、梳理显然是很困难的，您是用什么样的线串起散落一地的珍珠，搭建《改革》一书框架的？

　　吴：这确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我也是反复尝试，最终采取了这样的布局。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总论、部门专论、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和结论。第一部分分为两章。第1章提出问题。中国提出改革问题是源于原有的经济体制存在着巨大的弊病，而这种体制又是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的某些社会主义者作为可以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理想制度而提出来的。由此提出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怎样一步步地落实到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制度上？（2）为什么在这个被许诺为理想王国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又不约而同地要求对它进行改革？第2章对中国改革的全过程进行鸟瞰式的考察。根据当时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我把中国的改革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1958－1978年：行政性分权改革；2）1979－1993年：增量改革；3）1994年至今：“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而努力。

　　市场经济有两种：法制的好，权贵的坏

　　记：您在1998年提出了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近年来利用各种机会表达关于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思想。前年您还和江平教授联手创办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与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研究探讨改革中一些深层的问题。关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的分析是您书中的重要内容，它与经济改革是一个什么关系？

　　吴：在改革初期，我和不少经济学家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打破了计划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就有了根本的保证。可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既有能够逐步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也有权贵统治、贫富悬殊的市场经济；既有建立在秩序与规则基础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也有秩序混乱、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一句话，既可能是好的市场经济，也可能是坏的市场经济。我们追求的显然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近年来，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和腐败行为愈演愈烈，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或者大搞权力“寻租”，或者蚕食鲸吞公共财产，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促使我思考中国改革的前途，如何才能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现代市场经济不只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等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这些市场的游戏规则应当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的约束，或者说应该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我们看到，在诸种社会矛盾的影响下，对待改革的态度由改革初期的维护计划经济与主张市场经济改革的两种，分化出保持甚至强化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干预的第三种态度。这第三种态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将导致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上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就成为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要想使政府履行应有之责，就必须加快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以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作为追求目标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