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先生，福建德化人，出生于1905年。他早年在孔教大学研究科、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以后历任大夏、复旦、华中、光华、沪江、东吴等大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现为复旦大学顾问。建国以前，蔡先生撰有《孔子哲学之真面目》《三大思想之比观》《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等著作。建国以后，著有《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及其《补编》（二书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文章集成的），并与其他专家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负责主编思想文化部分）。1979年以来，蔡先生焕发学术思想的青春，先后撰有《中国文化史要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等专著，并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一至五卷）、《中国文化名著选读》、《诸子百家精华》。在所有著作中，他自认为《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史》最能代表他。

1990年11月25日，我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臧世俊同志一起前往复旦大学拜访了蔡先生。叩开房门，站在我们面前的蔡先生面色红润，体格健壮，样子竟不像年过八旬的老人，不禁使我们感到出乎意料和格外的高兴。在访问中他用洪亮的声音，向我们讲述了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和治学经验，使我们深受教益。

一、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

访问的话题从蔡先生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开始。他说：

三十年代，我曾住在设于南京龙蟠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读书，翻阅了数万卷书。我所特别重视的是历代文集，把它都读遍。“集”字从古代字源说，是群鸟栖集在树上。文集的内容，也可以说无所不包，经、史、子都有，远比其他部类的书丰富。经书只是儒家经典著作，卷数少，子书主要是先秦诸子，史部主要是正史，我以为，要说卷帙的浩繁和内容的丰富，都无法跟集部相比。即拿史学史来说，集部中有关正史和其他史书的评论就很多，有评论，有考证，有针对史书的某一篇作细致的辨析，讲得很具体。光是评论《史》《汉》二书得失的，就不知有多少万字，但历来论班马异同者，却很少从历代文集中去发掘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我读文集，从古代到民国的都读，读后作了多种记号。除了注明待抄的以外，有的就摘记在当时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先生所编成印出的《图书总目》上。

说到这里，蔡先生起身从书桌上找出五本书，单我接过一看的，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集二》和《集三》，翻开来，只见里面好多页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批注多的一页就写有数百字，足见当年蔡先生读书的刻苦认真和力求自得之见的精神。蔡先生又接着说：

当时我就住在图书馆，每天读十七八小时，除吃饭和睡觉外，总是手不释卷。主要是读集部内的文章，诗、词、赋、曲、小说和专为死者说好话的墓志铭不看。像我这样住进图书馆读文集，柳先生说我是第一人。我既立下遍读历代文集的誓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刻苦自励，下决心把要读的书读完。这样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住读”，历时有一年多时间。此后因到上海教书，就几次利用寒暑假到南京继续读书。最后实现了我的诺言，把历代文集看完，才有面子走出大门。柳馆长送我，很高兴地说：“真要谢谢蔡先生！”我诧异了，心想，您让我住到图书馆里面，给我各种方便条件，让我读书，怎么反而这样说？便对他说：“柳先生，我应该谢谢您才是，您为何说谢谢我呢？”这时他大笑着回答：“你把那些书虫都赶走了！我做馆长，从没有人把这么多的书看完。”我的学问功底，主要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我从前只知道大学研究所是最高研究机构，经过这段读书生活后，才觉得进研究所不如进大图书馆，故我称之为“太上研究院”。对活老师来说，图书馆可算死老师，其作用超过了活老师。马克思著《资本论》和他在英国的图书馆搜集资料分不开；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藏书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有些大学教授、专家都是曾经在图书馆工作，其学问许多是从图书馆得来的。

柳诒徵先生真可算是我生平最好的老师。他给我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特别告诉管理人员道：“蔡先生要借多少书，都借给他。”同时，他鼓励我在学术上独辟蹊径。他是尊孔的，而我是批孔的。他主持纪念孔子诞辰时，定要让我讲话。我心里很矛盾，他看出来，便说：“你心中想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有顾虑。”以后，我出版了《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送给他看，他写序言勉励我说：“‘创天下之所无，而反对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此君之最惬心语，愿益勉之！”又说：“其博贯独到处，语语石破天惊，洵为并时无两之巨著。”在此之前，王国维、梁启超等老师，也都给了我很大鼓励。我报考清华学校研究院时，因路上遇到土匪打仗，误了考期。于是，就拜他们为师，并寄呈文稿向他们请教。王国维先生回信说：“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梁启超先进复信中说：“来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顾颉刚先生是我的学长，他也为我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作序，说：“君子学盖无所不窥，故能语无泛设，悉有分寸，汰其成见，避厥笼统，……确乎苦心孤诣，戛然独造。”“为思想界放一异彩。”

我做学问也受到陈垣老师很大的启发。我遍读历代文集之后，曾为陈师《史讳举例》一书增补几类，写了一篇长文。我上中学时，拼命学习韩文，到北京后也向陈垣先生求教，我同陈师初见面时，他很夸奖我。他当时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中年人，我第一次去访问他时，他待我极亲切，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谈谈笑笑，问来问去，非常风趣，真是和蔼可亲。有一次我写信给他，涉及经学上的一个名词，他一见面就对我详详细细指出其由来，使我心悦诚服。三十年代初，他还来信要聘我去辅仁大学担任文史教学工作，说：“足下最适宜”，“且吾念念不忘吾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也，爱其滔滔不绝之词源也”。这指的都是我学习韩文。但他多次劝我，不要学习韩文，而要学习《日知录》式的文字，即求通达不追求文采，要少而精不要多而美，要史实不要哲论。他曾对我说：“文学家不配著史书，如欧阳修是文人不是史家，所以他写的《新五代史》是借史作文，有许多浮词。写作应像顾炎武那样，一字一句能够表达就不要再写第二个字第二句话。”陈师的著作真达到这样简洁的程度。我自从得到他这样强调以后，不知不觉中受了他们影响，文字比以前求简了。

二、提倡百家争鸣才有学术的进步

我对蔡先生说：听了您在图书馆苦读的经历，我对于学识渊博才能有大建树这番道理，有了更深的理解。您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可否联系目前思想史研究的现状谈谈看法？对此，蔡先生回答说：

近年似乎有一种风气：搞研究，写著作，好像只能说好话，只能肯定，不能批评。而且说好话说得太过头。如近年形成了“周易热”，不少人写书、写文章，竟把《周易》说成是“百科全书”“革命书”“科技书”，实在抬得太高了。上月在福建开了朱熹学术讨论会。我是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名誉理事长，不去不行。我就公开主张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你对朱熹的思想，可以捧，也可以批：若只讲好话，那是礼拜堂、菩萨庙的话，不是学术讨论、追求真理。如果对古人只能捧，那就要倒退百千年！有肯定，有批评，才能有发展，有进步。大家都这样做，学术才能达到新境界，对于中国的学术，就算做出了贡献。我在武夷山还讲：“真金不怕火来烧。一种学说或一个人物是否正确，不是靠什么人一时去捧就能永远树立起来。康熙捧孔子为‘万世师表’，可是康熙本人连一百岁也没有活到，他那种万世说能成立吗？”

在学术上能互相讲出独立的意见，才能不断前进。像颜回那样，一切对孔子唯命是从，这种态度当然不好，后人千万不要再像他那样盲从。对于孔子对的方面加以赞扬，错的方面加以批评，学术才能有所创新。孔子学说一出来，就有墨子对他的批驳，后来庄子又批评孔、墨。老子反对法治，韩非主张法治；老子主张远古，韩非主张近今。二者相近，是次要的。我认为先秦思想有独立性的首推儒、墨、道。我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作为重点，有很详细的论述。像韩非的思想则很不好，主张君主专制独裁，鱼肉劳动人民，认为富人都好，穷人都不好。孔子尊尊，也并未到此地步。

人活在世上，你要发表意见，就有人恭维，有人谩骂。我不怕别人谩骂。曲阜开过孔子纪念会，我见有的中年人总全盘赞美孔子；不惜加以夸大甚至歪曲，说孔子“尊重妇女”“尊重劳动”。我坐在那里问自己：我要不要讲话？可是我若讲了，会被认为是倚老卖老、压制中青年；不讲，等于默认这些说法。真令我啼笑皆非。后一次听说有一个外国人讲：蔡尚思批孔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对此不用我去澄清，有人替我作了回答：“蔡先生批孔时，‘四人帮’有的也许还未生出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就是我的治学态度。我们要明白地看到，儒家有些信条对于学术进步起了扼杀作用。如《孝经》主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清初熊赐履提倡：“非六经、论、孟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这类哲学只能起到愚民作用。甘做奴才，甘做废物，等于让历史毁灭！在学术上，古人今人应如同接力赛，代代人人都要承先启后。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人人都应该争取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搞著作，当然应该强调自成一家，若无深入研究、力求自得之见的精神，就只能大半沿袭成说，谈不上自成一家之言。

三、清代学术的成就和缺陷

这时我向蔡先生提出：我读过您著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您在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集中而精辟地论述清代学术在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成就，以及清代学者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缺乏批判精神这一重大缺点。我想，清代学术离我们今天较近，它对于当今的学术文化界仍是有影响的。可否请您就其中最主要的论点谈一谈？蔡先生欣然赞同，他回答说：

关于清代学术的成就和缺陷，确是我书中论述的重点之一。我首先谈到，要论清学，要从它与明代十六七世纪学风的联系讲起。在文化上，明代十六七世纪是中学和西学开始接触，也是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开始过渡的时期。最明显的，一是藏书风气大盛，二是古学的风气大盛，三是西学开始输入，有许多著名人物相继来华，于是中国的天算、舆地、音韵、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以至于治学方法等，再也不完全是旧传统的那一套了。

清代二百多年，适在古今之际与中西之交的一个大时代，它总结和整理了数千年来的学术文化遗产。因此，清学的范围无比广大，内容无比复杂。明清之际，有点像百家争鸣。其内容大要可分朴学（经学）、史学、哲学、教育学和文学、科学六个方面，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和方苞、梅文鼎各为突出的代表。而最突出的是两个中心：一为脱离现实的朴学系统，二为结合现实的史学系统。此两项对整个清代学术影响深远。唯物主义又哲学和行动主义教育学这两个系统后来中断，文学和自然科学这两个系统则未形成统一体。到了清末，又出现了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以杨文会为首的佛学，以严复为首的西洋社会科学三个系统。最深入人心的，却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意识思潮。

在这里，我只能扼要地讲讲朴学与史学两项。就朴学论，清人治学以此为最盛。朴学即考证学。相对地说，它属于汉学而和宋学对立，属于经古文学而和经今文学对立。溯其源流，可上及汉人、南宋人、明末人。清代朴学由清初开端、渐盛，至乾嘉达到最盛，出现了惠栋、戴震、段玉裁、钱大昕、汪中、王念孙父子等名家。顾炎武、顾祖禹还能离开书斋去做实地调查。顾炎武、黄宗羲又都富有民族意识，他们是考证家，又兼思想家，后来能二者相兼的就屈指可数了！总的来说，乾嘉学派对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这是清代学术的巨大贡献。今后中国学术界要了解过去的一切，将一直大受其赐。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其缺点方面。最主要的缺点是提倡所谓纯学术的考古，学术成了统治者的点缀品和对被统治者的麻醉品，不仅不敢触犯活大人，而且不敢触犯死圣人，比起古代的王充、刘知幾、李贽，真要愧死，结果有些人终于成为典型的奴才学者。

清代有浙东史学派。我着重讲道：清代的史学系统主要在浙东。浙东史学开山祖是黄宗羲；之后，是万斯同、斯大兄弟；再后是全祖望，他私淑黄宗羲。他们都以一代历史文献为己任，这个特色为朴学系统所不及，也做了后来学者特别注重近现代史研究和专著思想史、学术史的好榜样。宗羲一派人格高尚而有气节，这不但他本人，万斯同、全祖望等都一直充分表现出来。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实集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之大成，敢于公开反对二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当然更要包括当时的皇朝在内，此时又在西洋资产阶级的《民约论》之前，这就难怪它会被清廷列为禁书，而清末资产阶级各派却把它私印拿来大力宣传了。只有章太炎一些人是反对他的。

史学原以记述近现代事实为主要任务，任何时代的近现代事实都是该时代史学家的研究中心，史学容易触犯政治禁忌，成为文字狱和其他变相文字狱的主要对象。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特别长，君主权威无限大，一切都被严密控制，学术界便越来越出现这种极其反常的怪现象：现代史成为空白点，近代史成为薄弱点，古代史成为集中点，越古越厚，越今越薄，甚至有古无今，许多学者都成为“言而好古”者。这不仅由于统治者的极端专制、极端愚民，而学术界的死气沉沉，学术家的畏祸避难，以古代史为防空洞、避风港，也是无法辩解和否认的原因。而明末清初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万斯同、全祖望等大史学家，多专心致志私著《明史》，把此视为高于一切的神圣任务，他们无所畏惧地私著信史实录最为难能可贵。

清代经过一大批朴学家和史学家从各方面分别对过去学术文化进行一次极认真的大规模的整理、总结，清学的丰富完备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它是在清王朝统治下做出，不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问题就在于：在反封建传统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清人比前代思想家倒退了。对此，我在书中强调说：“我要根据自己研究的结果，向学术文化界提出一个关系一切的问题，那就是整个清学的最大缺点。”

清初无论哪一个学派的大师，在外表上却没有一个不是尊孔读经者。从清初两学案，到《清儒学案》，都以孔子的是非为衡量其他一切是非的标准。清中叶，如崔述的疑古超过了古人，其反孔疑经却根本比不上一些古人。戴震以孔子的礼学攻击宋儒朱子的理学，敢于把理比做甚于以法杀人，就不敢把礼比做甚于以法杀人。他不做朱子的家奴是对的，仍愿做孔子的家奴却是不对的。清末时期，如谭嗣同最异想天开，硬分孔教与礼教为二，一面反对礼教，一面大尊孔教，不仅如此，他有时还极其强调礼教的重要性，真是太荒唐了！梁启超，既是反对孔学的能中要害者，同时又是把孔子捧上了天而同其他尊孔派无异者。章太炎在枝节问题上反孔，在根本问题上尊孔。

所以就反孔反封建传统思想这个重大问题而论，清人就远不如古代的墨子、王充、阮籍、刘知幾、李贽等人了。真正的比较彻底的反孔与反封建，把二者联系起来，是从五四运动前的《新青年》开始的，陈独秀、吴虞、鲁迅和李大钊等，均不愧为反孔战士。但是这项工作远未完成，此后又出现了几次尊孔逆流。为什么中国会一直存在这个问题？这究竟说明了什么？是否精神上、学术思想上、社会风俗上的孔子在今天到以后还会活着？这同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特别长久牢固而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特别短暂薄弱，缺少了一般民主与现代科学的一个运动，有没有密切关系？如此之类，决不限于学术文化，各界人们都必须好好地思考，多多地探讨！（这一部分的整理，参阅了《中国文化史要论》并摘用其中要点）

四、书信选集和自传丛书

谈话的内容转到蔡先生目前的著述计划。他说：

我正在编一本《蔡尚思师友读者书信选集》。近代一些学者出版有书信集，如杨树达、陈垣诸先生。我从事学术活动已有六十多年，许多师长、朋友，给我写了好些有价值的书信，这些信件对于了解半个世纪来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帮助。还有一些读者的来信也颇有意义，解放前有位读者写信给我，称“先生以史笔论时务”，“愿先生再接再厉，用三寸毛锥击毁原子弹，个人利害勿顾也”。给了我很大鼓舞。当然不是全部编入，只能选编其中较有价值的部分。我以为这样的书也要区分门类，使人阅读方便。准备按师长、朋友和读者分为三个部分，同一个人的书信则按时间先后编排。学生的来信归入朋友一栏，学生也是朋友之一。

不久前，我还建议编辑一套当代社会科学家自传丛书。我的想法是，七十岁以上的学者先写，然后七十岁以下的写。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和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胡绳、杜国庠、翦伯赞、许涤新、叶圣陶、周建人、郑振铎等共二十四人，发起成立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当时起草的文件我已捐赠上海革命博物馆。二十四人中，现只有我和胡绳同志健在，可见，高龄的学者确有责任留下一些可靠的记载。我还是由于一再接触到一些具体事情，而产生这个想法的。近年有几种书刊写我的生平、传略，有的却画蛇添足，或将阳历生月错改为阴历，或误说我解放前当过沪江大学副校长，当时的教育部称我为“反动教授”，哪配做副校长？又说我考入清华研究院，其实我是因迟到而未考入的。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由此我想，现在健在的老学者，应该拿起笔来写自传，这样做，一是免得后人无材料，二是免得存在与事实有出入的记载，使后人苦于作考证。

写自传，也可用分类年谱的形式。篇幅以十万字以下为最合适，当然少一点或多一点也行。以我自己为例的设想，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1.姓名、年龄、籍贯、民族、党派。2.思想和学术背景。其中有，家世：我从事农副业与自幼读书，不想升官发财，不近赌博烟酒与反迷信、反礼教，主要得力于母教；不幸遭遇：如水溺、火烧、染疫、苦读致病、被土匪毒打、穷到几乎饿死等，我的自传不可不载这些坎坷；社会历史，写出对我生活和学术的几种影响。3.学历和自学，重点之一是我的以大图书馆为“太上研究院”。4.经历与活动，包括职务，任教课程，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等等，均可分别按年编写。5.著作系年，分别列出专书，论文目录及所刊登的报刊。6.业余经验。我对于自然美学很有兴趣，喜欢考察山水。到过武陵源、三峡、峨眉山、三清山、金湖等胜地。我很幸运，由于今天交通发达，到过的最好山水超过了徐霞客。但他一生足迹极广，当时的旅行很困难，险要的地方得让农民背他上山。我肯定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旅行家。文人学者也很需要从事健身锻炼，以便延长其“学术生命”。我有青少年经常参加劳动的基础，上山砍柴，挑过担子，养过猪、羊、兔、鸡、鸭等。老来也曾到钢铁厂战高温与下乡劳动。解放后我每天早上坚持冷水浴，作为起床后第一件事，还练自创的开关气功、重点推拿、枯槔功、十面操等。前几年上三清山，有几个青年人猜我的年岁，有的说六十多，有的说七十多，只有一人猜到我有八十岁。因此，我在山上写了“我是忘年人”的一首诗。7.对本人学术思想的总结。

白寿彝同志在史学界地位很高。你回去告诉他，请他一定要写自传。京沪二地相距太远，如住得近，我很想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他主编大型《中国通史》，想必有个专门机构？我很想与北师大史学所合作，完成早年就考虑过的《中国思想史资料选》，还可以编一本《中国史学史资料选》，百万字左右。以前复旦大学有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由我主持，有“四大金刚”（有些人这样说），力量较强，后来成员多分散或远走了。我缺乏助手，所以搞不出大型的著作。

我当即向蔡先生表示：回去一定向白先生转达您的雅意。您谈的自传的设想内容丰富，写法灵活，我们很盼望书出版后先睹为快。

五、治学经验的小结

我又向蔡先生提出：您要写的自传最后一项“学术思想总结”，当然是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读者所最期望读到的。可否请您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经验先大略谈一谈，让刊物的读者能借此先了解到他们所最关心的东西。蔡先生满足了我的要求，他显然已经考虑成熟，便滔滔不绝地讲了以下十几项治学经验：

我一生的学术，概括起来说，是把文史哲结合起来，搞中国思想文化史。自传最后一部分“学术思想总结”，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而且自己讲经验，不大好说，倒是讲缺点好写。我初步考虑有以下这些：

一、多读书最重要。青年时代住进大图书馆，使我有幸进了“太上研究院”，读遍几万卷书，让我打下了治学的根基。研究历史是最需要博学的。

二、注重运用新理论，即马列主义。空谈教条最省力，也最无出息。反之，理论联系实际则最难做，也最能解决问题。理解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做学问来说是最根本的另一条，我对此下过一些苦功夫。

三、做学问要有自己的见解，这绝对不是说我会比别人高明些，而是说我反对人云亦云那老一套。

四、重视学术生命，认为学问上永远不能毕业，永远不能满足，一天生存，就一定研究。思想必须永葆青春，重视学术气节，不做风派。“四人帮”时期叫我讲“儒法斗争史”，我说自己都不知道，怎好向大家乱说。

五、由于我长期遭到不幸，故比较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也可以说是坏事变成好事之一吧！

六、以文学为打开古籍大门，把历史与哲学结合起来，如此，就不会陷于玄虚空谈，也不会耽于烦琐考据。中国近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派和买办派在文化学术上都有代表人物。前者表现为民族文化复古主义，如梁漱溟、钱穆等，后者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投向帝国主义，如陈序经、蒋廷黻等。处在这样的文化斗争环境中，要追求真理，就要勇于争鸣。黎澍曾对人说过，老年学者中蔡某比较勇于争鸣。我对此话愿意接受。

七、我认为世界人类总的方向都在发展变化中，科学无顶峰。山有顶峰，人类及科学无顶峰，新陈代谢永远不停止。只有在个别问题上会有例外，如：王国维的甲骨文，章炳麟的古文字学、音韵学，后人谁能比得上？只能在思想见解上超过他们。

八、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优点最多的是墨家，反对宗法，反对宿命，在全部中国思想史上，只有墨家持这种观点。墨家还反对述而不作，反对知而不行。清代的袁枚，其实也是大思想家，我曾在《文史哲》上撰文谈这个问题，他的情感哲学超过了戴东原，钱大昕、赵翼等都钦佩他。但在思想史、哲学史上却无人敢提到他，我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上才以他为重要代表之一。我反对用势利眼光去对待历史人物。世上无“经学”，经学中可分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经学即史学”的提法，我不同意。那么，“经学”是什么？它多是礼学、名教。孔子的《论语》，主要是礼学，中国思想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儒的名分、礼教，而不是道家的小玄学和佛教的大玄学。中国最尊君权的是韩非，反君权最激烈的是黄宗羲。

九、“文革”中所宣扬的“儒法斗争史”最不合史实。两千年来都是儒法合作史。就历代专制帝王所需要的思想工具来说，是由儒家出面，法家跟在后面。儒家主管学术文化，法家主管权术、刑法、军事，儒法共管政治、严分等级，文武并重，宽严相济。与其说是儒法斗争史，还不如说是儒墨斗争史。我正写一篇文章详论之。

十、史学中，家谱、族谱最不足信，也最无用。我有十几条理由，要另写文章，将来或可以寄给贵刊。

十一、古书中的年谱几乎千篇一律，这种形式对于比较单纯的人物还可用。而对经历复杂、活动范围广大的人物则不适用，那样编出来，类似流水账簿，杂乱无章。所以我主张改为在分类中编年，在分期中纪事。单用一种形式或两种形式并用都可以。分类可以看出全面，分期可以看出重点。

十二、主张健在的老年学者写自传，免得后人麻烦。其他还有，我此刻暂不一一说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