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传，1935年3月1日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1957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水电专业，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文华学院院长。

　　张勇传院士年近七旬，举手投足仍然敏捷潇洒。他和记者侃侃而谈一下午，他的思维信马由缰，无拘无束。老庄的句章他可以吟诵，王国维的诗可以倒背如流，对自己的水电专业他更是情有独终。这是一位有着浪漫文学情怀的工程院院士。

　　采访对象：张勇传

　　采访时间：8月26日

　　采访地点：华中科技大学

　　水滋润着我的童年

　　1935年，我出生在河南南阳白河流过的一个小村子里。我的父亲张继西是一个读书明理的知识分子，他节衣缩食也要供我们兄弟三人读书。

　　抗战时，我正在家乡南阳市东郊的盆儿窑上小学，在战火中，我亲眼目睹兵荒马乱中人们四处逃亡，看到日寇屠杀自己同胞的血腥场面。在那战火纷飞的求学岁月里，是家门口的白河给了我内心的宁静。那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清澈，它流向汉水，然后再到长江，最后汇入大海。小时候，我常常和伙伴们去河里逮鱼摸虾，夏天的时候打水仗，冬天的时候滑冰。水滋润着我的每一个日子，水以其丰富多变的个性和神秘的吸引力诱惑着我。

　　我特别喜欢仰泳，调整好呼吸，全身放松，人整个浮在水面上，像一条小船一动不动，十分惬意。这个时候，可以看浮云，听波涛，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可以体味一下阿基米德原理，想怎样才能使自己浮起来。想象中把这个星星那个星星联起来组成一个三角形。有时候躺在水面上想呀，想呀，想到得意的时候就忘记了控制呼吸，身体就往下一沉，喝了几口水。水这时候就像个调皮的朋友，提醒我不要得意忘形。

　　饿到浮肿也要读书

　　在人生的匆匆面前，庸碌的人渐渐就会随波逐流，我可不愿意成为随波逐流的人。1953年，我从南阳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读水电专业。那时候，我已经很少“下水”了，看似离水远了，但是多了几分对水的理性认识，知道了水电对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

　　那时候，国家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水电专业是按苏联课程模式设置的。1959年，学校请来了一位苏联专家，老师用俄语讲，旁边有翻译。像我们这种到了大学才学初级俄语的人，听外国专家讲课很吃力。更困难的是，专家讲完，留下一些参考文献，要大家去看，大多是些英文资料。可我的英文也不太行。有时候，理论文章猜猜意思也就过去了，可一些公式呢？必须搞懂会用才行。为此在三年困难时期，我饿着肚子，下定决心，即使饿到身体浮肿也在啃关于水利、数学、外语方面的书籍，硬是把老师留下的问题弄懂。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饿肚子的滋味真不好受，对于那时的我，一个窝窝头，就是很好的美味了。

　　在那种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有的人也就放松了对学业的追求。我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但是我明白，做研究工作，要懂很多东西，要耐得住寂寞，要吃得了苦。

　　1957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曾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欠吃欠喝的时候。柘溪水电站建于1962年，十年动乱中它的运行是靠天吃饭，顺其自然，有水就发电，水多了就放掉，水少了就限制用户用电，严重干旱时，下游群众连生活用水都难以保障。1979年，为让电站多发电，我到了柘溪，与当地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多发电的方法。我们查阅了二十八年的水文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潜心研究，选择了一个最佳方案。当时我国电子计算机很少，那里仅有一台使用穿孔带的121计算机，机体很大，占了整整一个房间，计算速度却很慢，一个方案往往要连续三天三夜才能算出结果来。我们在机房内“安营扎寨”，没日没夜地工作，肚子饿了啃饼干，瞌睡来了躺在草席上，课题组成员吃、住都在机房。有时，为了一个方案的论证，我们要在那台运算速度很低的计算机旁鼓捣几天几夜，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得出错误的结论。那种失望难以言表，就像登山运动员经过一次次的跌倒，好不容易登到了顶峰，却突然发现，从前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山爬错了。

　　科学是由不得半点情绪的，短暂的挫折之后，是一轮更加严酷的鏖战。记得有一天深夜零点多了，湖南省电力局领导来探望我们，见我们饿得不行了，就带着我们到大街上买米粉充饥。那大概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米粉了，滑滑的，只是一个刺溜就滑到了我的肚子里。我吃得非常快，至今还能记得那份难得的畅快。

　　就这样奋战了几个月，经过多次失败的打击和折磨，我们终于拿出了柘溪水电站的最优调度方案。

　　刚拿毕业证就拿结婚证

　　人生弹指一挥间，转眼我在华工已经半个世纪了。1953年，我是作为一名新生进入华中工学院的，毕业后又留校任教至今。学校三次大发展，三改校名，从华中工学院改为华中理工大学，又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我对华工有一种难解的情缘和特殊的感情，我的姻缘也是在这里缔结的。

　　记得初来华工，迎新的车上我十分激动，想快点看到那介绍资料中的“美丽的喻家山下，浩瀚的东湖之滨，新兴的大学城”的风采，可下了车，眼前只有村庄和片片农田，美丽的喻家山在哪儿？就是前面的那座荒山么？光秃秃的，连鸟儿都没有！后来，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学生种树，领导和老师都和我们一起劳动。每当把那些小树苗种到土里，每一次给它们浇水，我都会感受到劳动的幸福，憧憬着自己的校园绿树成荫的美好前景。

　　如今种下的一棵棵树苗成活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喻家山已是满目青翠，青松挺拔。我喜欢和妻子一起去青年园散步，记载着华工几代创业者的艰辛与辉煌的建校纪念碑，总能激起我对过去岁月的怀念。

　　从青年到壮年到暮年，我的妻子瞿继恂一路伴我走过风雨。我们是大学同学，刚拿到毕业证，我们就去打了结婚证。我到现在仍然认为校园里的爱情是最纯洁的，因为我有切身的体会。

　　我们那时的相爱只是在暗地里进行。50年代的大学生是以正统闻名的，除了利用学校集体舞会的机会享受一些恋爱的快乐，我们的交往的频度和密度就和普通的同学一样。至于像现在的学生那样，一起在学生食堂里相互喂着吃饭，更是不敢想象的。但是爱的激情却并不因外界的束缚而减少一星半点。因为心里有了爱，我觉得浑身好像有了使不完的劲。有了一份自己所爱的工作，有了一个自己所爱的人，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去工作，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为了能够早日生活在一起，毕业以后，我们就拿了结婚证。

　　结了婚以后，我们总想补恋爱的那一课，又好像总也补不够似的。因为两个人都忙着事业和生活。文革时我挨批斗，被剃了阴阳头，像狗啃的，很难看。晚上回到家里，妻子默默地拿起剪子尽量帮我修整得好看一些。从她那坚毅的眼神里，我读到了爱，读到了怜惜，读到了荣辱与共的那份坚定。那时条件差，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搞理工科的男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也不例外。但是这么多年以来，面对妻子无私地付出，我常常会油然而生一种感激和敬意。

　　为了协助我的科研工作，也为了家和孩子，同在学校任教的妻子提前退休了。一个女人甘愿做一个男人身后的那个女人时，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已经很深沉了。特别是像我的妻子那种知识事业型的女性，我相信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她一定是经历过一番痛苦的选择的。

　　还没有等我为她的心态调节而担心，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60多岁的妻子又开始学钢琴，两年下来，竟也弹得有模有样了。每当我回到家里，爱妻的琴声仿佛让我回到了年轻的岁月。我会不自觉地闭上眼睛，陶醉其中。

　　有一个心态这么平和年轻的妻子相伴左右，所以，在我快70岁的时候，我还能像年轻的小伙子一样，想到哪里就去做，比如这次出任文华学院的院长。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冲到多前面，当我疲倦的时候，在大后方，总有一个人支持我，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