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忌日，笔者7月中旬专程来到襄樊市委党校采访了邓稼先的弟弟邓鉶先，今年已73岁高龄的邓鉶先向笔者透露了有关邓稼先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图后排为邓稼先及夫人许鹿希。前排左一为邓鉶先的夫人及两个孩子，中间为邓稼先的二姐，右一为邓稼先的大姐及两个孩子。

　　邓鉶先离休前是襄樊市委党校副书记、副校长。当满头白发、温文尔雅的他谈起与稼先的过去，仿佛又回到了清华园……

　　受父教导 学成报国

　　我们兄妹一共四人，上面两个姐姐，邓稼先老三，我最小。父亲名叫邓以蛰。早些年，人们称清华园有三对父子兵：梁启超与梁思成；杨武之与杨振宁；邓以蛰与邓稼先。

　　父亲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日本留学，以文学学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回国做了教师；之后他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读研究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父亲与宗白华各自驰名于北方与南方美学界，时人有“南宗北邓”之称。

　　父亲学贯中西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尤其是哥哥稼先。而哥哥的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1924年，哥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父亲身边长大。哥哥5岁入小学，在父亲的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哥哥性格活泼，很受人喜爱。1935年，哥哥考入志成中学，与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他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就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来他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哥哥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哥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1958年10月，哥哥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4年，哥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研制“两弹”功勋卓著

　　哥哥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哥哥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哥哥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哥哥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在艰苦的条件下，哥哥和同事们以顽强的毅力进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理论计算，演算的稿纸竟装满了几十麻袋，在大仓库中犹如一座山。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一切是在饥饿的状态中完成的。

　　这以后的28年间，哥哥始终站在中国核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

　　从1958年到1986年的28年中，我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哥哥亲自指挥的。身为核试验的技术总指挥，在一次事故时，哥哥命令科技人员、干部和战士原地不动，只身一人来到现场，用双手捡起碎片，亲自检验事故的性质。作为科学家，当然他深知放射性的严重危害，但哥哥为尽早查明原因，保护大家的安全，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回京后，化验结果表明，哥哥受到严重的核辐射，损害了他的健康。

　　1979年初冬，哥哥的肝脏已严重损伤，放射性物质侵入骨髓，从此他的体质急转直下。1985年7月，哥哥被确诊为直肠癌。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为哥哥做了手术，但因受过严重的辐射伤害，身体里仍存留大量的放射性有害物质，因此他不能接受放疗，身体始终不能康复。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医院连续为他做了五次手术。

　　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中国的“两弹”元勋我的哥哥邓稼先，因大出血而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2岁。他的遗言：“死而无憾。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亲兄严师 影响一生

　　由于长期从事国家安全的特殊使命，哥哥从不向任何人吐露工作内容或炫耀工作成就。但哥哥始终是我尊敬的兄长，也是我的严师。我上学时，正值战乱，他说我学习不够，恶补似的让我学习，尤其是英语，每天让我背50至100个单词。现在我能用英文看报纸，与当年哥哥对我的恶补很有关系。

　　我有4个孩子，加上岳父岳母，家里生活紧张，负担重，他一定给我负担点，有时就给我寄钱。我爱人生第3个孩子没奶，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月，哪里有奶粉？他每月按时寄两磅奶粉来，直到孩子断奶。

　　哥哥给我的影响，最大的是在政治上。特别是1959年春天，农村开始吃野菜了，我对当时的做法有点怀疑，就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人都没吃的了，还“放卫星”干什么？我的这些想法，在反右倾当中受到批判，我的检讨总也过不了关。

　　到北京探望哥哥时，我并没有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他，但我爱人在叙家常中无意中把我的这些情况透露给了嫂子。这时候，哥哥就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他说你要相信党……你调到党校教工农干部文化班也很好呀，不能自暴自弃，我们邓家一贯都是淡泊名利的，不要灰心，把工作做好，对社会对我们自己都有好处……

　　我是个不大流泪的人，看了他的信之后，想流泪，他在我心里有那么股力量。从此以后，我把心态调整过来，认真地备课。1961年我带孩子们回北京，我对哥哥说：“你那封信说得对，在我身上应验了……”

　　其实，那时哥哥一家人也极其不易，他已在四川开始研制氢弹，说走就走，根本顾不上家。大嫂是北京大学的系党委书记，后来作为“走资派”受到迫害，孩子们都自己维持着生活，看着他们一家人的现状，我感到很寒心，可是我帮不上什么忙。哥哥去世后，我在为他准备追悼仪式的时候，竟找不到他的免冠照。为了国家的“两弹”事业，他不光长期隐姓埋名，而且连一张可作遗像的照片都没有。

　　受哥哥的影响，我对名利也十分淡泊，我不大对人说起邓稼先是我的哥哥，自觉维护哥哥的形象，我为有这样一个哥哥感到很自豪！对孩子，我一直要求她们自立自强。大女儿从部队转业时，单位领导说：“我们真不知道你是邓稼先的侄女，真对不起你。”孩子说：“转业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与你们没关系。”我其他的女儿也都自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她们也从没想到过因为是伯父的什么人，就要有所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