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但是对于它的涵义，人们研究和了解得还很不够。

　　在笔者看来，新经济主要意味着：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取代资源经济、能源经济，知识经济的崛起即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世界人口结构变迁引发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上述二者共同推动资本需求、供给和流动性的增加，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对金融安全的更大关注；尤为重要的是它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基础上。限于篇幅，本文将不涉及新经济的其他涵义或许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一些涵义。笔者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但相信经济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世界新经济的形成，或多或少、或早或迟总会提出"新政治"的要求，并对世界新政治与旧政治的角逐及其输赢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使是粗线条勾画２１世纪新经济与新政治的轮廓，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冒险行为；但对于思想探险者来说，却是其乐无穷的事业与生命意义的所在。

　　一、赢家通吃经济与作为公平的正义

　　在一些学者看来，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矿物能源对于人力的取代。从一次能源到二次能源，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再到核能，从能源的高效使用、低价传输到大规模储存（抽水蓄能、大容量电池、固态氢能），只是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

　　但新经济却意味着比特对达因的取代，意味着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转变。

　　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虽然会带来人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也会造成财富的聚集和不平等。在渔猎时代，人类走向世界各地，形成了成千上万的小社会。这些社会有着五彩缤纷的不同文化，但社会财富和生活水准是大致相当的。进入农耕和畜牧社会后，人类财富向一些率先掌握了青铜和铁器文化的大型社会聚集，许多落后的小型社会或者被消灭，或者被赶到荒漠偏僻的地方。进入工业社会后，世界上同时并存的各主要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原本占据世界总产值三分之一的中华文明一度沦落到只占百分之几。

　　新经济的出现，不是减缓了而是加剧了财富聚集的历史趋势，因为它是一种"赢家通吃"的经济。让我们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这种经济。

　　新经济的生产依赖于高精尖的技术，而高精尖技术的突破依赖于资本与人才的高度密集。

　　现在，世界上能够生产干线客机的只剩下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两家，至于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关键性软硬件产品，更是集中到美国一家。很难设想乌干达、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有朝一日能独立设计和生产轿车，而在巴林、文莱这样小而富的国家，连国产自行车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民族经济早已成为画饼充饥，离开了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离开了对他人技术创新的依赖，就甭想过现代化的生活。

　　在前工业社会，人类的技术创新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均衡分布的，虽然事实上还是集中在希腊、中国等少数国家。在工业社会，由于矿产和能源是无序分布的，大家都有机会靠资源致富，最典型的是那些拥有石油蕴藏的国家。在后工业社会，人才成为知识经济最重要的资源，而根据"马太效应"，人才势必要向个别国家和地区聚集。一方面，活人不同于地下埋藏的资源，"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哪里挣钱多就往哪里去；另一方面，人才聚集在一起就会碰撞出思想火花，人才越密集越出成果，成果越多挣钱越多，对新的人才的吸引力就越大。一个国家如果能把人才吸引过来，也就是占据了新经济的制高点，就能够使财富随之而来。

　　人的需求有一个上升的台阶，从生存到享受再到发展。在满足温饱阶段，是很少有消费者选择自由的，哪儿的粮食不活人，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到了满足享受阶段，消费者就变得挑剔起来，有了消费品牌意识。大众消费造就了赢家奖酬越来越高的赢家通吃市场。奥运会冠军全世界只能有一个，如果说世界级明星比本地明星多挣十倍百倍的钱，那完全是消费者行使主权的结果。乔丹和泰森通过电视转播费挣了中国人的钱，这就是赢家通吃经济的典型事例。反之，中国流行歌坛的"天王"、"天后"绝不希望懂英语的青年人多起来，因为这将意味着金钱从他们的口袋里流向"披头士"、"辣妹"等等。同理，中国著名作家对于互联网络的发展将使汉语沦为"方言"而忧心忡忡。如果进而设想一名蒙古国的知识青年，他能够从本国文化产品中获得精神享受的充分满足吗？学习俄语或者英语，读外国书看外国电影，通过国际长途电信上因特网，是他在温饱后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必然选择，尽管这会导致文化产品贸易上的不均衡。

　　发达国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国际贸易不均衡与财富聚集的趋势，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便是证明。美国的原油生产可以转移到中东和墨西哥，服装和玩具加工可以转移到中国和印度，但是它的好莱坞影片制作公司和ＣＮＮ有线新闻网不会离开本土。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旦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服务业产值和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额在世界范围内达到美国现在的比重，"夕阳产业"转移对于赢家通吃经济中财富不平等聚集的缓冲作用就不重要了。８０年代以来国际石油、矿产和粮食价格长期低迷就是传统经济风光不再的标志。最近世界石油价格飙升只是暂时的现象，产油国主动增产限价，表明它们担心石油价格过高会刺激发达国家经济向新经济加速转化。

　　网络经济的预言家们近来纷纷预测，在以往种种不平等的分界线变得模糊起来时，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一条新的分界线网络人与非网络人的分界线，它同时也是新世纪富人和穷人的分界线。尽管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将会很快超过美国，但想一想新的差距吧：美国的网民已经达到人口的一半，而中国的上网人数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况且中英文网上信息和服务的数量质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少有一两个量级的差距；二者结合起来，网络经济人均指标上的差距便有三四个量级，远远大于人均ＧＤＰ上中美两国几十倍的差距。

　　如何解决新经济时代世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问题？首先，依靠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发达国家提供政府援助的积极性下降了，过去定下的援助指标迟迟不能兑现，因为它们对无偿援助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了疑虑，是不是过去的援助都落入了蒙博托一类独裁者的腰包，而没有用在嗷嗷待哺的灾民身上？如果完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现有的全部债务，势必影响到国际银行家未来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其次，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国际"独行侠"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就更不现实了，难道可以设想用恐怖主义的绑票方法来实现财富转移和国际正义吗？真正的出路在于世界新政治，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再分配。

　　８０年代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得势，一方面解决了长期困扰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现象，一方面也扩大了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好在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建成了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用公共财政的手段实行财富和所得再分配，缓和自由竞争造成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９０年代经济自由化成为全球性霸权话语和普遍的政策实践，这无疑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在另一方面，却没有一个与福利国家相应的世界政府，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职能。因此，通过全球政治一体化的新政治，最终建立世界联盟和世界政府，是实现全球正义和平等的前提。

　　新政治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的思想认同与政治宪章。这种认同或宪章的基础不能是诺瓦克式的自由主义，也不能是计划经济式的社会主义，而应当是罗尔斯式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也就是说自由具有优先性，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限制自由，任何国家不能以效率和最大利益的理由来限制和取消公民自由和人权。差别原则则肯定了公共财政向最少受惠者转移支付的合理性，并认为不得将较大的经济增长总量和较大的贫富差距作为比较小的增长和较小的贫富差距更优先的选择（除非前者比后者能给穷人带来更多收益）。

　　公平的正义原则否定国家利益的至上性，为了世界上最少受惠者（国家、社群、个人）的最大利益而放弃自己（国家、社群、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一种合乎正义的行为。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则是旧政治的遗留思想，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

　　新政治需要设立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这种类似于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全球机构将有权确定向发展中国家财政性转移支付的数额与征收办法，对商业性贷款实行保险和贴息；对受惠国的国内分配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审计；并通过国际法庭对相关的贪污腐败行为当事人进行审理和处罚。

　　显然，新政治的理想成为现实尚需时日，但新政治与新经济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方向应当首先确定下来。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集团并不惧怕新经济，因为单纯的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有损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许还可以进一步从中渔利；但是新政治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指向和全球一体化机构，则一定会危及他们的合法性基础极其脆弱的专制特权。因此，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抹杀新政治旨在平衡与补救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真意，而把它描绘成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和非正义的国际强权。只要能够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他们并不在乎国内外最少受惠者群体在世界旧政治格局中的不平等境遇。披着种种意识形态（例如民族主义）的外衣，旧政治的顽固代表与新政治的全球性需求之间的斗争，将是十分激烈、复杂和曲折的。

　　二、新人口经济学与多元一体化政治

　　与一个世纪前相比，世界人口格局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一方面，发达国家如果不考虑移民的因素，人口增长率已接近甚至低于零，人口老化，退休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节节上升。一些发展中国家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即将进入就业高峰期；一些发达国家平均年龄近四十岁，正在从中年人的王国步入老年王国。

　　作为劳动力的人口，是生产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结构变化。人的平均寿命以及退休后寿命的持续增加，使得劳动者与资本家这两种角色合二而一，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退休基金越来越难以保障退休者随着寿命延长而增加的需要，必须进一步追求自身的增殖。于是，退休基金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资本来源。由于本国劳动力的匮乏，资本的积累与增值以及商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均出现了跨国现象。作为资本家的退休者（前劳动者），已经无法自己"剥削"自己了，也不能只靠"剥削"自己的孩子（孩子生得太少了，一对夫妇平均只生一点几个子女），要使资本增值就必须开发新的劳动力资源。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或者是引进青壮年移民，改善本国人口年龄结构；或者是对外投资，雇用外国劳动力。

　　相对来说，对外投资比引进移民更受青睐，因为它对本国社会的冲击较小。发达国家资本富裕、劳动力匮乏，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资本匮乏，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一拍即合，但由于缺少政治一体化的保障，经济全球化至今不能满负荷推进。由于受主权政治旧观念的束缚，许多发展中国家曾长期对引进国外直接投资顾虑重重、态度消极；在东亚国家成功经验的诱导下，它们纷纷转而采取欢迎的态度，却难以一下子就打消外来投资者方面的种种顾忌。现在，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流动，特别是流向美国；甚至还有大量的资本逃离发展中国家，反向流向美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１９９０年，美国对外资本输出净额为８１６亿美元，外资流入净额为１４２０亿美元；１９９８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２９２８亿美元和５０２６亿美元；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的估计，目前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额的约７２%.根据经济学规律，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应当使它从资本富裕的地方流向资本稀缺的地方，否则，就会使它的边际利润率下降直至为零。但是，国际资本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在于现实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世界，而且还是一个政治世界。资本虽然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利润，但它也会遇到更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不是经济竞争中的风险，而是政治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不透明，外来投资者搞不清楚其产品有多大比重可以内销，多大比重必须外销；如果要外销，他也不知道如何获得出口配额，甚至不知道真实的出口税率是多少（减税、免税与退税的行政规定五花八门，各地掌握的尺度也不一致）。发展中国家的立法既不清晰也不稳定，产权的保护和限制时紧时松，对外来资本实行国有化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管制尚未完全放开，外资所得利润能否汇回母国是没有充分保证的。发展中国家的腐败行为普遍比较严重，这部分额外的"交易成本"必须记入总成本之中。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一体化进程遭受挫折，更难以保持长期的政治稳定和政府效能，遇到卢旺达内乱或者在受政治恐怖主义困扰的阿尔及利亚，外来投资者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又哪里谈得上计算利润。总之，发展中国家难以预测的主权是引进国际资本的最大障碍；而"与国际惯例接轨"则是新政治的一种萌芽，即通过对本国主权的自我克制来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为发达国家富裕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富裕劳动力的结合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至于像索马里、阿富汗这样内战绵延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恐怕最终要把主权完全移交给联合国或者非洲国家统一组织，才能迎来经济建设的春天。

　　移民已经愈来愈成为欧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德国、法国这样的低出生率国家，如果没有移民，许多普通工作岗位上将会出现空缺。在德国，１９９０年仅土耳其移民就有１６７。５万人；在法国，９０年代中期的穆斯林移民超过了４００万人。８０年代，大约有８３０万人移民美国，９０年代前４年这一数字是４５０万人；１９９４年，移民占美国人口的８。７%，纽约州人口的１６%，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２５%；在美国新移民中，３５%来自亚洲，４５%来自拉丁美洲，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不足１５%.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在布鲁塞尔每年新出生人口中，阿拉伯人已占到５０%.一方面是经济上对移民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是文化上和政治上对移民大量涌入的忧虑和恐惧。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在１９６５年允许大量增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过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变化：１９６５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３３%，１９９０和１９９３年占６１%.公众舆论影响到政治家的态度。法国主要政治家密特朗、希拉克、德斯坦等在９０年代均表达了限制移民的立场。德国则修改了"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难的宪法第１６条，并削减了寻求避难者的福利，收留避难者人数从１９９２年的４３。８万降至１９９４年的１２。７万。与此同时，鼓吹排外主义的欧洲右翼政党纷纷崛起，在１９９５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两个民族主义的候选人获得了１９。９%的选票。

　　最近奥地利自由党在持类似立场的右翼政党中首次入阁，引起欧盟各国政府的联合抵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在移民问题上，传统政治信奉的是"民族熔炉"的理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移民国家，在建国之初，它曾面临一个选择：是建立各种语言和文化分立的自治区域，还是"合众为一"，建立民族融合的国家。大陆会议的一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采纳后者。亚洲人和拉美人大量进入美国后，民族熔炉开始失效，新移民不同于欧洲裔的老移民，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完全融入到美国主流文化中去。同样，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伊斯兰宗教和文化传统。

　　于是，新政治开始浮出水面，这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社群主义和认同政治（承认的政治）。

　　美国在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已经表现出多元文化的趋向；到了９０年代，克林顿政府更把鼓励多样化作为其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例如在春节向华人祝贺节日就是新政治的一种象征。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欧美学院中的主流话语，欧洲各国政府对于奥地利自由党的强硬态度，则表明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赞同新政治的坚定立场。但是，考虑到各国普通人的民意走向，新政治还是不宜把它的意识形态支撑从自由主义转向社群主义。

　　对于在人口上处于少数的社群来说，也要收敛一些具有攻击性的文化特征，更不能用所谓集体人权来对抗普世人权和个人人权。

　　国家主权向全球政治一体化的方向靠拢，国内政治一体化向包容多元文化和地方自治的方向倾斜，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与新经济相配套的多元一体化新政治，也有人称之为全球地方化。

　　三、金融安全与民主基础上的法治

　　对于新经济骄子计算机软件产业和网络产业来说，并不需要太多用于土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它们需要的是具有很强流动性的风险投资。

　　日益庞大的养老基金，也把各式各样的金融证券作为投资的主要方向。与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金融资产已经取代土地资产和实物形态的工业资产，成为当今财富的主要形态。鉴于金融在新经济中的枢纽作用，金融安全问题现在被提到了关系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际稳定的空前高度。在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观点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人类对于安全问题的关注，经历过不同的历史阶段。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国家作为社会的守夜人，首要职能都是提供安全这种最重要的"公共财".从部落到酋邦再到帝国，国家产生和演化的基本原因就是要不断提高人身安全的保障程度。在部落社会，人类的共同体很小，其他共同体的成员甚至不被当作人看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部落战争连绵不断，异常惨烈，极其缺少社会的外部安全。在酋邦社会，酋邦君长下面尚未形成象样的官僚机构，社会控制能力薄弱，大量社会矛盾须通过血族复仇等原始方式自行解决，社会的内部安全还不充分。国家诞生之后，在一个广阔的地域内合法地垄断了暴力工具，从而给它的成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

　　除了保障人身安全，国家还要保障财产的安全。事实上，人本身也被视为财产。自己的劳动力是自由人第一位的财产。生产奴隶、部曲、家内奴婢则是他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国有制或村社所有制解体后，土地在长时期中都是主要的私人财产。后来，厂房、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在国民财富中的价值超过了土地。现在，则是各种金融证券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形态。

　　国家保障安全的最佳方式是实行法治。刑法主要用来保障人身安全，民法主要用来保障财产安全。民法的不发达，使得中国从历史上直到今天，在对财产安全的保障上落后于西方，影响了国民财富的积累与增殖。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并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法律可以以民主方式来制定，也可以非民主的方式来制定，一个国家只要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法治国家。但是，对于金融安全来说，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已经不能提供充分的保障了，它需要的是在（国内和国际）民主基础上的法治。

　　以往，对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的通常是自然人和一般法人：小偷、强盗、土豪劣绅、起义农民以及投机诈骗的公司等。在金融经济的时代，对财产安全和金融安全造成最大威胁的却是政府本身。政府具有征收铸币税的特权，在贵金属通货被纸币取代后，一些专制半专制的政府更把这一权力运用到了极点。中国国民党政府在４０年代滥发法币和金元券，把知识分子和小康人家统统变成了穷光蛋，像朱自清这样的著名学者、作家竟然死于贫病交加。号称民主化但实际上仍然能够为所欲为的俄罗斯政府，用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把银行储蓄洗劫一空，让普通百姓来承担改革的代价；又突然宣布停止支付债务，把外国投资者统统装进了圈套，连一些最精明的对冲基金也亏了血本、伤了元气。中国老百姓的全部积蓄都存在几家国有银行，而这些银行则因支撑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形成大量收不回来的呆帐，其真实经营状况是不透明的，金融破产始终像是悬在老百姓头上的一把刀，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因此，金融安全时代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权力分立制衡的政府，金融安全时代的法治必须是民主基础上的法治。

　　对于国际金融安全构成最大潜在威胁的，既不是那些呼风唤雨的对冲基金，也不是数量高达几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而是非民主的国际秩序中握有金融霸权的个别政府，明白地说就是美国政府。现在，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都把自己的外汇储备买了美国国库券，大部分私人财富也呈现为美元和美元证券的形态。据美国财政部统计，１９９８年一年中外国人购买的美国国库券、公司债券和股票等长期证券净额，合计达２２２０亿美元；到１９９８年底，外国人的拥有美国金融资产总额达到６。６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政府也象俄罗斯政府那样行事，搞恶性通货膨胀，或拒绝支付对外债务，世界上会有多少政府和私人在一夜间变成穷光蛋呢？美国政府所掌握的美元武器，其威力绝不在海神核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之下。

　　一旦世界有事，不能设想美国国内民主机制会限制美国政府滥用金融霸权，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一体化进程来建设全球民主机制，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用一种国际通货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连著名金融投机家索罗斯都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有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中心和边缘的不对称以及难以向资本征税等；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国际组织在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必须得到加强，而且，或许还应该建立一些新的组织。具有向国际资本征税并发行国际通货权力的新国际组织，无疑就是世界政府的雏形。

　　四、"脱钩战略"与全球化的反对派

　　既然赢家通吃经济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境地，既然美元的霸权使发展中国家随时都要担心自己的金融安全，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选择与发达国家"脱钩"的"内源发展"战略呢？的确，依附理论家在６０、７０年代就是这样倡导的，许多拉美、南亚和非洲国家政府也曾据此制定发展政策。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但它在很长一个时期中都把"抵抗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作为国策，直到８０年代后期，才转而选择与美国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印度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遵从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看来，算不上是正宗的社会主义，但它一直实行经济统制和计划经济，在对外开放和经济自由化方面远远落后于邓小平的中国，直到最近，印度领导人才表示要学习中国的经济特区政策。在跨入新世纪之际，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公众舆论基本上已经接受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事实，他们只是对于政治全球化还有种种顾虑，不肯明确地表示认同。

　　越南、古巴也已和中国一样选择了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现在唯一还在实行"脱钩战略"的恐怕只有北朝鲜一家。为什么它在６０、７０年代没有出现大饥荒，到了９０年代人们反而不会种地了呢？看来"脱钩战略"、"内源发展"云云，都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几十年前，收音机还是一个稀罕物，很多人并不知道世界大势与自身境况，真以为"将军"是全人类的"红太阳"，为了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南方同胞和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干起活来还是蛮自豪、蛮有劲的。在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时代，事实真相已经难以隐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东德民众向西德大规模逃亡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要想守住"三八线"就必须加强政治控制和镇压的力度。然而，行动和言论可以压制，思想和愿望却无法操纵。群众普遍"磨洋工"便是一种沉默的反抗，干部对此听之任之以及腐败现象的变本加厉，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昔日的行动指针沦为虚伪的官样口号，再也无法重振士气、创造辉煌。即使是在北朝鲜，"脱钩战略"看来也难以为继了，所以才有对韩国现代集团开放金刚山旅游以及新近达成协议的北南首脑会议之举。

　　无论是根据逻辑分析还是现实描述，当前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势力都是在发达国家，即那里的非主流派极右翼与新左翼。去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以及最近华盛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的示威抗议活动，就是对这些反对派力量的大检阅。抗议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代表劳工利益的美国劳联-产联以及"反对血汗工厂学生联合组织".后者共串连全美１７５所大学的学生，一起为生产总额达２５亿美元的校服业工人的工作条件疾呼。

　　其中的普尔德大学学生连续１１天绝食抗议，要求校方答应提高为该校生产校服的外国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一些支持学生的教师和文娱明星们也参加了抗议活动。一位参加华盛顿示威游行的工人说："自打去年西雅图之后，我们钢铁工人协会跟学生建立了非同寻常的联盟，我们跟学生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都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团结的话，那么地球上就没有我们的工作机会了。"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工人阶级与革命知识分子联合阵线终于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登场了？非也。马克思是全球化的最早揭示者和鼓吹者，而在西雅图和华盛顿上演的却是反对全球化的街头活报剧。本来，美国钢铁工人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反对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而大学生们却是为了外国工人的利益而反对"血汗工厂"，两者目标和精神境界不尽相同，却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即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工人其实并不怎么讨厌本国资本主义，他们反对的是经济全球化把自己的饭碗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那里；美国大学生也不是拒绝任何形式的全球化，他们反对的是最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剥削。但当两条路径暂时汇聚到一个交叉点时，在理论家那里便被编织成完整统一的命题：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者全球资本主义体制。

　　美国的工会组织早已失去了革命精神，实际上变成了极力维护现状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既反对资本向国外流动，也反对移民劳动力向国内流动。早在１９世纪后半叶，萌芽期的劳工团体就已经是歧视和排斥华工的罪魁祸首。没有理论指引的劳工组织其实最能体现右翼民粹主义的本色。他们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而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他们高举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的大旗，却并非正义的旗帜。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才是合乎正义的。美国劳工组织无意于"雪中送炭"，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增加就业机会；而是一味追求"锦上添花"，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工人增加福利和保障。

　　这固然是他们的权利，但在精神上却与自由主义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一方面，由于经济规律的缘故，他们的反对恐怕是徒劳的。全球化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势必要冲破国内生产的局限；而金融全球化使"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部分生产活动的"全球性工厂".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具有把蛋糕做大的效果，他们的反对最终恐怕也会被证明是过虑的，是杞人忧天式的烦恼。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高失业和低增长，而是深受世人羡慕的新经济。最后还需要指出一点：如果发达国家的工人想要阻止移民劳工涌入，他们就必须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多生育，多承担一点作父母的责任；否则，再多的民族主义鼓噪都是无济于事的。

　　不同于保守主义的劳工组织组织，参加抗议活动的美国大学生、教师和文娱明星是一些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认为，资本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了大便宜，海外工厂中的外国工人比美国本国工人的工资低得太多，美国公司应当为他们改善待遇。一位对此发表评论的经济学家指出：当海外美国工厂的外国工人工资要比当地其他工厂的工人工资至少高出１０%时，"外国工人很难找到理由不在美国的工厂里工作".对于新左派们来说，真应当好好学习和领会一下１９４９年４月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发表的"天津讲话"。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不论是半个世纪前的资本主义老经济，还是现在的全球化新经济，都有弊病与祸害的一方面，例如血汗工厂、赢家通吃等等，问题是你用什么来代替它们？福山之流能够宣称"历史的终结"，就在于新左派迄今为止一直没有拿出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替代方案。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固然不能推广到基督教世界和汉字文化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还不能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分庭抗礼。

　　全球化的拥护者需要在两条战线作战，既反对维持全球分裂格局的既得利益者，也反对鼓吹"超全球化"、"后全球化"的乌托邦主义者，而坚持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种谁也抹杀不了的现实，政治全球化则还是一种有待争取的理想。以作为平等的正义为原则的政治一体化来弥补以效率最大化为原则的经济一体化所造成的弊端，把经过修正的民主政治、混合经济和福利社会体制从国家范围推广到全球范围，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仁人志士在２１世纪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