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女先生嘱我写点文字，评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的文章，我马上想到陈彥女先生对法国哲学家莫兰（Edgar Morin）的访谈《从欧洲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命运共同体》，及他对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副教授马涅特（Paul Magnette）的著作《欧洲、国家与民主》所作的介绍《欧洲悖论与欧洲联合》(均见去年10月号第73期)。
　　一个不致力于形成某种超国家民族认同的人类世界，肯定不会有希望。莫兰在对他的访谈中，谈到他对欧洲形成命运共同体的观察与思考。他的看法大体如实，欧洲是在对自身历史的反思中超越了过去的那种对立循环的，二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使近代欧洲的三个特性：世俗化、否定性和欧洲问题性(莫兰的总结)，转向了对自身历史与未来的新思考，其成果就是1945年后，一个新欧洲出现在了人类世界----这个欧洲意识到，欧洲人的命运是共同的，要克服自身在文化、能源、经济、人口、道德、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脆弱性，防范民族绞杀主义(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东山再起，欧洲别无选择，只有联合起来，走向相互依存。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迈向更高程度的联合，业已成为欧洲历史进行到今天后不可改变的意志。这一过程当然意味着，传统的民族国家绝对主权观念及其实践已经不再畅行于当下的欧洲社会，或者说，已难以理直气壮继续申明它的绝对合法性。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今天的欧洲是否如一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基于联邦或邦联的欧洲认同已经大于基于现代民主制度和主权原则的国家民族认同了呢？陈彥笔下马涅特的观察出人意料：“欧洲联合进程启动时期其实也是欧洲各民族国家加强时期”，“欧洲各国在打造欧洲共同体的同时，也加强了各自民族国家的分量”。马涅特认为这乃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令人失望，因为民族国家认同在欧洲并没有被一体化给“化掉”反而被进一步激发，然而这个悖论又给人带来了惊喜，因为在此过程中，的的确确，欧洲命运共同感及欧洲国家的彼此主权让渡，程度也显著提高了。这个事实实在不能用通常的脑筋来考量。
　　我们需要格外留心于欧洲形成共同体过程中的悖论。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向往就一定要以弱化民族国家认同作为代价，或者说，弱化国家民族认同就能实现“天下一统”？欧洲的经验正在与八十年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先生所说的“联治主义”不谋而合，作为国际主义者的李大钊在上世纪20年代曾认为：在成熟的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才有可能、也应该向更高程度的共同体方向发展，那就是国家间的联合。
　　欧洲近五十年来的历程提供了民族国家认同与地区认同的悖论性共谋格局，视野转到东亚，东亚经济一体化在近年来的发展，其实也正反映了同样的机理。“小龙”“小虎”们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提升了国家能力后，原先的那种封闭自保的心态与行为逐渐退隐，而代之以地区经济政治整合的宏大生命想象。越南加入东盟组织、东盟不遗余力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韩国近年开始复苏其传统地缘政治追求，都在喻示着这个道理。
　　一种真正有力的国际主义的理想和信仰，只会建筑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成熟上，否则没有可能。过往人类生活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普世主义情怀，没有能够产生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主义社会，20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也没能结出超国家认同的累硕之果，则从反面说明了悖论中的人类经历，也许才更实在有效。职是之故，当代中国的内外追求，从欧洲经验中所得出的启发不外是：在推进民主正当性的过程中强化国家民族认同，使中国真正成为现代成熟的民族国家；同时对东亚国家和国家组织如韩国、日本与东盟等，应乐见其成于它们独立自主提升国家能力。在此前提下，一个渐渐相互让渡主权的东亚才是可以想象的，一个走向一体化的东亚才是可以想象的，一个无战争威胁的东亚才是可以想象的。

   2003/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