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伊斯兰教的不宽容与穆斯林的偏狭好勇，许多人已习以为常视为定见，他们积焉成是持有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动乱与危险，一大部分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不文明”，有人甚至认为，穆斯林社会不能融入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现代世界，正是伊斯兰教“心胸狭窄”的表现。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否天生就“心胸狭窄”、不能与全人类打成一片？
　　历史给了我们相反的解答。
　　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那一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下了一道法令，命令所有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离开西班牙。法令既下，大批犹太人不堪忍受天主教徒的残忍蹂躏，不得不逃出西班牙，远走他乡。
　　大批逃难的犹太人，在当时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找到了他们在西方无法礼遇的宽容。他们允许保有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做礼拜，并准许组织成米勒特即拥有自己的教会首领、亨有自治权的社团，从而能够自由自在地管理自己。奥斯曼帝国对犹太人的宽厚，使得近现以来居住在穆斯林世界的犹太人，没有受到类于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迫害，这也奠定了今日以色列国与奥斯曼帝国传人——土耳其之间友好情谊的悠远基础。
　　其实在穆斯林世界受到宽宏对待的，并不只有犹太人，基督教徒、印度教徒等其它非穆斯林居民，也都分亨了相同的福泽。在欧洲处于宗教狂热的那些时代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所受到的礼遇，比起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的处境要好了许多，这是无可置疑的。按照现在的说法，穆斯林的这种气度，应称作为“世界主义”才是。
　　在今天看来格外缺乏宽容气质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为什么在历史上曾具有如此海纳百川的包容心？这与伊斯兰教法当然不无关系，伊斯兰教法认为只要是圣经的臣民，都应该予以尊重，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则都奉有一部成文的启示录作为圣典，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具备了合法性。但这并不构成全部，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强大。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从地缘政治上说，是一个有绝对安全保证的国度，欧洲的基督教徒虽然还有“十字军东征”的冲动，但其实力并不足以对穆斯林世界造成震撼。一个在安全与利益上感受不到威胁的大帝国，是不需要胡乱猜疑、提防外来侵略和内部造反的，任何国内的异已者，都会自觉地对帝国的威权臣服。
　　奥托曼帝国对异教徒的宽容，应验了一句名言：强者是无忌的。不过认为这种宽容没有限度，那也不符事实，实际上，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必须承认穆斯林地位上的高贵，而不能如穆斯林一样享受完全的宗教平等。也就是说，在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与非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之间，存在着权力、地位与尊严的等级，这种等级是宽容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
　　如果没有力量的强大、社会人群按等级排位这个前提，宽容还能不能得到保持呢？一个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分裂成若干小而弱的国家之后，面对外来力量的压迫，现在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听说穆斯林社会的狂热封闭。
　　穆斯林世界近百年来由“宽容”到“不宽容”的转变，使人想起二千年前一位古希腊哲人的著名命题：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几个字如果反过来说，其实就是人类社会权力与正义关系的真相：强者的利益产生正义。如宽容这样的正义往往是文化的浪费，是文化过剩的产物。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情怀，我们当认识到也是生于同样的机理。
　　我们今天仍不难体会到这种权力与正义的辩证。当穆斯林由“宽容”变得“不宽容”的时候，原来不喜欢宽容的基督教的西方，现在已经转化为人类正义的化身了，成了“宽容”的输出方。而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则是人类正义的最大输出国；美国社会以白人为主体的主流西方文化，对待非主流的非西方文化和有色人种，也重现了几百年前奥斯曼曾经有过的高致雅量。
　　有这样的宽容与正义当然比没有好，但这是我们想象中的宽容和正义吗？

    10/6/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