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9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转型时期政府改革国际研讨会”上，迟福林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中国改革将产生四大影响：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二十五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政府改革一直伴随着我国改革的全过程。我国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有赖于政府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走到今天，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大都同政府改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事实上，政府改革不仅成为广大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地把政府转型作为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就是要探索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新路。总的来说，我国的政府在多方面仍然具有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因此，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在于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在于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要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不仅涉及政府机构的调整，更在于实现“政府再造”和推进政府“自身革命”。从这样一个初步考虑出发，我认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我国下一步的改革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政府转型对于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看，无论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政府确实把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重建社会信用体系，规范社会秩序，重要的是建设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建设一个讲诚信、有公信力的政府；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更需要加快政府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政府转型已成为经济转型中最具实质性和关键性的改革内容。
　　
　　二、政府转型对于解决我国社会严重失衡，建设现代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多方面的严重失衡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问题。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何把贫富差距约束在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公众所要求的限度内，如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严重差距，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都对政府转型提出全面挑战。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转型越来越迫切的内在需求和重要保障。
　　
　　三、政府转型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执政党建设面临巨大的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约束下，执政党的建设与政府的转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反映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党与时俱进，主动稳妥地实现政治转型和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
　　
　　四、政府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对于“政府再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不应当再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不应当再垄断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不应当拥有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更不应当产生令百姓痛恶的体制性、部门性的腐败问题，而应当成为为市场主体和全社会服务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成为能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因此，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也不是一般性地政府职能调整，而是建立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转型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这个“革命”，对于抑制和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对于加快建立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有效政府，实现“政府再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广大百姓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未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广大百姓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没有腐败的政府。在这个特定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和责任重新定位，需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管。自觉地推进政府转型，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将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