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云南已有些日子了，提起种种感受，最大的叹息是在信息化加速的今天，云南被外界了解得仍然远远不够。笔者听到的一则笑话：某云南人省外出差，被问：“你们那里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大象吗？”尴尬之中，云南

　　人也幽了一默：“是呀！我们不仅骑大象，而且吃的是香蕉，吸的是毒品。”对方惊异：“吸毒是被禁止的呀！”云南人一笑：“我们那里少数民族多，国家给了特殊政策。”

　　笑话归笑话，提起云南的毒品蔓延，很多人禁不住草木皆兵，以为在云南的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有毒贩出没，甚至经常有外地朋友打电话提醒我“小心”。作为毗邻“金三角”地区的最前沿省份，云南的毒品当然不可轻视，但同时我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为了在更广、更深范围内引起社会的关注，引起上一级政府对云南禁毒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在云南，不仅有德宏州的公安局长自告奋勇，将当地毒品危害现状的“真相报告”送交到全国人大代表的手中，而且省委书记也一面要求各级部门将严峻形势宣传到家喻户晓，一面将令人震惊的“毒情”，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长达16页的调研报告，将它直呈中共中央总书记。此份磊落和果敢，和一些有关政府部门有意无意地隐瞒疫情、灾情相比，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

　　有人说，现代文明建立在三大基础资源之上，它们是信息、水、空气。一个社会信息越公开，社会的自主能力和承受能力才会越强，社会才会越加和谐、稳定。面对各种危机，政府也只有通过有效积极的信息披露，接受督促、检查，才能使政府和民众上下同心，一致行动起来。但现实中，为了保住个人官帽子的稳定，或是担心影响当地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依靠职权遮遮掩掩、千方百计地垄断信息，甚至用信息垄断寻租的案例并不少见，如广西南丹矿难、湖南郴州矿难、海城豆奶事件，等等。其结果，除了延误救援，使民众利益遭受更大的重创之外，更严重的是造成社会上流言四起，引起民众更大范围的恐慌。

　　要保证政府信息最大限度地公开，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领导个人的品德及修养上是不现实的，也是靠不住的。它必须是有具体制度安排的社会性、政治性公德。云南省委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只要能够消灭毒品，只要能够防治艾滋病，我们愿意采取一切合法合理的有效措施。”今年4月，南京市政府正式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三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掌握的政府信息，均应当通过政府公报、政府新闻发布会或者公共媒体、互联网上的政府网站、行政机关设立的查阅室、公告栏、电子屏幕等有效途径及时、方便地向社会公开，做到“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以此来着力打造信息透明的法治政府。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期待着各地政府能够出现更多的有益探索，同时有更多的省份积极跟进，争取更大的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稳固的信任关系，才能在一旦处于紧急状态下，将这种信任及时转化为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只有这样，公众才会为缓解紧急状态而心甘情愿地暂时放弃自己的某些便利和自由，并且相信他们所依赖的政府，是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阳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