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季是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的院士，他是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技术负责人、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设计者、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首任总设计师……王希季大半辈子都在忙着向苍茫太空镶嵌“中国星”。

“跳进”西南联大的少年

1921年7月27日，他出生在云南昆明，祖籍大理的上末。童年时期的王希季聪慧好学，算术课是他最感兴趣的，同学左思右想弄不明白的算术题，他总能迅速而又顺利地求出答案。小学毕业那年，他获得昆明市小学会考第一名。

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1931年那场长江特大洪水把父亲在汉口的商号冲得荡然无存，从此买卖一蹶不振，家被查封，父亲为此到处躲债，小希季也面临辍学的危险。好在小希季成绩好，许多中学校长纷纷找上门来，希望他到他们的学校就读。最终，小希季选择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附属初中，依靠奖学金完成了初中学业，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王希季的命运。1938年，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迁往昆明，组建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年秋，刚刚读完高一的王希季在一位同学的怂恿下一起去参加西南联大的高考。“当时心里想的是，即使考不上，也可感受一下高考考场的感觉，为今后参加高考积累经验。”结果，他榜上有名，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了。一时间，“跳”进大学校园的他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西南联大毕业后，王希季报考了当时教育部举办的公费留学考试，取得了自费留学的资格，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留学，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49年10月，正在准备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希季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喜不自禁，毅然放弃了美国政府为留住中国留学生给予的优厚待遇，踏上驶向东方的海轮，几经艰苦辗转，于1950年初回到祖国怀抱。

历史性的8公里

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给了王希季施展才华的新天地。当时，苏联、美国相继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从此拉开了人类开发空间、角逐宇宙的序幕。身为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主任的王希季感到，中国是火箭的故乡，作为泱泱大国，不应该沉默。1958年11月，在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进军号令不久，王希季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担任探空火箭的技术负责人。王希季的飞天之梦就从这里开始了。当王希季被调至上海机电设计院担任技术负责人主管运载火箭研究工作时，身为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主任的他只有37岁。那时他既不具备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未掌握相关的技术资料，面对的又是一支技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1岁，根本就没见识过火箭 “庐山真面目”的年轻队伍。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也没有现实的把握可言，凭借着开创祖国航天事业的豪迈激情和勇于探索的蓬勃朝气，他和技术副院长杨南生带领大家边学边干，义无返顾地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大胆尝试。

研制工作开展得非常艰苦，在许多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他们土法上马，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器，甚至干脆拨弄算盘珠子来进行计算。为了计算出完整的飞行弹道，三个人一组，两人负责计算，一人负责校对，几个小组轮班倒，夜以继日地干，计算用的纸堆起来比桌子还高。

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愿望，使他们忽略了国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实力。科学规律绝不是热情与忠诚能够改变和替代的，型号为“T-3”、“T-4”的第一二级火箭，由于指标过高而不得不放弃；“T-5”虽然完成了设计、制作和总装，却只能成为展览馆中的陈列品。

面对一再受挫的严酷现实，王希季经过认真反思，认识到承担一个前所未有的工程，目标与技术途径必须合乎国情与环境相容，否则只能欲速则不达。在国家经费有限而实践经验几乎等于零的情况下，究竟选择怎样的目标才稳妥？经过反复思考，他向组织提出建议：从国情出发，以技术难度较小的无控制探空火箭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地创造条件，适当的时候再开始运载火箭的研制。

建议被采纳后，他们克服了急于求成的心理，改用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开始了型号为“T-7”的无控制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为了确保研发顺利，先从模型火箭“T-7M”着手。设计过程中王希季时刻提醒自己，要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清楚了解此项技术和产品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工程环境，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技术途径。

“T-7M”设计的飞行高度只有8-10公里，有效载荷仅19公斤，方案确定后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枚主火箭的总装。1960年2月19日下午，这枚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发射成功，虽然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却在我们国家的航天史上有着里程碑的重大意义，标志着我国已经向走出地球、奔向太空的征程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半年之后，“T-7”在新建成的发射场上发射成功，飞行高度从8公里发展到60公里，随后发射的“T-7A”更进一步将飞行高度提高到115公里。“T-7”是我国第一代气象火箭中的率先型号，也是我国空间科学技术史上取得的第一个重要发展，从而揭开了我国火箭探空活动的序幕。火箭探空是我国在高新技术中较早达到国际水平的一个领域，也是我国发展航天技术的起步项目之一。在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中，王希季无疑是一位卓然有功的拓荒者。作为探空火箭的开创者之一，我国18种探空火箭中，有12种是由他担任型号负责人研制出来的。这其中既有液体火箭，又有固体火箭；既有单级火箭，也有两级、三级火箭；既有起飞质量60公斤左右、飞行高度大于60公里的小型固体火箭，还有飞行高度可达312公里的三级火箭。

没上花名册的功臣

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航天部）后，从上海迁至北京并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

历史再次将一个充满挑战而又令人羡慕的机遇赋予了他――主持中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工作。时隔不久，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型号设计工作也落到了他的肩上。

这样的机遇，对于一个献身航天事业的专家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感到兴奋的同时，他也深知机遇与风险并存，自己肩负的责任如同泰山一般沉重――接手主持的两项任务，不论对发展中国空间技术，还是对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能够提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他派人去相关工厂进行调查，了解现有技术力量所能支持的设计参数，然后在全面斟酌空间、地面、材料、技术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导弹技术与探空火箭的技术结合，液体推进剂火箭与固体推进剂火箭组合，提出一个既能达到足够的运载能力，又可以节省许多研制经费，时间上也能满足发射卫星进度要求的技术方案。用该方案研制成功的火箭，就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先驱者――“长征一号”。

克服了种种困难，突破了重重难关，“长征一号”总算顺利地从方案阶段转入了初样阶段，所有关键技术几乎全部得到解决，接下来的路相对会平坦许多。就在初样即将结束时，国防科委决定将八院的研制任务由运载火箭总体改为航天器(卫星、飞船)总体，“长征一号”的研制任务移交由一院负责完成。

几年来，研制运载火箭不仅是王希季工作上的重中之重，而且几乎成为每日生活和思考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如果能一鼓作气地继续下去，直至亲眼看到它高高矗立在发射塔架上，该有多么圆满啊！

然而，习惯于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与调遣的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只希望凝聚着众人心血的研制工作能够交到一个靠得住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手上――正处于“文革”混乱无序的状态中，他无法不为此而感到忧虑。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东方红一号”和“长征一号”一起出现的主要研制者名字中都没有王希季，似乎他与这个在中国航天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成功毫无关系。但是，祖国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30年后，党和国家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勋时，充分肯定了王希季在“长征一号”研制工作中的奠基性作用。

在取得火箭技术一系列的突破之后，王希季又担任起我国返回式卫星的首任总设计师。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穿云破雾飞上了太空。“有人说我一次又一次地充当开路先锋，其实我并无过人的胆识，只不过是对认定该做的事情不惜承担风险罢了。”当人们沉浸在发射成功的喜悦中时，王希季却提着简单的行李匆匆地赶往卫星测控中心。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要等待着送走的那颗卫星再听话地返回地面。那几天，他连睡觉都“睁”着眼睛。三天后，天空中终于出现了望眼欲穿的那顶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在王希季看来，那分明是盛开在天空中的一朵最美的奇葩。

返回式卫星领域建奇功

交出“长征一号”后，王希季就全力投入到研制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的工作中。这是一颗遥感卫星系列的试验型返回式卫星，研制难度大，一系列关键技术都需要大力攻关才能突破。

虽然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可他自认是个很“土”的人。所谓“土”就是时时不忘所处的环境，考虑问题首先从环境出发，外部的环境，中国的环境，当前的环境。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寻找切实可行的途径，从而使环境可以改善到一定程度。

他负责提出的“返回式卫星”设计方案既借鉴了国外返回式卫星的合理成分，又充分考虑了国内的技术条件和工业水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经济性，并正确处理了先进性、可靠性和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方案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返回式卫星系列的基本方案，以此为基本型逐步形成的返回式卫星系列，也是我国使用公用平台最成功、研制周期最短、成本最低、发射数量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卫星系列。

技术方案完成后，王希季就率领大家开始了卫星回收系统的攻关。回收技术是研制返回式卫星优先要攻克的重要课题，一系列技术难关使得每往前迈一步都很艰难。为进行空投试验，他和试验队员们吃尽了苦头。先后58次空投试验终于得出降落伞系统的各类气动参数，为最后确定设计方案提供了科学的可靠依据。反复改进后完成的回收系统，为返回式卫星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1975年11月26日上午，“返回式卫星”顺利升空，三天后成功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返回式卫星由数万个元件和零件组成，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任务失败，美国就是经过多次失败后才回收成功的。我国第一次回收就获得了成功，这不俗的业绩令国际宇航界不得不对中国航天人刮目相看。火箭与卫星既是科技人员的智慧结晶，又是技艺精湛的工业精品，要从无到有地设计制造出来，需要许多人精益求精的辛勤劳动。在“文革”那样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居然还能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突破，一跃而跻身航天大国之列，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王希季是创造这个奇迹的功勋人物之一。由于在“长征一号”和返回式卫星研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两次荣获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及一次一等奖。

甘冒风险的开路先锋

王希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空间技术领域许多人都记忆犹新：“在技术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候少数人坚持的往往是正确的。”

思维活跃的总设计师经常会产生新的设想，希望通过大胆的尝试令产品的作用与性能不断有所补充和提高。卫星研制是一项投资大、风险高的工作，任何一点变动都有可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以至于一些新的尝试轻易不敢进行。

为了支持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王希季不惜一次又一次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不怕惹麻烦，不怕得罪人，更不在乎是少数派，只要认准了是好的就决不放弃，不是追求别出心裁，也不是愿意独树一帜，而是“要想有新的突破，总得有人甘冒风险，肯担责任”。

第一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不少专家都持反对意见。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黑白片已经试验成功了，清晰度很好，何必再锦上添花――国家投资研制一颗卫星不容易，一旦试验失败便会造成重大损失。

王希季非常清楚这种不可小觑的风险性，以及承担这风险要负的责任有多重。不过他却认为这个风险值得承担，彩色片取得成功后会比黑白片获取到大得多的信息量，能为国家解决更多的问题，若能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的价值，锦上添花又有何不好？

坚持要上保定乐凯胶片厂生产的这种新型彩片，在试验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他亲自前往该厂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在一再说服仍不能使大家统一思想的情况下，他索性行使总师的权力拍板做出令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下一颗卫星不但要上彩色胶片，而且要多上！”

装有大量彩片的卫星上天之后，相关人员个个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卫星成功回收后，片盒被小心翼翼地取出来，连夜送去冲洗。一张张色彩纷呈、层次丰富、图像清晰的卫星照片呈现在众人面前，成功地开了卫星彩色拍照技术的先河，物美价廉的国产彩色胶片一直沿用至今。

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数字化也是在王希季的支持下，为卫星研制工作开辟的一条新路。经数年研究，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已经完全具备装星应用的条件，但当研制者提出卫星上用计算机时，却没有人敢上，连领导层也不予支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人对“数字化”这个概念还很陌生，这样的改进显然是有些“超前”。

面对这种局面，他认真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认为值得一试，也有把握成功。顶住种种压力，他率先果敢进行试用，实践证实效果非常理想。从此，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得到普遍应用。

担任总设计师时，王希季主张在卫星总装测试完毕后，出厂前还要进行整星的振动试验。这个意见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人们对成品卫星会被振坏的担心，使得他又成了坚持己见的少数派。大家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卫星经受一次发射环境很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损伤。

他认为坏在地面总比坏在太空损失要小得多，坚持在自己负责的型号上进行整星振动试验，以便及时发现隐患，避免发射后卫星因力学环境而受到损伤。大胆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试验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得到普遍认同后，很快便被推而广之。如今，所有型号的卫星发射前都经受过这种试验。

关键时刻力排众议充当开路先锋，一次次勇担风险而又屡立奇功的事实，使人们钦仰王希季的胆识与魄力，佩服他在工作中运筹帷幄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

壮心不已，情系航天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重新启动之后，大部分人的意见是紧跟世界潮流发展航天飞机。

王希季却认为我国的载人航天不具备超前发展的能力，也不具备全面跟踪的条件，只有以飞船起步才是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好高骛远只会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会风气就有种贪大求洋的倾向，人们购买彩电音响等家用电器都讲究“一步到位”，更何况航天这样的高技术行业了。可惜，很重要的一点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我们的国情――民航飞机还需要依靠进口呢，遑论研制技术更复杂、材料标准更高、工艺水平更精湛的航天飞机了。姑且不论近乎天文数字的研制费用，一架航天飞机仅造价就高达12亿美元，而一艘宇宙飞船不过4-5亿人民币。

为此他专门写出题为《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的》的长篇论文，对航天飞机的使用费用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详尽分析，指出期望以耗资巨大的航天飞机实现“廉价航天”是绝不可能如愿的，并强调“在国家财力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以是否系国家急用实用为取舍标准”。

他的观点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界内专家的认同。有关部门在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认为确有道理，遂决定放弃航天飞机的研制工作，只搞载人飞船，使中国载人航天得以走上一条适合国情的正道。

“神舟五号”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飞船技术的国家后，针对国际载人航天活动渐趋务实、各航天大国纷纷调整计划的新动态，王希季又与人合作提出了“应冷静观察、妥善规划、重点突破、稳步前进”的建议，为我国载人航天技术如何进一步发展献计献策。发展航天技术对他而言，绝不仅仅是一项工作，一个岗位，一份职业，而是关乎国计民生、值得自己投入整个身心情感、倾注全部才识智慧为之奋斗终生的大事业。不仅乐此不疲地工作着，他还一如既往地肩负着明天，关注着未来：“要放长眼光，有所为有所不为，决策不当会引起严重后果。不需为而为之，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当为而不为，则会贻误大事。”除了以相当新的思路进行软课题研究，进行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划工作之外，耄耋之年的王希季还先后担当起小卫星首席专家和“双星计划”工程总师的重任。在他的指导下，小卫星研制成功地引进了系统集成、减少变化等先进的工作方法和一系列新的技术，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在他科学合理的统筹安排下，“双星计划”卫星总体、运载火箭、地面应用、卫星发射和卫星测控五大系统的工作均开展得有条不紊。劳累本身就是对生命的锤炼，以“忙”为养生之道的他不仅坚持每天八小时工作，而且每一天都是满负荷运转，仍然保持着充沛不衰的精力、矫健匆忙的步伐和敏锐炯烁的目光。

迷京戏的太空专家

晚年的王希季院士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谦虚和善，平易近人。他不愿意多谈自己，而对有关国家命运的高科技的大事却畅所欲言，一次次强调：“天，对中国人是有份的！”

对浩瀚的宇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里记载着他的奋斗与艰辛，寄托着他的希望与梦想。

科学家都有执著追求、埋头工作共性，但并不都是“苦行僧”、“书呆子”。王希季的事业虽然严肃，生活中的他却情趣多多。他的父亲最大的爱好是听戏，不但在戏院长期订有包厢，还购有长年的通票。小时候，他常常为那夸张有趣的脸谱髯口、银光闪烁的刀枪剑戟欢跃鼓掌、意醉神迷。从最初饶有兴趣地观看生旦净丑的热闹，到后来一板一眼地赏析不同流派的行腔，王希季几十年如一日地倾心于京剧艺术的不衰魅力。平时工作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剧院观看演出，晚上抽暇听上一段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的唱段录音，他便觉得是一种绝好的消遣与享受。听说，还曾有过到戏院门口“钓退票”的经历哩。

游泳、足球与京剧，是王希季院士的三大爱好。尽管年事已高，遇到好的水域仍然忍不住要下去游个痛快，看起世界杯足球赛转播来忘情投入的程度不逊于年轻人。他说，绿茵场上的健儿那种拼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自己。当然，玩玩扑克、看看小说也是他不错的调节或消遣。那太极拳的一招一式，柔中有刚，也不失为锻炼思维、保持健康的好操术。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与太空结下不解之缘。“心星相印”的他魂牵梦绕的始终是无垠的宇宙。他貌似平凡，在茫茫人海中，谁也不会知道他就是名震寰宇的中国“航天巨星”，谁也不会知道他曾隐姓埋名、卧薪尝胆数十载。“王希季”这个名字，若不是国家表彰23位“两弹一星”功勋专家，恐怕许多人都会感到陌生。闲暇之时，总爱遥望深邃的星空，盘算自己将还要在苍穹再挂几颗星。他的志趣在苍茫的蓝天之上，在浩渺的太空之间，追星逐月其乐无穷。

人物百科

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中共党员，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65年后，历任七机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等职。

我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及其后的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倡导并参与发展无控制火箭技术和回收技术两门新的学科。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作为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负责制定出立足国内技术和工业基础而又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制方案。在他主持下大量采用新技术并突破一系列技术关键，使卫星增大了功能，延长了寿命，使我国卫星返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世界仅有的掌握此项高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1982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5年和1990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