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季，1921年出生，中共党员。空间技术专家，长征1号运载火箭与我国首个回收式卫星总设计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曾负责研制成功了中国的15种实用探空火箭，主持完成中国第一种卫星运载火箭和第一种返回式遥感卫星方案的论证与设计，是中国火箭探空技术学科和航天器进入与返回技术学科的创始人之一。1985年、1990年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归国的动力，源自于两张照片

1938年秋，刚刚读完高一的王希季参加了西南联大的高考，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抱着科学救国的一腔热血，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留学，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10月，正在继续学习的王希季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惊喜不已，萌发了回到祖国怀抱的想法。

“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为了祖国，我们应该回去。”

1950年初春，在回国的轮船上，呼啸的海风无法吹散他渴望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当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抬头仰望太平洋上空的满天星斗时，绝没有想到，十年后，由他主持研制的中国首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将刺破浩瀚苍穹，揭开国人空间探索崭新的一页。

几十年后，他回忆道：“归国的动力，源自于两张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照片。”分别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让他万分感动和震撼。生长在军阀混战时期的王希季难掩激动之情，此后，更多振奋人心的消息陆续传来。王希季去意已决，而他放弃的，是在美国攻读博士的机会和优厚的待遇。

回国初期，王希季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家乡打造出可供持续性发展的、足够大的发电站。不过，这位一心打算投身能源工业，憧憬工业救国的青年，却在归国后不久踏进教育领域。

从大学教授到研制“一星”

在大连工学院当副教授期间，王希季仍想着投身能源工业，在心中勾画着大电站的蓝图。而就在这期间，一件事却改变了王希季的一生。

1958年11月，在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进军号令后不久，王希季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担任探空火箭的技术负责人。王希季的飞天之梦就从这里开始了。

王希季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之初，对这个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保密部门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在这里，他将承担起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研制任务。那时王希季只有37岁。他既不具备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未掌握相关的技术资料，在副院长杨南生带领下，边学边干，开始了大胆尝试。

研制工作开展得非常艰苦，面对一再受挫的严酷现实，王希季经过认真反思，向上级提出建议：从国情出发，以技术难度较小的无控制探空火箭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地创造条件，适当的时候再开始运载火箭的研制。

真正的研制是从无控制探空火箭开始的。在杨南生副院长的亲自带领下，他们手拉肩扛地建起了发射场，之后王希季开始了艰苦的设计和研制工作。上千张图纸他要一一审校，当时急需一个发动机系统试验室，新建又来不及，王希季最后选中设计院内的一个厕所门前几平方米的露天地。他和助手们在地上搭起了液流试验台，厕所则改装成了测试室。就这样，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由液体燃料主火箭和固体燃料助推器串联起来的两级无控制火箭就奇迹般地诞生了。

1960年2月19日下午，这枚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发射成功了，虽然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却标志着我国已经向走出地球、奔向太空的征程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3年后，王希季组织设计人员又对火箭做了重大改进，探空火箭携带40公斤探测仪器一举飞上了130公里的高空。这枚火箭的箭头、箭体在弹道顶点附近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装置进行了回收，这为我国的探空火箭和返回式卫星研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火箭探空是我国在高新技术中较早达到国际水平的一个领域，也是我国发展航天技术的起步项目之一。在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中，王希季无疑是一位卓然有功的拓荒者。

太空传来“东方红”

在王希季的生命坐标上，1965年要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他所在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搬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工作。

这是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1970年4月24日21时31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声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带着清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带着中国人的壮志与豪情飞向太空，扶摇直上。此时，“放卫星的人”王希季与同志们拥抱在一起，热泪浸湿了面颊。

然而，王希季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取得火箭技术一系列的突破之后，他又担任起我国返回式卫星的首任总设计师。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穿云破雾飞上了太空，于3天后按预定地点顺利返回地面。这颗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发射了3个型号16颗返回式卫星。根据王希季提出的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我国的返回式卫星成为研制周期最短、成本最低、发射数量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卫星系列，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求真务实，甘冒风险的开路先锋

早在1958年从事航天工作开始时，王希季就意识到，“发展航天技术的意义不等同于发展一般高技术，而是一项开拓天疆、造福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宏伟事业”。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在各种场合都尽力阐述航天技术对我国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他在国内率先提出进入太空的重要目的就是开发利用太空资源和扩大人类生存空间的观点，而且还强调，不能把空间技术只看成是科学和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一个部分，而应把开拓天疆作为国策来考虑。而当时，我国大部分人对发展航天事业的深远意义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在相当多人的眼里，发射卫星就跟放礼花礼炮差不多，花大把的钱目的不过就是为了显实力、壮国威。

王希季清楚地知道，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他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加以系统的阐述和分析。他的文章和观点在科技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此，探测研究太空环境、开发利用太空资源是发展航天技术的主导因素和主要任务，这一新的观点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王希季曾经说过一句让许多人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在技术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候少数人坚持的往往是正确的。”

思维活跃的设计师经常会产生新的设想，希望通过大胆的尝试令产品的作用与性能不断有所补充和提高。为了支持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王希季不惜一次又一次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不怕惹麻烦，不怕得罪人，更不在乎自己是少数派，只要认准了是好的就决不放弃。他坦言：“要想有新的突破，总得有人甘冒风险，肯担责任。”例如，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数字化就是在王希季的支持下，为卫星研制工作开辟的一条新路。过去，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具备装星应用的条件，但当研制者提出卫星上用计算机时，却没有人敢上，连领导层也不予支持，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人对“数字化”这个概念还很陌生。

面对这种局面，王希季经过认真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认为值得一试，而且也有成功的把握。于是，他顶住种种压力，率先果敢进行试用，实践证实效果非常理想。从此，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得到普遍应用。

最早提出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

王希季是最早建议“我国应以空间站系统为目标，从载人飞船起步来突破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研究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就带领研制人员提出了“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的初步方案。这是一个曾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准备进行发射的单人飞船方案。这个计划因故夭折后，他始终留意着国际载人航天的动向，关注着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展。

研制宇宙飞船的工作重新启动之后，王希季是“神舟”总体论证的高层负责人。“神舟”飞船成功地完成了首次无人飞行试验后，王希季又根据国际载人航天活动的最新动态，为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如何进一步发展献计献策。

为了事业的发展，王希季毫不在意自己的年龄，依然每天紧张地工作着。他要趁自己还有精力进行探讨的时候，抓紧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为后来者将前进的道路铺得尽可能平坦一些。

在中国航天界，王希季淡泊名利的崇高品格是有口皆碑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东方红一号”和“长征一号”一起出现的主要研制者名字中都没有王希季，似乎他与这个在中国航天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成功毫无关系。后来有人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对此“没有一点儿遗憾”“总是很欣慰”。甚至在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还是那种平稳的心情：“哎呀，这样对待我，我还没有想过。”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王希季早已与太空结下不解之缘。“心星相印”的王希季魂牵梦绕的始终是无垠的宇宙。这位貌似平凡，不逐名利的老人在茫茫人海中，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名震寰宇的中国“航天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