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07年，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小镇家庭，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按理说，他的童年本该无忧无虑的，可命运并不喜欢按常理出牌。

在王淦昌4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9年之后，他母亲也因病离开了这个人间，13岁的王淦昌一下子便成了孤儿，只能去跟外婆生活。

本是无忧无虑的年纪，可为了生活，王淦昌逼不得已做了一名放羊娃，好在，他的外婆——这个封建社会下的小脚妇人，居然十分有远见地跟他说：

“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就这样，王淦昌在外婆的大力支持下，一路从小学读到大学，还十分争气地考上了清华。然而，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北洋政府更是软弱无能，当八国列强向中国提出不合理要求、践踏中国主权的时候，北洋政府更是低头不敢说话。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的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

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也是全身是血，他看着一个个同学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却是无能为力，王淦昌愤怒的喊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里，讲述着白天的广场血案，当他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时，叶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们严厉的说道：

“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会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

“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说完这段话，这位培养了十几位“两弹一星”、50多位新中国院士的七尺男儿，一下子也泪流满面。老师的一席话，让王淦昌尤如当头一棒，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光靠拳头是不能强国的，在彼时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那个夜晚，王淦昌咬牙切齿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献身科学!”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王淦昌仍不满足，因为他知道最先进的科研成果都在大洋彼岸的国外，于是他便去考了江苏省的官办留学生，到了德国柏林去留学。在柏林大学，王淦昌跟从了一位名师——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迈特纳，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一位中国学生。

在迈特纳教授手下学习时，王淦昌第一次错过了诺贝尔奖。在一个物理研讨会上，有人用实验证明：用钋的α粒子射到铍7中，会产生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他们计算后认为，这是高能量的γ射线。可24岁的王淦昌却觉得这个结论不正确，他还提出了实验的改进方案，并坚信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定能找到正确的结论。当他去找迈特纳时，却被拒绝了。第二次去找，同样被拒绝，迈特纳让他赶快完成学校布置的实验，没办法，王淦昌只好放弃了。两年后，一个英国人找到了中子，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所用的方法，正是王淦昌当年提出的那个设想。迈特纳知道此事后，亲自向王淦昌道歉，王淦昌只是笑着说道：“只怪自己不够坚持!

1934年，王淦昌拿到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他心里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我要回国!”德国的科学家同僚们都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你又何必回去呢?你的能力这么强，只有留在这里，才有你的发展空间，才有你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可王淦昌却毅然的拒绝道：“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是有国界的，身为中国人，我的祖国正在蒙冤受难，我要回去为她服务!”王先生从踏出国门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使命，从来没有想过不回国——纵使他国给的诱惑是那么的大，他也不为所动，先生这是一种多么崇高伟大的爱国之情啊!

回国意念已决，他拜别恩师和同学后，便马上远渡重洋、不远万里的回到了祖国——一个他日夜思念、魂牵梦萦的母亲怀抱!在德国四年，临走时，王淦昌什么都不要，除了一些有用的笔记和学习资料外，另外还悄悄带走了一样东西——镭，全亚洲唯一的一块镭。

为国建言树丰碑

1960年，王淦昌奉命回国，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里，钱三强正在等着他，见到王淦昌后，刘杰开始传达周总理的口信：

“王教授……我们想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

“现在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制造出原子弹来，因此我们要为祖国争一口气……”

“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一旦投身其中，恐怕就要从此告别基本粒子的研究工作，您的意见如何?”

刘部长问完后，便和钱三强一起紧张地看着王淦昌，听完刘杰一连串的问话，王淦昌只是沉默了一会，随即便仰起头、异常坚定的朗声道：

“我愿以身许国!”就是这六个字，说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在许多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这个巨大诱惑面前——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里工作，王淦昌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大门的，然而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为了给中国人争这一口气，王淦昌说放下就放下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奉献精神，也是一种气度，更是一种风骨，一种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高亮风骨!

从那一天起，世界物理学界大名鼎鼎的王淦昌教授便突然消失了，他改名为王京，离开了家乡和亲人，奔赴到祖国需要他的地方去工作了，并从此隐姓埋名了17年。

早期的爆轰试验是在长城脚下进行的，一年之内要在野外进行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他和其他科技专家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弥漫的风沙做着各种各样的爆轰物理试验，他们爬过长城脚下崎岖的山路，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

一年后，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又带着一批无名英雄来到海报3000多米、人迹罕至的青海高原，进行着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能联系到他的只有一个神秘的信箱代号，每当他的子女们问起：“爸爸在哪儿?”妻子总是这样回答：“爸爸在信箱里，在那个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快了都要喘气的地方!”

“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恩师叶老师的话，他一直都没有忘记，王淦昌希望属于中国的核武器，能快一点再快一点的研制出来，他到广州开会时，陈毅还握着他的手急切的问道：“老王，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响?”王淦昌信心满满地答道：“再过一年!”陈毅高兴地说道：“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一朵美丽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这是一朵惊艳了整个世界的蘑菇云——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1967年6月17日，又传来一声惊动世界的巨响——我们的第一颗氢弹也成功爆炸。

从此，中国的腰杆才真正挺了起来，它们就是中国的巨大屏障和依仗，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外国人来犯了，我们终于可以放心大力去发展经济了。

1978年7月，王淦昌告别了17年隐姓埋名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并担任所长。有一年除夕夜，王淦昌和他的学生邓稼先在帐篷里饮酒，邓稼先说道：“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话音刚落，两人便抱头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