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莱茵甘斯的实验基于这么一个想法：一旦你排除浪费时间的干扰事物，并限制有关工作的低效交谈，五小时应该足以完成大部分能真正带来显著变化的核心活动。

这几日，新当选不久的世界最年轻政府首脑、芬兰34岁女总理马林，让世人记住了她。据外媒报道，她近日提出了全新的工作制度，包括每周工作4天及每天工作6小时。一周只上24小时班，真会有这样的好事吗？

然而没两天，芬兰政府就做出了澄清，指出，马林只是去年8月还在担任芬兰交通部长时，在小组讨论上简单提过这一想法。自从去年12月她出任总理后就没有这方面考虑，每周4天工作制目前不在芬兰政府的议程上。

有网友调侃，打工时候都想着一周上4天，当了总理了还是觉得996靠谱。

“上四休三”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趋势呢？哪怕只是在发达国家？

嘴上“羡慕嫉妒恨”，但大多数中国人恐怕并不认为“四天工作制”有什么可行性

“上四休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打工族”这么一个社会主力群体，与上班休假相关的制度变动，总是容易牵引神经。

大部分人对“上四休三”可以说是有两种情绪，如果是国外哪哪有相关实验或新闻，那人们就会羡慕嫉妒恨。

而如果是国内某某学者提出要尝试“上四休三”，则基本是一片嘲讽：“996下说什么上四休三？”；“年休假都放不了，说什么上四休三？”；”知道基层劳动者是怎么上班的吗？说什么上四休三”。

很多人还会觉得，“每周休两天半”、“上四休三”等建议，往往都是体制内人群尝鲜，对于多数劳动者并不公平。

而情绪之外的理智思考，很多人也不会觉得“上四休三”有什么可行度——尽管AI、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的说法已经被提了无数次，但至少目前这个时点还并未真的大规模发生，而眼见的事实是，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正在不断加深，劳动人口在不断减少。到底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上四休三”呢？甚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都显示，如今的中国人比十年前，工作时长增加了22%。这时候实行“上四休三”可以说毫无土壤。

而对国外实行类似制度的理性评价，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因为过少的工作时间往往都被指为“养懒汉”，北欧等国家倒还好，那些曾深陷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都经常因为其社会制度“养懒汉”而在中文互联网上备受讥讽。

“上四休三”的确存在不容易克服的问题，但一些外国企业家依然愿意去尝试

对“上四休三”的怀疑，并不仅仅限于国内，发达国家的人也不见得对此都特别感冒。比如国人最为熟悉的高度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就较少传来类似呼声。

但与国内对减少工作时长的可行性普遍持怀疑态度不同的是。即使在美国、日本这样相对务实的国度，四日工作制、6小时工作制这样的尝试却从未停歇。许多企业家都相信，可以通过好的制度设计，让减少工作时长变得真正可行。

然而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顾问怀廷，去年在社交网站领英披露了英国大型生物制药研究基金会——惠康基金会在尝试四天工作制时遇到的困难。比如该机构发现，有些员工管理研究补助金，有些经营捐赠基金，有些则负责向公众开放一座博物馆，这些不同的岗位并非都可以一周工作4天，从一周5天向4天的转变会加剧不公平。还有，该机构认为，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引入4天工作制都是一件会让人更加分心的事情。对于一个拨出研究经费在全世界帮助挽救生命的组织，乃至更多需要管理者和员工全心全意投入到项目中去的组织，这种做法是好是坏，的确是要谨慎评估的。

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减少工作时长可行性的基本逻辑能否成立。理想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减少工作时长——提升员工工作状态——提高单位时长产出效率——让总产出持平乃至有所提升。显然这个逻辑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比如改8小时工作制为6小时后，设身处地，你觉得你自己、你同事或你的下属，就一定会提高工作效率了吗？

企业家们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有些企业家依然愿意去尝试。

比如华尔街日报介绍了一位德国创业者拉塞·莱茵甘斯的做法：他在公司施行了五小时工作制。这位老板不仅减少员工在办公室的时间，他还减少员工花在工作上的总时间。他们早上8点到，下午1点离开，此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应该是不工作的。他的实验基于这么一个想法：一旦你排除浪费时间的干扰事物，并限制有关工作的低效交谈，五小时应该足以完成大部分能真正带来显著变化的核心活动。

于是，莱茵甘斯让员工把手机放在办公室的包里，并屏蔽公司网络上的社交媒体；严格的规定减少了花在会议上的时间（大多数会议限制在15分钟或更短时间内）；或许最重要的是，他的员工每天只查看两次工作邮件，“没有冗长的来回交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也没有在晚饭时或在场边看孩子打比赛时偷偷查看收件箱。”

未来的工作形态充满各种可能性，对此探索很有价值

莱茵甘斯的实验最终能验证他的想法吗？如果真的可行并得到普遍推广，那打工族将过上梦寐以求的每天下午1点起都是自由时间的理想生活，你可以美美睡上一个午觉，下午好好享受一杯咖啡，看一直想看却没时间看的小说或影视剧，然后晚上还可以享受一个非常充实的夜生活。

不过，很多人都会指出，问题就在于类似的实验未必有令人满意的效果，即便某些公司可以做到，也难以进行推广。甚至一些人骨子里就不相信这种可能性。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这点可能更甚。

然而，这可能恰恰是人们的盲点。

美国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指出，“我们很容易忘记，今天我们许多人工作的方式是新出现的。”他指出，如今多数白领从事的工作类型“知识工作”是仅仅60年前由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的，而这期间，白领们的工作方式就已经更新过好几代——从有着长时间午餐和来电会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台式电脑出现，到电子邮件等工具出现，再到21世纪初的智能手机革命，人们的工作方式经历了许多变革，那为什么不会有新的变革出现呢？纽波特相信，“我们仍然处于数字知识工作新阶段的早期”，未来的工作形态，包括工作场所、工作时长、沟通工具等等，都还充满了可能性。

所以，当微软公司这种科技界巨头都投入到四天工作制的探索时，是很令人欣喜的。微软日本表示，正式实施“上四休三”三个月后，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即月销售额除以雇员人数）与去年8月相比提高了39.9％。“此外，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结束的会议增加了46％，用电量和纸张打印量减少了。”“92.1%的员工对‘上四休三’表示满意。”

不管这是否最终结论，这都是很值得尝试的探索。

“打开眼界”，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 去探索更多可能性与积极因素

相比起外国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得不说的是，国人、包括国内企业家在这方面的尝试还比较欠缺。或许，国人确实更善于把已经有人趟出的路弄得更加完善，而在偏早期的原创性探索、尤其是涉及人类行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索上，是有所不足的。在减少工作时长的可行性探索方面，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做出一些独创性的贡献呢？

发散一下，也许，首要的一步，是将国人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近些年，许多人都对信息茧房效应（也称为回音壁效应、同温层效应）深感忧虑。这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会放大这种现象，人云亦云的跟风随处可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独创性的思考和看法并不容易冒头。

举一个笔者自身的例子，在2019年行将结束之际，笔者与身边的朋友、同事一样，都觉得各个层面的压力已经切切实实地挤压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恐一年前那句流传甚广的话——“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已经得到了验证。直到我看到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的文章《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我才意识到，不管是世界还是身边，积极因素依然还有很多，贫困、文盲、饥荒等困扰人类上千年的难题，正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大步向前解决。

即使我们的身边，也随处有这种积极的因素，有时只是被焦虑人群给刻意忽略了。比如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栏目追踪十年的“重庆棒棒十年扛出一套房”那则新闻，就展示了许多让人感动的积极因素。仔细琢磨的话，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还能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比如，微信群里大范围传播的“45度让路法”，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积极因素，这种大范围传播让真实的交通场景中出现“让出生命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所以，重要的是“打开眼界”，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 去探索更多可能性与积极因素。也许，中国人也能探索出让“上四休三”符合国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