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时间周二(6月11日)消息，前国家副主席、开国上将王震之子、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于2019年6月10日晚22时56分逝世，享年78岁。

2002年，《财经》杂志曾专访了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在这场长达140分钟的对话里，王军对有关业务数字随手拈来，谈起中信重组如数家珍......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公司之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在经历其23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重组。如果重组能按预期于9月间尘埃落定的话，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届时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中信集团”。“新的信笺、名片都已经印好了。”一位中信人士说。
很有可能与“中国中信集团”一起挂牌的，是“中信控股”。在中信内部，人们称之为“金融控股”。这一据说将整合中信旗下遍及证券、商业银行、保险、信托、租赁业的全部金融资产的平台，在过去半年多时间内曾吸引了无数眼光，现在终于将拉开帷幕。
——中信能否通过中信控股，成为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大局下实现混业经营的第一例？
——中信集团重组之后，将由大型企业工委主管转隶中央金融工委主管，是否意味着中信将一变20多年的综合性财团模式而转为专业型金融集团？
——中信泰富等中信体系重量级公司将在未来中信集团中处于何种位置？
在这些问题的答案揭开之前，8月15日下午，《财经》专访了中信的掌舵者、董事长王军。在中信总部所在地北京京城大厦八层客厅里，传说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王军，此次几乎是有问必答。
今年61岁的王军，语调不高但思路清晰，有关业务数字随手拈来，谈起中信重组如数家珍。采访进行了整整140分钟。
王军简历
1941年4月11日出生于湖南
1960年至1966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66年至1967年江南造船厂工程师
1967年至1977年武昌造船厂工程师
1977年至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
1979年至1986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1986年至1993年中信公司副总经理
1993年至1994年中信公司总经理
1994年至1995年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5年至今中信公司董事长

上篇：中信金融控股答疑

1．由来：从“中信金融控股”到“中信控股”
“批下来的，与原来上报的‘中信金融控股公司’差两个字，是‘中信控股公司’。为什么呢？它只是一个控股公司，本身不是从事具体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是负责管理。”
《财经》：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说是中国改革的“公司特区”，你们的命运从来都是业内关心的话题。近一段时期，外界有不少关于中信已经拿到了“金融控股”混业经营牌照的说法。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介绍一下？
王军：当初国家成立中信，是把它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成立之初，国家拨的资本金只有2.4亿人民币，以后是靠负债经营发展起来的。公司在国内主要是用发债筹集资金投资中小企业，在海外则根据国家需要进行一些投资，主要是从公司收购兼并做起。当初做金融并没有特长。我们在1987年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它是继交通银行之后国内的第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中信证券与合资保险公司。加上此前此后成立的一系列其他金融类公司，比如租赁、期货、信托、基金，我们就形成了门类最齐全的一个金融类公司的组合。
记得是1996年，我到日本参加亚行会议，正逢日本政府在金融改革中采取“金融大爆炸”的模式，全面放开了混业经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中信长期以来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后来却又搞了银行和其他业务，这在国家金融体系没有规范、有关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1994年金融改革以后，就遇到了体制性矛盾。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过一个纪要，要求我们考虑分业经营，解决以前遗留的历史问题。
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公司就决定派副董事长张肖到日本去考察，后来又到欧洲银行考察。
1997年，中信提出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与各监管机构和国家有关部门协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谅解。从1998年开始报批，2001年10月才由国务院正式批下来，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
批下来的，与原来上报的“中信金融控股公司”差两个字，是“中信控股公司”。为什么呢？它只是一个控股公司，本身不是从事具体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是负责管理。
大致过程就是这样，中信控股是中信公司在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时寻求到的解决办法。国务院去年批准中信控股公司以后，也批准了中信公司整体改制的方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名字不要了，改成中国中信集团。中信集团本部不再是一个金融机构了。集团下成立中信控股，集团（在国内）的所有金融性子公司由中信控股公司管理，在中信内部我们把它叫做“金融控股”。
《财经》：中信在申请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过程中经历是否很曲折？听说央行并不太赞成？
王军：央行基本上是赞成的。先是副行长肖钢和行长助理蒋超良，后来是戴相龙行长，听取过我们七八次汇报，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们。困难不在于央行。可能是因为这（金融控股公司）是不成熟的东西，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在审批过程中，我们需要向各个部门进行许多解释。政府各个部门都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第一位，特别强调在严格分业管理情况下组织控股公司，担心像当年的信托公司，我们成立之后，各地又成立一大堆，最后都倒了。
2．“金融控股”构想
“中信旗下分业经营的金融子公司各自接受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的相应监管。中信金融控股公司不是一级被监管的机构。在中信控股最早的章程草案里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并表监管的说法，后来被去掉了。现在章程上写的是分业监管”
《财经》：既然中信在内地的主要金融子公司，例如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都放在“金融控股”之下，控股公司本身有什么功能？现在筹备进展到哪一步？
王军：现在对中信金融控股的讨论很多，舆论也很关注。它在中国毕竟是新事物，中信本身也没有经验，只不过它是中信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
按照目前国家的法规，中信还是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国家也没有这方面的管理办法，央行在抓紧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条例，形成法律还有很长的路，我们根据自己的设想摸索着做，对发展还是充满信心。
现在主要考虑三件事。
一是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和信息中心，统一整个网络系统，建成中信金融网，实现各金融机构的资源共享。现在花最大的力量构建这部分基础设施。将来，每个金融子公司就不再设独立的电脑后台系统了。
二是建立风险控制系统。我们准备把下属金融子公司的主要稽核力量上调到金融控股公司。隶属各分行的稽核审计部门只稽核下级分支机构，难以制约分行行长的贷款行为，每个分行进行风险控制的标准也不同。将来金融控股公司人数最多的是稽核审计部，占到一半以上。整个稽核的流程也要调整，可以做到实时和事后监控。
第三是发展金融交叉产品。金融控股公司将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筹划此事。金融交叉产品能否在中信金融机构内部推广，很大问题在于内部协调，这些人将来就主司协调。搞交叉产品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提高销售额，降低成本。在这方面，现在国家各监管机构都走得比较快，规定大大放宽了。我们的机会是很多的。
比如，目前股市交易量下降，证券营业部盈利有限。可不可以考虑把中信实业银行的300个网点都放上证券终端进行交易呢？如果这样，就等于以极低的成本搞了300个营业部。再比如，我们在广州和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合资成立的信诚保险，这几年发展很令人满意，将来也可以通过银行和证券的网点销售保险。这样面更大，效率也更高一些。
中信的特点是，旗下金融子公司中除了中信证券在证券公司中资本金属第二位，其他在各自行业中实力都比较弱，形成不了规模，但中信的金融子公司门类特别齐全，结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可以发挥更大的优势。当然，这些都是构想。能不能成功，还要看。
《财经》：与平安保险、中国银行已经在进行的混业经营相比，中信“金融控股”有那些特点？
王军：中信的优势就是直接控制着旗下的金融机构，作为大股东有绝对的发言权。各个金融机构之间不只是松散联合。别的银行、证券公司如果要代卖基金，各机构的合作还需要磨合期，就像结婚需要先谈恋爱一样。而中信方面，过去中信证券做上市承销时，就靠中信实业银行支持，帮忙安排过桥贷款。相互很熟，早有合作基础。其他机构做起来不像中信这样有主动权。我们的各个金融机构互补性也很强。
《财经》：在交叉产品方面，政策上是否允许你们做更多的尝试呢？
王军：现在的市场中很难获得特殊政策。关键是在现在的政策范围中，能把我们的事情先做好。
《财经》：可否具体介绍一下中信控股成立的具体进度和已经确定的一些安排？比如班子、机构、风险管理和监管等等。
王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已经核准了中信控股公司的注册，注册资金是5000万元。我任董事长，常振明回来担任总经理。他现在担任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他是我们公司比较优秀的人才，当总公司副总经理时只有38岁。
中信控股现在是万事俱备，我们就是在等中信集团的手续办完。现在大多数手续都齐备了，主要是集团的章程还要国家经贸委几个局、央行几个司等部门提意见，不过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希望在9月份中信集团和中信控两家公司股能够一起挂牌。
中信控股要搭起100多人的架构，其中一半以上在稽核审计部门。金融控股公司的稽核部是对各金融子公司如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进行稽核，而中信实业银行及中信证券等金融子公司的稽核部门将只负责各自内部对下稽核审计。
另外按我们的设想，既要注意结果审计，也要注重对过程审计，逐步发展到对业务风险的控制。
至于监管，是中信旗下各分业经营的金融子公司各自接受现有的金融各监管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的相应监管。中信金融控股公司不是一级被监管的机构，它不做业务，下面各个业务系统是独立的。每个行业也都有自己比较独立的风险防范机制。在中信控股最早的章程草案里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并表监管的说法，后来被去掉了。现在章程上写的是分业监管。
《财经》：你曾经表示要成立中信资产管理公司，而且不只是针对中信实业银行，而是针对整个集团的。这部分目前进展如何？
王军：资产管理公司两到三个月前注册完毕。没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那种金融牌照，只是负责委托管理中信其他公司的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的产权也不在中信内部划转，只是专门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运用不同方式进行协商、讨债。不良资产所有权转移，对双方都不好，既然现在还没有按照五级分类来拨备，不良资产如果转移的话，只能100％地转移，对集团比较吃亏。本来集团现在的负担就很重，也负担不起，只能靠加强清收来保值。
3．股权多元化自下而上
“我们把金融控股公司看做管理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要看人民银行管理条例出来以后政策放宽的程度。如果条件允许，下面几家公司上市以后都不错，可以将股权转给金融控股公司，让它上市。当然目前还不能这么做”
《财经》：中信从1996年开始构思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也同步在国外进行很多考察，现在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在整个公司架构上有哪些新的做法？受国外哪种模式的影响比较大？
王军：我们最早接触的是欧洲模式，他们是搞全能银行，全部是混业经营，不是按照金融业务的性质来划分，而是按照服务对象比如公司、个人来划分，而中国必须按现有的法律实行分业经营。最近，我们请央行帮助联系，准备考察国外十几家混业金融机构，看看各种类型的管理体制，再做进一步的架构改进和调整。
《财经》：中信毕竟传统上是国有体制，一股独大，对于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中信控股本身是个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尝试股权多元化呢？
王军：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中信金融控股是管理性质的公司，不是利润中心，但下面的金融实体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中信证券从1998年进行股份制改造，目前中信所占比例不到50％。中信实业银行也在安排进行股份制改造。中信虽然叫信托公司，过去没有认真开展过信托业务。现在正对信托公司进行业务规划，等到有一定的盈利基础和市场份额，再考虑股份化比较好。
《财经》：中信证券和中信实业银行的上市进程如何？准备在哪个市场上市？
王军：现在，中信实业银行和中信证券都打算在境内上市。我们曾想过中信实业银行在海外上市，但现在感觉境内的机会更好一些，而且要求也比香港偏松。
境内对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为8％，而香港要求为12％，相差四个百分点。对于近3000亿元资产的中信实业银行来说，多四个百分点就要求投入100多亿元的资本。香港银行业1997年以前不良资产率平均为2％，现在平均为5％，好的银行可以达到2％～3％，8％～10％的不良率就很高了，可中信实业银行按五级分类制的不良率为14％，相比之下高了一些。另外，虽然中信实业银行按照贷款五级分类来确定不良资产，但还没有按照国际准则计提准备金。这些都加大了我们境外上市的难度。
《财经》：你期望的上市时间表是什么？
王军：年内中信证券就很有希望上市。中信实业银行上市前要先私募一次。银行上市快慢要看两个因素，一是盈利情况，包括不良资产的处置；第二，根据证监会要求，股份制改造完成后要经过两年才能上市。如果证监会能够豁免，则中信实业银行的上市能够加速。此外，内部贷款也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许多国家规定主要股东贷款不能超过资本金的10％。目前中信实业银行的内部贷款为80亿元，将近1∶1。当然，其中有一半是以美元为抵押的人民币贷款。除去抵押部分，有30多亿元，这些年来一直在压缩这部分贷款。上市前要解决这个问题，上市后规定会更严格。
《财经》：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让中信控股本身上市？
王军：我们把金融控股公司看作管理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要看人民银行管理条例出来以后政策放宽的程度。如果条件允许，下面几家公司上市以后都不错，可以将股权转给金融控股公司，让它上市。当然目前不允许这么做，现在只是做管理工作。金融控股公司本身不持有金融子公司的股权，而是由中信集团全权委托其管理。
4．香港金融控股的战略地位
“香港金融业务部分重组后，设在香港的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是嘉华银行100％的股东，同时还持有其他金融公司的股份。我们持有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56％的股份”
《财经》：中信已经披露将在香港成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这个香港的金融控股公司和北京的中信控股公司是什么关系？
王军：香港金融控股和北京的中信控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主要的领导是一样的。因为内地与香港两地的监管环境不同，所以把中信两地的金融资产并作一处的话，可能很难适应两边的监管。
成立香港金融控股的想法，我们1997年就有了，并报国务院得到原则同意。后来香港嘉华银行管理层出了问题，拖下来错失了时机。香港金融业务部分重组后，设在香港的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是嘉华银行100％的股东，同时还持有其他金融公司的股份。我们持有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56％的股份。
当时的想法是先在香港成立金融控股，然后在政策允许时收购国内的金融资产。去年嘉华银行收购华人银行也是按照以前的设想走的。我们原来是希望国内金融机构条件具备后放到香港去上市。
《财经》：为什么不能考虑干脆将中信实业银行与在香港的中信嘉华银行合并？
王军：主要是监管问题，而且中信实业银行的资产质量达不到在香港上市的要求，可能性不太大。我们以前有这样的打算，现在看来不现实。目前嘉华银行的资产质量已经有所改善，1997年底时不良资产达到36％～37％，目前为5.4％，用不同方式讨债，达到香港银行业的平均水平。去年8亿多港元盈利中有4亿多拨备。

下篇：中信重组战略

1．非金融的为与不为
“对整个公司来说，非金融业务不能轻易放掉。我们的想法是按照行业进行重组”
《财经》：虽然你们以金融资产为主，但事实上中信有两大部分资产，一块是金融，另一块是产业投资。中信改组为集团公司并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后，未来对非金融业务怎么考虑？是剥离出去，集中于金融主业呢？还是继续保持综合性财团的格局？
王军：对整个公司来说，非金融业务不能轻易放掉。我们的想法是按照行业进行重组。有所为，有所不为。留下的，必须是有盈利、有市场规模的企业，不适合中信公司经营的业务坚决放弃。处理存量资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非金融部分的重组比金融控股公司要慢。现在正在重组的是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承包、国内工程承包、设计院、监理等业务资源整合在一起，重组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效果已经很显著了。此外，我们的贸易公司也在重组中。
《财经》：中信准备放弃的是什么业务呢？重组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资产出售和剥离的。
王军：中信过去投资的近百家中小企业只剩下十多家，其他都放弃了。这些年我们没有让这些公司破产，而是内部关闭，因为破产会带来很多问题，逃废银行债务不值得，公司资产中最重要的是信誉，我们把维护无形资产放在第一位。
不过你必须理解，中信无法简单放弃非金融业务。因为虽然中信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90％以上，但从净资产分配看，非金融资产占了2/3，很多非金融资产在国内同行业中有一定地位。比如电力，我们的总发电量已经达到450万千瓦，这两年盈利不错（电力业务已经全面划给中信泰富）。此外，基础设施行业也做得很好，上海的三桥两隧道是中信泰富的，香港的三条隧道中，两条隧道的最大股东都是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在国泰航空有25％的股份。这些都是相当大的投资，也为中信带来盈利，要继续支持，但支持的力度不会像过去，不会大量增加投资。
《财经》：在电信领域内的投资有何考虑？
王军：20世纪90年代初，荣毅仁董事长在位的时候，航天工业部来谈合作，后来通过长城火箭发射，在香港成立卫星公司，经营得不错，已经上市了。然后，我们在有线电视领域进行投资，在12个城市拥有有线电视台，用户总数近千万。中信泰富买下了3.2万公里的光纤网络，但遇到政策性问题，由于外资不能进入骨干网投资，所以我们从中信泰富手中收回来了，与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中广卫）合作发展通信业务。这样，中信在电信行业的投资有主干网、也有部分城域网，加上卫星，长城宽带还有宽带接入网，将卫星与地面资源整合，有一定综合优势。当然现在全球电信行业不景气，泡沫破灭，但我们预期将来信息行业会增长，因而对前景还比较乐观。
《财经》：中信能拿到电信牌照吗？
王军：这个问题也炒得很热。中信从中信泰富手上买下光纤网以后，主动反映了有关问题，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和军队还作了联合调查。最后我们在主管部门的建议下，选定与中广卫合作，但现在还是在产权层面。今年3月开始谈判，上月底才批准了，要买下东方卫星通信公司50％的股份。信息产业部已经表示，合作之后，可以将大部分运营牌照特别是增值服务牌照给合作公司。这样可以与卫星合作，把中信手中的地面电信资源整合进来。
《财经》：照你这样描述，中信集团重组后还是个综合性财团，这与同样是综合性财团的中信泰富是什么关系？你们的内部行业重组将他们放在怎样的位置？
王军：中信泰富毕竟是我们资产中重要的一块。我们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但支持的程度与中信泰富希望的还是会有差别。比如将来要成立电信集团，中信泰富希望有电信股份，中信集团会等到业务发展之后去帮助中信泰富持有股份，但现在不能承诺一定会给中信泰富。每个国家都对外资进入电信行业有严格的审查程序，所以我们只能争取，不能承诺。
《财经》：你心目中未来的中信集团是什么样子？是相当于和黄这样的综合性财团，还是花旗集团这样的专业金融集团？
王军：公司的资产不断在变化，目前还想维持格局，当然有些资产要卖掉，但要选有利的时候。1996年底，我们把中信泰富18％股份出售给当时的管理层，引起很大的争论。其实卖了股份，我们拿了108亿港元回来。从1997年7月以后，到现在没有在国际市场融资，当时外债余额26多亿美元，这些年没有发生支付危机，这笔钱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中信嘉华银行、中信泰富资金上的支持，这笔交易起了很大作用。
公司必须根据经济和市场发展及时调整，对今后的发展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
2．从发债到还债
“15亿美元（外汇债务余额）中有10亿美元是日元贷款。有相当于3亿美元的日元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给我们的。日元只要不跌破1∶112，我们就不担心”
《财经》：中信最早从负债经营起步，什么时候实现转折，资产成为正数？这些年哪一段日子最难过？
王军：1989年之后，外国银行的制裁很快就过去了，但亚洲金融风暴实实在在提醒了我们。以前公司也意识到财务结构不很合理，抗拒风险的能力比较弱。1993年以后基本上停止了零星的投资，下决心控制资本支出。现在的债务结构，从1997年底26亿美元外汇债务余额降到了现在的15亿美元。截至2001年底，公司的总资产4326亿，净资产423亿，因为有那么多金融机构，应当说资产质量的好转已经比较明显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是我们日子最难过的时候。1997年以前我们公司70％～80％的收益来自海外。1998年合并报表中，国外的收益就反过来，只占了30％。一是中信嘉华管理层出了问题，董事长被收审了。嘉华银行200多亿港元存款，不良贷款就达70亿港元，不良贷款比例超过30％。尽管别人认为我们是要倒闭的银行，但由于发现比较早，经过这几年努力，总算转过来了。现在嘉华银行的利润表现很好，逆市上扬，超过10％。
另外，在1997年以后，木材价格下降了一半，我们在海外的主要投资林业也非常吃紧。
《财经》：你总谈负债经营，这些年公司的财务战略是怎么把握的？
王军：一方面是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就是作一些债务结构的调整。现在发外债成本很高，不合算，国务院也不同意。目前国内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为什么还要到国际上发那么高成本的外债？中信近年来用内债来换掉外债，1997年以后再没有发外债，通过债务置换来降低成本。比如去年发行的35亿元人民币债券，用于从国内购买外汇后偿还外债。今年还准备发债，已经得到批准了。
1999年以前，我们用借新还旧的办法，前后发了70多亿美元外汇债务。1999年以前没有用人民币买一分钱外汇还债。1999年以后就不行了。现在的外汇债务近15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是外债，5亿美元为向国内机构的外币借款，不算做外债。外债明年是还债高峰，本金4.7亿美元，加利息总计5.4亿美元。明年过去后就会很好过。还掉以后，外债就只剩下5亿美元。国内金融机构外币借款4亿多美元，债权银行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
《财经》：在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几乎发生支付危机的情况？
王军：没有出现偿债危机。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集团一直把外债的还本付息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提前一年就把相关还债资金准备好。这部分资金不能动用。只能委托做一些资金管理。另外在每次发债后，都会做一些掉期，锁定成本。每年在前一年年底控制住外汇成本。目前债务中日元债务占多数，15亿美元中有10亿美元是日元贷款。有相当于3亿美元的日元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给我们的。日元只要不跌破1∶112，我们就不担心。
3．激励机制：昨天和明天
“我本人的收入是公司定的，基本工资月薪1万元，全年12万元。奖金部分在10万元到18万元之间——总部将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比例很低——24万元多一些，是总部最高的”
《财经》：将来中信集团会一直保持一股独大吗？有没有可能出现更加多元化的持股结构？
王军：这是大多数人都在走的路，我们必然也会走的。我们是从下面做起，从下往上。中信集团在可以预计的很长时间内不可能变为股份公司。以前公司的发展，都是由集团借债去发展。债务的责任都在集团。破产、亏损都由集团承担。集团自身还是亏损的，合并报表后才变成盈利。
《财经》：你本人在任内有什么规划，还是走一步看一步？
王军：我已经是超期服役，已经超过国家要求的退休年龄。上面说可以多做两年，我希望在此期间，能在中信集团的改制和金融控股、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财务状况方面多做些事情。在这里，改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改为控股公司，中信的管理体制要发生深刻的变化。现在我们的管理还比较粗放，导致一些突发事件出现，阻碍了我们的发展。目前信息化改造也是传统企业面临的迫切问题。
《财经》：可以问问你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吗？这关系到你说的集团改制的目标。
王军：集团的员工待遇与并表利润挂钩。现在我们有很大的问题，总部需要优秀人才，但由于总部的薪酬大大低于盈利的业务子公司，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困难。海外公司要逐渐实现由本地员工管理，因为从内地派去的员工难以达成沟通和交流。
子公司的待遇由薪酬委员会确定。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总经理的工资是我的三至四倍。金融控股公司成立之后，收入比集团高点，但不会比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高。可能是国有企业的框框比较大，吸引优秀人才有困难。比如以前IT人才招一个就来数十个。但是现在十来万元年薪很难吸引专业人才。
我本人的收入是公司定的，基本工资月薪1万元，全年12万元。奖金部分在10万元到18万元之间——总部将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比例很低——去年24万元多一些，是总部最高的。
我们对特殊人才也有特殊政策。
我们希望金融控股公司人员的待遇与竞争对手看齐。四大国有银行比我们低得多，据我了解，我们的待遇和其他股份制银行相比差不多。在香港确定薪酬比较简单。价格是雇用时双方谈判确定的，如果做得特别好，可以多发两个月工资，再好就给期权。国内工资搞得太复杂。
《财经》：金融机构总是强调人力资本价值，激励机制的力度特别大，在激励机制上一般比较灵活。中信主要的资产是金融，管理部门也从大型企业工委划到金融工委，基本就是一家金融机构，你们在内部激励机制上能有什么大的动作？
王军：国外的激励机制中，最主要的是给高级管理层的认股权，每年把10％的股权给高管。我们现在薪酬方面是与效益挂钩，增加浮动的比例，基础是以2000年为标准。中信证券的业绩2001年比2000年下降，高管和员工待遇都下降，所有人员都有紧迫感。至于期权，我们也有打算，但不可能像国外，几千亿市值的公司批出10％期权给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