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是等级服从，下级服从上级，从来如此。但下级服从上级，不见得非得谄媚上级。除非下级的命运由上级来决定。清代的多数时候，地方官由吏部直接派遣，升迁也由吏部考核，上司只有弹劾之权。对地方官命运的影响力不够大。省一级，总督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之间，虽然官阶高下不同，但却非上下级关系。严格地说，排在后面的官，也可以弹劾前面的官，虽然说这种情况不多见，但督抚绝不大可能摆太大的威风。

太平天国以后，平叛有功的领兵官纷纷化为督抚，过于强势，布政使和按察使就只好听喝。如果他们曾经受过督抚的保举，那么恭顺程度就要翻倍。吏部当然还是可以派知县来，但能不能补上缺儿，却得看督抚的意思。这样一来，下级的命运要看上级的意思，下级就逐渐变成了恭顺的小媳妇。原来只有科举考试时的阅卷官和主考副主考，才是士子的老师。阅卷者为房师，主考副主考为座师。省试（举人）如此，会试（进士）如是。这样的习气已经不怎么样了，因为真正给士子授业的，其实不是这些人，他们仅仅是录取工作的经手人。只因为这么一经手，看上这份或者那份卷子，这个人的命运从此改变，所以就变成了士子法定的老师。而在那个时代门生和老师的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走到天边，门生都不能背叛的。门生多了，老师自然错不了。不过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机会主持或者参与科举考试，是没有机会做这种意义的老师的。除非你学问特大，有人自愿列入门墙。在清代，做老师的机会，只有做了翰林才会有，这也是为何翰林这样的冷清官，却大家挤着要做的原因。

但是，到了晚清，这个局面变了。在地方，凡是下级获得上级保举的，一律拜上司为师。连一向看重风骨的京官，也不能免俗。凡是被上级看上，获得京察上等之人，也要拜所属部的堂官为师。最早外派做公使，大家都视为畏途，后来发现出去以后没什么事，而且待遇优厚，所以外务部成立之后，凡是获得外派机会的人，都拜外务部堂官（尚书和侍郎）为师。反正官只要做大了，又有实权，就不愁没有门生。看好些晚清高官的自述笔记，没做过翰林，都张口闭口门生如何如何。

原本官场礼节，下属拜上司，作揖即可。后来有人引进兵营里的打千，即单腿下跪。如果行此大礼，按道理上司也得回礼，可下属打千打得神速，不及上司反应，已经礼毕复原，上司也就免了。时间一久，就只见下属打千，不见上司还礼了。整个衙门，所有属官，只要上司在，就得站班请安，地方如此，京官也如此。礼节进化，礼节背后的动作，也得跟上。嘴上的谄媚，手上的礼金和礼物，跟着就来了。官场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一级一级向上逢迎谄媚的所在，谁要是不这样，在里面就混不好。

这样的场景，晚清几十年，人人见怪不怪。到了新政时期，被报人捅了出来，官员多少感觉到了不好意思。但是，官员命运被上级决定的格局没有变，所以，尽管不好意思，谄媚却依旧。只是，偶尔有不肯谄媚的狂狷分子，顶撞或者揶揄一下上司，虽不会因此而贾祸上身，但提拔也就没戏了。

官场也是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晚清时节，士子尚有风骨的讲究，进了官场，不对上司这厢有礼，都行不大通，何况今天。只要体制上，无论有多大才干，如果上司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那么，不恭恭敬敬，势所难能。不过，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只要谄媚惯了，品性也就坏了。谄媚没有真话，假话说多了，办假事，缺德事，也无妨了。就算是弟子门生，只要时机到了，背叛老师也无所谓了。道理很简单，谄媚的下级，就成了奴才，让奴才讲道德，怎么可能？

人独立，有尊严，才能讲道德，官场也好，社会也罢，有道德的人，人人尊敬，在关键时刻，可靠，踏实。但在结构上，人们往往喜欢建构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官做大了，没人依附，就浑身难受。因为依附，就必然伴随着谄媚，被人奉承着，浑身同泰。在上者，也只有到了关键时刻，要命的时候，才呼唤道德，所以，谄媚就成了官场的风，天天刮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