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指定奥运期间的游行示威区域，规定想要游行示威表达意见的人，可以申请在几个特定地点游行示威。这些区域中，像日坛公园和紫竹院公园，都处于市区中心地带，有关部门表示，只要通过合法手续得到批准的游行集会示威活动，都可以在这些地点进行。不像游行集会示威法刚通过那阵，偶然有个游行，还被安排到大老远的郊区去。
　　在我的记忆里，一些地方政府对集会游行一向很有戒心，虽然口头上也说允许，但骨子里却总是不情愿，能遏制则遏制，实在遏制不住，就尽可能地缩小其活动的影响力，把游行放到远郊去，就是消除影响的一种高招。在很多领导人眼里，我们的社会，不能有一丁点杂音，甚至不能有一点跟主旋律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如果有人表达对政府或者某个官员的不满，表达自己对某些事件的独特看法，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这些领导对秩序的感觉特别强烈，强烈到了要所有人，整个社会完全协调一致，整齐步调的地步。若有不同意见，也只能通过所谓的正常渠道来表达，即通过组织结构，层层向上反映，能内部消化，尽量内部消化，消化不了，也要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解决。
　　这种高度协调一致的秩序，在社会的单位体制依旧完整，社会的全能主义控制尚且有效的情况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把人控制在一个个小格子里的管理模式，基本上已经瓦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人们的诉求也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从前没有的社会问题都冒了出来，国家法制化进程与现代化发展不同步，政府机关职能和作风的滞后，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原有的意见表达和解决问题的体制渠道，越来越表现出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窘态。再想维持过去那种协调一致，就算在一个阶段内能办到，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也将会越来越大，直至难以应付。从到处堵窟窿，直到堵不住为止。事实上，作为民主进程的一个方面，允许人们有合法的渠道和地点示威游行，发出自己的呼声乃至抗议，已经是政府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在任何社会，政府做得再好，百姓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怨气。民怨必须有个合法的发泄渠道，否则就会在地下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再爆发出来，所造成的破坏，是所有人都不乐意见到的。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几乎每个事件，都照例有防堵压服的过程。自西周以来，古人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说法，更何况，现在已经是21世纪，民主已经是世界的潮流，一味地防堵，不仅无效，而且后果严重。
　　人有嘴，除了吃饭，就是要说话的，众口难调，不止是讲烹调，而且也是说治国，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者，即使做得再好，也一样有人说不好，因为不合他的口味。人有话要讲，就得让他讲出来，靠高压，靠防堵，可以得逞于一时，时间一长，就有大麻烦。毛泽东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话很对，人是有理性的，只要允许人们自由讨论，那些不合情理的意见，不会有很多人去迎合。换言之，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要有杂音，没有任何杂音的地方，只有坟场。
　　但愿，北京这样的安排，在奥运开完之后，还能继续下去，成为一种常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