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由既是制度，也是生活，既是理想，也是现实可行的，它并不虚无缥缈，而是科学的、简单的，有利于人民的程序化的政治。它以市场经济、民有财产制度为基础；它唤醒人的个性与良知，唤醒说真话的意识，唤醒真实的人性；它要求成熟的公民意识，健康的公民社会，每个人负担起公民的责任；它将政治作为保护人的途径，作为人们求得美好生活的途径；它要求不再用真理解释罪恶，不再以仁义道德、忠孝礼义作为政治的出发点。

二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们有一种恐惧----怕被拒绝怕被社会排斥的心理，所以人们只好与世浮沉，道德沦丧，口是心非，逐渐地习惯于谎言中的生活。可见，极权主义社会是个荒谬的世界。

在极权社会，好人的定义是认认真真生活在谎言和虚伪里；坏人的定义是异想天开堂堂正正地按理性常识做事；真理的定义是权力的奴仆加无所顾忌的谎言，错误的定义是不为权力服务的理性加真话。

三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旧）中国是草莽英雄的天下，士只能成为幕僚、军师，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独立、无个性、依附性、软弱性的弱点。

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先导作用，没有知识阶层对时政的批评、对改革的摇旗呐喊、对理性常识（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现代文明）的宣传，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市场经济、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乡村民主、企业民主、司法改革、与国际接轨等等，都是先经学者的无数次呼吁论证，后被政府采纳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的。

四

现代制度与旧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

现代政治必须尊重人性，而旧中国的政治是非人性的；现代政治是现实主义政治，承认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欲望，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乌托邦政治，抑制人性，献身天堂，结果天堂的理想成了通向地狱的桥梁；现代政治是公仆政治，人民是纳税人，官员是公仆，是被人民养活者，理所当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明君政治，明君恩赐臣民，臣民必须忠于明君；现代政治是法治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人格政治；现代政治是程序政治，按照"游戏规则"玩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无程序政治，不讲规则，唯以实力、阴谋、斗争取胜。

五

中国是平庸之国，尚中庸，否定个性；能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无才无德之人往往平步青云，而有棱有角、个性突出、不安本分、积极进取、有创新能力、尽管德才兼备但被评论为"易出乱子"的人往往命运多舛，此即中国特有的用人择劣制度。

（旧）中国的行政还是"屁股指挥脑袋"的行政，官员们为保住官位而曲意事奉，为坐成椅子上的"佛"而情愿成为世间的"鬼"，鬼话鬼事皆做。对于一些刚刚踏上社会的青年，前辈们总是谆谆教导他如何"适应社会"，磨却锐气，抛掉赤子之心，尽快变得"成熟"起来。这样，一个平庸的社会进化了几千年仍然没有多少进步。

（旧）中国还是愚昧之国，人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无知，所以安分守己，听任权力的摆布；因为无知，不知道苦难的真相，所以重复灾难；因为无知，把地狱当作天堂，所以要去解放全人类。可见，无知是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中国人相信人性善，所以恶肆虐；相信圣人，所以小人得志；相信明君，所以愚氓遍地。

中国人天天生活在愚人节里。捷报频传，莺歌燕舞，报喜不报忧，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秦二世胡亥接到陈胜吴广等起兵的消息，宁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不承认有"反叛"的事实，并将言及反叛的官吏一律下狱治罪，这样，就没人再提及"造反"之事了。胡亥则掩耳盗铃，深居简出，直到葬身起义军的洪流之中。

据说花剌子模的皇帝也与胡亥类似，只愿听信使报喜讯，不愿听凶事，凡报喜讯的一律有赏或提升，凡报凶事的一律受罚甚至丢脑袋。这样，皇帝只能听到喜讯了，他以为这一下子国家真的太平了。真是愚蠢之极。

秦二世与花剌子模皇帝的教训，一些人至今没有吸取。

六

为了纠正不合理的制度，有时需要采取不合理的行为。

要让古代残忍的专制统治者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无疑是与虎谋皮。于是，人民不得不以暴抗暴，挺而走险，建立一个暂时性的仁政政府，尽管这种仁政是因人而废、持续不长的，终究会转变成为暴政，但人民也无可奈何。

有人说，中国有顺民，有暴民，但没有公民。的确，不合理的制度要求有顺民，服服贴贴，逆来顺受，同时又造就了暴民，打打杀杀，啸聚山头。尽管后者也有其正义性，但毕竟不具有现代公民的内涵。

公民是享有人权的主体，是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新人，是有权利有责任的个体，是社会的主人、纳税人，是政府、政治的目的和基础之所在，是民主法治的归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