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红楼梦》夺目的光芒使人难洞悉它独有的色调，也许是对其革命叛逆内涵的过分关注约束了人们的视野，对这部伟大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的探讨至今还是很不够的；本章试图就《红楼梦》的思想、精神的某些重要特征加以研究。

热烈的赞歌•悲痛的怨曲

《红楼梦》的主旋律是贾宝玉对一群美好少女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赞美，是对她们不幸殒灭的沉痛控诉。开篇第一页作者就指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红楼梦》一书中，从头到尾充满对少女们称赞之词。“这正是地杰人灵，老天生人，绝不虚赋性情的…”（４８回宝玉赞香菱语）“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４９回宝玉赞宝琴语）中国也好，世界各国也好，赞美少女的出色文学著作很多；但以男性的“污浊”来衬托女性的纯洁达到如此艺术成就的，曹雪芹实是天下第一人。在一个重男轻女根深蒂固的社会氛围中，不但追求男女平等，而且这种追求竟然成为对少女的热情歌颂和对男性的故意贬低：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这“女儿”两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奇珍、奇花异草更珍贵呢！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要紧！但凡要说的时节，必用净水香茶漱了口方可……　

只见房中走出几个仙子，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清净女儿之境？”宝玉听如此说，便吓得欲退不能，果觉自形污秽不堪……

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浊沫渣滓而已……

曹雪芹把理学家的“禀气”学说借来，却推翻了他们所说灵秀之气禀于圣者、贤者之论，而把灵秀之气都放到女子身上，这是大胆的、天才的创造。曹雪芹对少女的赞颂与古代社会的母性崇拜风马牛不相及，与中外许多作家对妇女的热情歌颂也有很大区别。《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奇特的作品：它作出了人类可能作出的对少女的最高赞美，它是一曲最优美的女儿颂。　　

作者最突出的成就是创造了一群性格各不相同、纯洁可爱的少女形象。（王熙凤的形象也许是最饱满的，但离开这群少女，这一形象的魅力就会消失）这既是突出的艺术成就，也是突出的精神创造。黛玉、晴雯孤傲自负，才貌过人。一个寄人篱下，一个身为奴婢，对处境深为忿恚但绝不迎合市俗；虽然语言尖刻，却心地善良、冰晶玉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宝钗、袭人温柔贤淑，心胸宽广。一个是贵家千金，一个是豪门婢女，都同样的善于体贴、关怀他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虽然因循于传统价值观念，但其纯洁善良、精细聪慧、厚人薄己的优美风格，也是一种美的性格形式。湘云、妙玉，一个是大自然的化身，天真活泼、情窦未开；一个是命运多舛，遁身空门却无法约束天生的情欲。这两位诗才过人的少女，最后都落得可悲的下场。尤家姐妹天生丽质，难免招蜂惹蝶。三姐风流泼辣、风情万种却是侠女柔肠、刚烈过人，痴情难遂，挥剑自刎以身殉情。二姐善良柔弱，在逆境中本难于自保，又偏逢权变千端、用心险恶的凤姐，终致吞金自尽、香消玉殒。与众不同的探春，胆识才干过人，结果还是逃不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沉重铁枷，只落得以泪洗面远嫁他乡……对这些少女的美丽的爱慕，对她们才能的钦佩，特别是对她们清明灵秀气质的深刻赞美和对这世界上最美好对象的悲剧命运的悲忿之情，打动了、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少女的赞美是曹雪芹对男人们厌恶的表现。在当时的社会里，他举目四顾，除了（作为贾宝玉陪衬的）柳湘莲、秦钟等个别人之外，天下男子罕有不被市俗官场污秽侵染的人。他们或是无耻的淫滥之徒（贾赦、贾珍、贾琏、贾蓉……），或是奉上压下、贪图利禄之辈（贾雨村之流），或是甘为奴才的走卒健仆，或是顽固愚直的“方正之士”作者看透了人人追逐“功名”的污浊本质：刻苦读书、“仁义道德”，只不过为了高官厚禄、娇妻美妾，充满无耻与虚伪。

曹雪芹既不愿沿着官本位利禄之途走下去，又不能真正皈依神佛，他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可以相信的真理，结果是自己发现了、创造了真理的化身－－清明灵秀的少女群。

这样，《红楼梦》尊女抑男的倾向，的确具有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伦理观念的意义。当时，男子是权力的中心，也是伦理观念的中心，曹雪芹对男子权威的挑战是异常勇敢并充满创造精神的。

作者并没有歌颂所有女性，不能忽视，他对结过婚的女性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在笔者看来，曹雪芹对少女的赞美有着完全独特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在人类文明史中，大多数民族的少女，其社会交游远比男子少，接触金钱、权力并受其污染的程度也远比男子少。少女保有人类天性里一些最可贵禀赋的观念，相当程度上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具体说，少女距贪、欲二字最远；她们较少沉迷于金钱和权力，也绝少追寻肉欲。对不少清明灵秀的少女而言，纯洁的真情支配了她们的精神生活，当非虚言。中国的杜丽娘、崔莺莺，外国的朱丽叶（莎士比亚）、娜塔莎（L•托尔斯泰）、 阿霞（屠格列夫）……不都是未经人类社会垃圾污染的、令人向往的清明灵秀少女典型吗？黛玉、晴雯、尤三姐、小红、司棋……身上表现出来的异常纯洁、真挚的痴情；湘云、香菱、藕官、五儿……的天真和单纯；宝钗、探春的好心、正直与智慧；还有紫鹃待人的一片真情，鸳鸯洁身自好的意志……不都流溢着人类天性的清香吗！即令宝钗有一些直上青云的市俗气，袭人有一点讨好买乖的奴才味，但也还是闪烁着少女动人的光辉。

在社会上无处不是贪欲的氛围中，比之于美好的少女，可赞美的男性太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英雄，只能相识于史书中；某些正派士大夫，虽然脱于贪欲，却免不了愚忠愚孝，这也是曹雪芹不愿奉为圭臬的。在特定的环境里，《红楼梦》把贾宝玉塑造成几乎惟一的正面男性形象。宝玉是一个彻底摆脱了市俗贪欲乃至整个传统精神垃圾的人物，他对少女的仰慕与追求，实际上是对真理和人类纯洁的渴望。艺术创造的逻辑使宝玉女性化了。十五回中说：　　　

……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和女孩儿似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同坐车，好不好？”宝玉听说，便下了马爬上凤姐车内……

对这样一个成天和女儿厮混、毫无丈夫气概的人，恐怕不只作为严父的贾政要打他，碰上张飞、李逵，说不定要拉来杀却。但是，宝玉不惧严父责打，不怕丢弃前程，执着地爱其所当爱、恨其所当恨，面对传统伦理和社会权威这个庞然大物，毫无畏色，他其实是用女儿衣服包裹起来的大无畏勇士。

曹雪芹最看重的就是那些美好的、清明灵秀气之所钟的少女，但血淋淋的事实是：这些美好的生命一个个在无情风雨中殒灭了。“花原自怯，且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那一株株花枝、一朵朵蓓蕾，如此清新，如此娇嫩，却饱经风雨摧残；在短促的一生中，说不尽的是：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

　　　　助凄凉！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坏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

　　　　陷渠沟！

人间最美好的对象被戕害，而那些贪佞卑劣之辈却脑满肠肥、灯红酒绿；一系列的悲剧令人痛彻肺腑。曹雪芹天才的笔对此提出了最沉痛的控诉。除了反对重男轻女的习惯和观念外，曹雪芹强烈谴责了封建婚姻制度，谴责了种种束缚青年男女正常感情交流的礼教与观念。正是封建婚姻制度和礼教，使黛玉的青春生命里，蓄集了那么多悲痛与辛酸；使她短短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浸泡在泪水里。也正是封建婚姻制度和礼教，扭曲了薛宝钗天真的心灵，使她自然的激情被压抑，不敢追求生活的幸福与欢乐。探春远嫁、迎春早死，是包办婚姻的恶果。尤家姐妹的夭折，是践踏妇女的制度和观念造成的。至于晴雯、金钏儿、鸳鸯的不幸 ，则是许多不合理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在所有上述悲剧中， 都有一个丑恶的怪影在游荡－－人间的虚伪。荣、宁二府，老爷、公子或是放肆地追逐粉红色的肉，或是板着充满伪善的铁青色面孔；出身大家闺秀的太太们，对丈夫、儿子的荒淫无耻不置一词，却为一幅春宫画惊慌失措、大张挞阀。在粉红色的肉欲和铁青色的威严两面煎逼下，这些清明灵秀的纯情少女们，找不到立锥之地。

由于不知道曹雪芹怎样描写黛玉的悲剧结局，（当然，高鹗写的也很动人。）可以以晴雯的故事来多少衡量少女们所受痛苦的分量。晴雯的故事写得十分动人，悲戚处令人不忍卒读。她身为丫环，却毫无奴才性格，充满少女的自尊与高傲。她的精神状态十分独特：不但认为男女平等，也追求主奴平等。她被置于大观园中做一个一般奴婢，但那追求自由、独立的“狼”的野性，远未化为驯服的“狗”性。这位年青姑娘，不但相貌姣好，而且灵巧过人；可灾祸偏偏首先闯进她的生活，残酷地夺走了她年青的生命。她一往情深热恋宝玉，撕扇子是以平等心态在意中人面前撒娇，补孔雀裘则体现了一个纯洁少女的无限深情。正当幸福的大门似乎向她敞开时，晴天一声霹雳炸毁了她的美梦。她被莫须有的罪名逐出贾府，不得不忍受着冤屈和离开恋人的双重煎熬。人们眼看着一朵美好的花儿在风雨苦逼下枯萎了。

晴雯的死是曹雪芹笔下最凄惨的画面。她回到家中，无人照管，躺在一领芦席上，病上加病：

忽闻有人唤她，强展双眸，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说道：“我只道不得见你了！”接着，便咳个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弥托佛，你来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说　，先自己尝了一尝，并无茶味，咸涩不堪，只得递给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气都灌了下去。宝玉看着，眼中泪直流下来。连自己的身为何物都不知道了。一面问道：“你还有什么说的，趁没有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甚么可以说的，不过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是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然生得好一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死咬定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并且没有远限，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宝玉拉着她的手　，只觉瘦如枯柴……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挣扎着，连揪带脱，在被窝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

晴雯哭道：“你去吧！这里肮脏，你那里受得，你的身子要紧。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自担了虚名！”

这真是一字一泪的描写。晴雯总算把长期蓄于心底的话语吐露了；但这个悲惨的倾吐也就成了她自己青春生命的葬歌。

《红楼梦》就是这样，通过一整批美好少女的不幸，沉痛控诉了一切迫害、约束她们的制度、观念和习俗！这些控诉是如此有力、如此深刻，以至能拨动最迟钝的心弦，激起最富偏见的心灵的哀伤！《红楼梦》既是最优美的女儿赞歌，又是最哀伤的女儿怨曲！

勇敢的倾吐•执着的追求

大观园中的少女们最值得赞美的，是体现在黛玉、晴雯、尤三姐、司棋、小红、藕官……身上的纯真之情。这种情是深厚的、纯洁的、持久的和专一的；但却绝不是柏拉图似的。在粉红色的肉欲和铁青色的礼教两面挤压下，《红楼梦》歌颂了男女间的纯情；所谓“意淫”即现代语言中的爱情。贾宝玉对少女们的爱慕，既没有脱离血肉之躯，又偏重于情感；既有泛爱的特点，又专注于黛玉一人。

作者在第一回中就指出本书：“大旨不过谈情……绝无伤时诲淫之病”。警幻仙姑对宝玉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第一淫人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好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出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这样理直气壮地赞美爱情，实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惊人之笔。《西厢记》、《牡丹亭》是前此的伟大作品，是曹雪芹的艺术与精神教师；但这两部著作，艺术上太多“阳春白雪”的成分，思想境界也未能达到否定“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高度，毕竟不能和《红楼梦》相比。《红楼梦》以空前勇敢的姿态诞生了，它无疑是我国艺术史和爱情生活的千古绝唱。对纯真爱情来说，中国这块土地太苦涩、太僵硬，它难以孕育出棠棣之花。曹雪芹在这样的土地上播种爱情，以巨大艺术魅力影响了民族心灵，多少安慰了遍体鳞伤的民族躯体。我们民族需要《红楼梦》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以平衡浩如渊海的历史、伦理文化遗产中缺少爱情生活的遗憾。

宝黛悲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艺术杰作，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悲剧之一。封建礼教窒息了薛宝钗的青春激情，但压抑反而强化了宝玉、黛玉的爱情渴求。贾宝玉、林黛玉在铁青色的面孔前，勇敢地倾吐衷怀，执着地追求爱情。这里说的勇敢、大胆，是指《红楼梦》的精神境界，而不是指具体爱情故事的艺术形式。大观园里，不会出现《静静的顿河》中的阿克西妮娅。在曹雪芹天才的笔下，宝玉、黛玉间爱情倾吐的过程十分含蓄、十分曲折、十分艰难。由于长期不能倾吐，他们历尽煎熬。宝、黛爱情表达的曲折，形成巨大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心理效果。

曹雪芹虽然没有把悲剧结局写出来，但第五回早已预告了这对青年男女的不幸：

一个是阆花鲜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春流到冬，秋流到夏！

宝玉是一个高度痴情的男子，其性格鲜明奇特，在世界文学史上找不出类似的形象。他对许多少女都有爱悦之意，但却始终痴恋黛玉，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一生幸福的憧憬。由于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黛玉不仅是他的恋爱对象，而且成了他的主要精神支柱。五十七回紫娟几句戏言，宝玉便急得“一头热汗，满脸紫涨……两个眼珠直直的起来，口角间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稍好一些，他对紫娟说：

只愿这会子我立刻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肉，都化为一股灰……

黛玉对宝玉的爱恋甚至更深沉、更缠绵。这是一个从小孤零、父母双亡的孩子，寄居外祖母处，又偏偏过早陷入情网、不能自拔，经受了种种内心痛苦与折磨。由于情感无法表达、长期压抑，弄得一身病，终日以泪洗面，多愁善感：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这个少女陷于多愁善感绝非寻常。她的性格和思想很奇特。她不但情深似海，才华出众，貌如天仙，心机灵巧；而且愤世疾俗，和宝玉灵犀相通。通灵宝玉和天生金钗是传统精神的强大象征，这对勇敢的青年不顾一切追求自由、自主，向传统挑战，即令毁灭，也绝不退却。

环境赋予这位充满痴情、孤高自负少女的悲愁以独特的形式。她一方面克制自己，不敢也不愿让热情外露，忧郁积于内心；一方面敏感多疑，常常语言尖刻。在很长一段时期，黛玉的恋情只能憋在心里，对待宝玉不时用充满妒意的话语。随着岁月推移，两人的情愫逐渐脱离少年幼稚，逐步进入青春期爱情的追寻。不能表达的痛苦和对悲剧结局的担忧，孕育了绝美的、凄惋动人的葬花行动和葬花词。“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是多么沉痛的、强烈的爱情表达与呼唤！

在宝玉黛玉问发生了“放心”与“不放心”的有转折意义的谈话后，，黛玉不再用话语“刺”宝玉了。他们终于大胆表达、倾吐了内心深处的恋情；曹雪芹天才的笔，使这种倾吐异常动人。黛玉在追求爱情中，自然地和宝玉产生思想共鸣，支持宝玉放弃求取功名的道路；这样她就不仅在勇敢追求爱情上、更在整个做人的纯真上胜过宝钗。她的悲痛和担心有了更深沉的分量－－现在已经是长辈的态度问题和命运了。

我们不知道曹雪芹会怎样往下写这个凄惨悲剧，但高鹗的续书总体上符合他的思路。最关心宝玉的祖母不自觉成为扼杀他一生幸福的刽子手，本性善良的老人以“恶”的象征显现，大大提高了悲剧的分量和思想深度。

宝、黛爱情故事和晴雯、尤三姐、司棋……等故事，编织了大观园中少男少女大胆、执着追求爱情的悲壮氛围。宝钗似乎显得与这种氛围不协调，但她却代表着人群的多数；代表着一代代无数失去幸福的青年男女；在传统观念潜移默化下，她们多少是自愿地放弃对一生幸福的追求，这是群体悲剧。宝钗本是极端聪明、善良可爱的女子，她绝不是反面人物－－她的一生也是悲剧性的。　　　　

曹雪芹通过黛玉、晴雯、尤三姐、司棋……为无数女儿尽情倾吐了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求；通过宝玉对纯洁爱情作了最高的赞美。对纯情少女的崇敬、爱慕、友谊、同情…成了宝玉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知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

这是多么沉痛的倾吐，多么执着的追求。

文学必须有鲜明时代色彩，否则就没有艺术真实和艺术魅力；文学又必须有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涵，否则就不能成为划时代的作品。《红楼梦》不只是要为爱情争得一席之地，而是把爱情、友谊，把少女们，把对她们的关怀与同情作为生活的主旋律和生命的真谛来歌唱。它与传统观念发生激烈冲突不可避免。

传统观念的显著特色是对青年男女爱情的卑视、畏惧与敌意。恋情本身被视为邪恶，当然不允许自由表达，更不用说加以歌颂了。婚姻一向被作为社会的伦理基础而受到重视，婚姻本身的爱情内容则无足轻重。“私赠信物”、“私相约会”历来被视为洪水猛兽，女孩儿背着父母有了恋情，总是被当作一种罪恶。

传统观念的又一特色是把女性视为“祸水”。明明是男人好色淫滥，偏说成女子“狐媚惑人”；明明是男人三妻四妾，偏说是女子水性杨花。《水浒》突出表现了这种观念，“武松杀嫂”、“石秀杀嫂”、“宋江杀惜”……何其狠毒！

正是这两种偏见害死了黛玉、晴雯、司棋、金钏和尤三姐。

看看晴雯的灾祸是怎样引来：

……只见王夫人气色变更…自己坐在台阶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许进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何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里扔出一个香袋来，说：“你瞧！”凤姐忙检起一看，原来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那里得来？”王夫人见问，泪如雨下……

这个绣春香袋，就是祸患的起因。由这，联想到宝玉被“狐狸精”带坏的问题。　

王善保家的道：“别的还罢了，太太不知，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她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长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样子……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

王夫人便冷笑道：“好个美人儿，真象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给谁看……”

不仅晴雯，四儿、芳官也逃不脱危运：

这也是一个没廉耻的货…难道我统统一宝玉，就放心让你们勾引坏了不成？

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调唆宝玉无所不为……

王夫人绝非贾赦、贾珍之辈，她理直气壮的驱逐了晴雯、四儿和芳官；她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虚伪、多么不合理。丫环们，年轻的姑娘们，流露了一丝青春情意，乃至稍为注意一点打扮，就被视为弥天大罪；但老爷、公子们，男人们，邪恶情欲无耻泛滥，却被视为平常。贾琏与鲍二家通奸被凤姐发觉大闹：

……邢夫人、王夫人也说凤姐，贾母道：“什么要紧事！小孩子们年轻　，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

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女人维护虚伪、不合理的礼教，甚至比男人更积极。曹雪芹在勇敢追求美好爱情时，不只是为爱情争一块立足之地；他是要改造中国大地上苦涩的土壤，改造民族的灵魂。把少女的价值，把男女间的纯洁情爱的价值，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为的是猛烈冲击传统价值观念，创建新的价值标准。这种追求，需要大无畏的精神，需要生死不渝的执着。《红楼梦》的成就超过《西厢记》、《牡丹亭》，正由于此。

曹雪芹的伟大创造精神

毫无疑问，贾宝玉是勇敢的叛逆者。但是不恰当地夸大这种叛逆精神，只能掩盖《红楼梦》异样的光辉。

把贾宝玉、林黛玉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认做资本主义萌芽的文化反映，很难令人信服。这种追求早就由明代乃至唐、宋的文学家提出过。把《红楼梦》的主要创造精神视为猛烈批判封建主义也不尽贴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有桎梏，那里就有争取自由的斗争；那里不合理，那里就有义愤；那里有悲哀，那里就有同情……这一切自古皆然。早在明末、清初，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就曾经对封建传统进行了尖锐批判：“君臣之伦，不达于我也！”“不敢言君臣之义！”（唐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应该说，一百年前这些思想家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远超过曹雪芹。《红楼梦》并没有从整体上批判男尊女卑和奴婢制度，曹雪芹并不同情一般男仆和结过婚的女仆；他甚至也不反对纳妾制度。

《红楼梦》批判、叛逆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官本位－－科举制度的否定。

作者不只是批判贪官污吏，而且批判“武死战”、“文死谏”，也就是批判历来被中国文化尊崇的忠义之士。把几乎所有做官的都称为“禄蠹”，实是惊人之笔。《红楼梦》追求男女爱情自由的特点，这部著作与以往类似倾向作品的区别，主要就在于用对爱情的高度评价去取代对仕途功名的追逐；向中国人不只提出爱情婚姻自主问题，还提出了更深刻的人生价值评价尺度问题。

曹雪芹不是爱情至上主义的简单宣扬者，对少女和纯情的歌颂，实际上是在对传统价值观绝望的情况下的一种热忱探索真理的尝试。如果说偏见是和因袭、保守相互联系的话，那么，开辟新路时表现出的片面性，则往往是真理的必要形式。把贾宝玉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扭曲性格作为男性模范，是可笑的；而低估宝玉思想、性格的真理内涵，则是可悲的。

中华民族一向以伦理义务为价值评价的基础，笔者称之为“义务本位”。伦理准则、人和人间的关系是第一性的；个性、个人人格与权利是派生的，缺乏独立性。义务本位价值体系把“善”提到万事万物的首位，事物因为有“善”，才是真的和美的。这种文化长期支配的结果是：价值体系趋向伪善化。把中国的上述风格和其他古老民族加以比较很有意思。古代希腊人早就把“美”当作独立的价值理想，在荷马笔下，神和人一样尽力追求美和情爱。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在选择三位女神设置的重奖时，把女性的美丽置于功名、财富之上，视为最高的独立价值。中世纪欧洲的诗歌和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的绘画、雕塑，继承希腊传统，爱情和女性美成了创作的主要题材，获得巨大成就。近代美国天才舞蹈家邓肯，在她的自传中明确宣告：美就真理，真理就是美。这种把美和真视为善的价值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

但我们有《红楼梦》。尽管曹雪芹自己未必意识到，他的的确确在自己的国土上，播下了完全新的、充满独创性的价值观念种子。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承认山水画、书法等极少数领域美的独立地位；《红楼梦》破天荒第一次，使少女、女性美、男女情爱成为不依赖于传统伦理评价的独立对象，成为真、善、美的化身。《红楼梦》象一朵奇葩，奇迹般地冲破坚固、僵硬大地的封锁，在乱石缝隙中拔地而起，秀然挺立。它不只值得中国人永远爱护，也是对人类的一份宝贵贡献！

曹雪芹写爱情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中国文学史上，其他爱情故事绝难与之比美；时至今日，也很难找到有如此魅力的文学创作。在创造“爱情美”的丰碑同时，他创造了“少女美”的生动群像，有力地强调了“美”的独立价值，改造、发展、丰富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生活。

明、清小说中，出现了孟丽君这样的美好女性形象，无疑应该给予肯定；但孟丽君归根结低依附于忠孝伦理和男性，她的精神上的审美价值不是很高。杜丽娘、崔莺莺的形象进了一大步，但远不如《红楼梦》中那些出色少女性格饱满，具有那么高的精神上的独立价值。

大观园里的出色少女，不但相貌美丽，而且才华过人。除了黛玉之外，宝钗和探春特别突出。宝钗在生活中是一个几乎得到所有人喜欢的人；人们对她的喜爱发自内心：

……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妹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湘云语）

谁知她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她藏奸。（黛玉语）

宝钗嘴上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可是她却无书不读、知识渊博，才华过人。宝钗“才”的发展，证明她也有叛逆的一面。五十六回中她对探春说“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中去了。”她主张宝玉用功读书，基本上不是为了权势利禄，而是认为男人应该“辅国治民”，有一番事业和抱负。她也认为现实中很少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坏处！”她最大的弱点、也是最大的不幸，是接收了传统观念的支配，极力压抑自己的热情。其实，她对宝玉未必无情。宝玉被打，她前去探望：

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宝玉听得此话如此亲切，大有深意，忽见她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含着泪，只管弄衣带，那一种软怯娇羞、亲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语言形容……

宝钗的真挚激情被自己锁死了，这是她的悲剧。但她心胸开阔、气度宏大，不愧是女中丈夫。她是有明显弱点的美的化身。

如果说晴雯、尤三姐身上更多表现了女儿感情的纯洁可贵，那么，宝钗、探春身上则集中表现了她们的智慧与才能。探春在书中涉及的许多重大观念分歧问题上，比宝钗通达。她精明而有胆识，在脂粉裙钗后面，隐含着一种凌威厉严之气。如果说探春一生也是悲剧的话，那主要倒不在与婚姻问题，而在与她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

曹雪芹虽然没有直接为女子提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但在探春身上，却模糊暗示了这种倾向。在抄捡大观园中，探春敢打王善保家的一嘴巴，体现了一个少女高度的人格尊严，也表现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探春理家，精察果断，贤明服众；她大胆实行改革，兴利除弊直有宰相之才。

当然，在曹雪芹看来，女子最可贵的还是纯净、真挚的感情。探春的形象证明了女子多方面的才能，没有她，《红楼梦》的少女群像未免单调；男儿没有的阳刚之气，反而禀赋在女儿身上，这种女性的“强美”，是作者的又一创造。

和探春不同，尤三姐的刚强之气和女儿对异性的痴情结合在一起。在生活中绝少会碰到三姐这样的女子。作者称她“异常诡僻”：

……只因她模样儿风流标致，她又偏爱打扮得出色，另式另样，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风情体态来。那些男子们，别说贾珍、贾琏这样风流公子，便是一般老到人，铁石心肠，见了这般光景，也要动心的。及至到她跟前，她那一种轻狂豪爽、目中无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一团高兴逼住，不敢动手动脚……

这是一个恋情天然强烈而又很纯洁的少女，她不象黛玉、宝钗等贵家小姐精神上受到那么多约束，放而不乱、和而不俗。她的风流轻狂是和豪爽天真结合着，而不是与庸俗淫荡连接。在她风流随和、嘻笑怒骂的种种体态里，自有一种独特的纯洁与尊严。

……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狗宝掏出来…喝酒算什么…咱们也亲近亲近。你们是哥哥弟弟，我们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三姐自高谈扩论，任意挥霍，洒落一阵，由着性儿拿他们兄弟二人嘲笑取乐……

应该说，这样的表演是危险的－－如果心中没有极高的情趣和坚贞的意志，这种表演最终会造成对自己的侮辱与葬送。但尤三姐非同一般，她象一条跳跃的、俏皮的、清净溪流，在沙漠中勇敢地追逐、创造绿州，但最终被荒漠吞噬了！她挥刀自尽，悲壮地了却短暂的一生。

和上述所有的少女不同，湘云似乎还情窦未开；她天真活泼，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表现出无尽的生命活力。湘云在大观园中最远离人间市俗关系，她最自然、最直率又绝顶聪明，一言一语都无不流露那清明、天然、聪慧的本性。凹晶馆联诗，她冲口而出：“寒塘渡鹤影”，黛玉想了许久，得出“冷月葬诗魂”的妙句；二人性格区别多么明显。

在史湘云身上，我们看到“清明灵秀”的又一形式、又一美好少女的典型。当读者看到她见宝玉拿着胭脂，劈手就把它打落时，大概会油然发笑的。这样一位少女，也免不了悲剧的命运，多么令人挽惜！

曹雪芹创造的这一群少女形象，远远离开了传统伦理“善”的价值尺度。他勇敢地改造了传统价值评价体系，把“真”和“美”作为“善”的基础和内容；这和以伪善压抑人间“真”和“美”的观念大相径庭。正是在这里，《红楼梦》达到了艺术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完美统一；我们民族需要这样一本书，不只因为它卓越的艺术造诣，也因为它在民族文学史上的独特思想境界。它将作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永远为子孙后代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