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角度
　　
　　《水浒》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但它的意义还不只如此。
　　明代的李贽认为《水 浒》的意义超过一般文学的范围，他说：《水浒》一书“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在当时把一部文学著作看得高于《史记》、《汉书》，不但是非常的眼光，也实在需要了不起的勇气。笔者赞同李贽的态度，主张对《水浒》的社会思想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对这一伟大作品的诬蔑、曲解及其广泛影响；这些影响现在还支配着我们一些作家、导演的心灵。
　　我国没有希腊、印度式的史诗，也没有决定社会总趋向的宗教经 典。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主要由正统的“”经、“史”决定，就是说由《四书》、《五经》、《左传》、《史记》、《通鉴》等决定。这些经典是由封建士大夫们创作的。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精神生活源泉，那就是某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文学创作，除《诗经》、《楚辞》、汉 赋、唐诗、宋词、元曲、戏曲之外，几部或十几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影响历久不衰的古典小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尢以人口皆碑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意义重大。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创造了新价值标准，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大批应该仿效的人物形象（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英雄榜样形象在支配其精神生活中的巨大意义），发展与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伦理与哲学意义。
　　这些文学作品与正统经史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有的更多宣扬了正统观念（如《精忠说岳》、《杨家将》等，《三国演义》也较多此等内容），有的则更多表现了叛逆精神（如《西厢记》、《红楼梦》）。而《水浒》则是一方面极力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一方面又表现了巨大创造精神的复杂作品。《水浒》的思想，包含着复杂而矛盾的内容，对它的评价要比对其他古典小说的评价更困难一些。
　　《水浒》充满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它热情赞美描绘了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塑造了一批激动人心、富于反抗精神的英雄形象；一方面又把一切反抗活动与反抗精神引导到妥协投降的指导方针之下。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梁山好汉的正义斗争，一方面又对其他起义队伍无情贬低、攻击。一方面大胆讽刺、批判了封建君王乃至封建制度，一方面又宣扬作忠臣孝子、青史留名的世界观。一方面把“忠义”作为团聚革命队伍、对抗腐朽朝廷的旗帜，一方面又最终把这面富有创造性的反抗旗帜还给了封建伦理武库，成为消灭义军的精神武器。一方面肯定宋江接受招安的路线，一方面又通过招安悲剧的描写否定了接受招安的道路。一方面总说皇帝是暂时昏昧，主要是奸臣误国，一方面又一再证明皇帝是永远昏昧的……
　　对如此明显地存在思想矛盾的、有广大影响的作品，不应也不能以简单的片面的概括代替对其深刻内涵的认真分析。对《水浒》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其思想内容内在同一性和对其内在的悲剧性价值的研究，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伦理的显著特色是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家庭的义务，强调责任感。中国人历来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他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和西方民族强调个人权利与幸福的观念大不相同（对个人幸福与权利的强调在两千年前的希腊就很突出了）。中华民族这种特征蕴有巨大优点，也蕴有巨大弱点。《水浒》的基本倾向上仍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却对传统伦理的权利、义务内容作了局部的、大胆的改造与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对“忠义”内涵的扩展上，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导演与评论家完全不理解的。
　　
　　 主题
　　
　　《水浒》的主题是反映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描述在专制统治残暴压迫下，农民－－城市平民起义队伍发生、发展与失败的过程，特别是其领导集团革命活动形成与展开的过程。有人从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出发说：“《水浒》集中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不可避免。”①“在‘水浒’历史画面中，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下层人民，始终占着中心的地位”②这类说法，未能确切反映《水浒》的主题。我们在《水浒》中除了偶尔的片言只字之外，找不到农民生活的极端困苦、无以为生的描写。上述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从本本主义中得来的论断，而不是从《水浒》故事本身通过科学抽象引出的结论。
　　 加入梁山泊的英雄们，很难说有谁是因为生活极端困苦才投向起义的。《水浒》 中革命造反的好汉大体可分几类，一类是因种种原因、包括行侠杖义被判为罪犯的人，如武松、宋江、鲁智深、石秀、杨雄、雷横等；一类是社会政治腐败，受打击、岐视、欺压的中上层人物，如林冲、柴进、花荣等；一类是雄心勃勃、有反抗心理的地方豪霸、如张横、李俊、穆弘兄弟、孔明兄弟等；一类是文武才能出众没有出头机会的豪杰，如公孙胜、吴用等；一类是下层劳动者，具有强烈反抗精神，遇有机会就铤而走险的人，如阮氏兄弟、李逵等；一类是受亲友牵连不能不加入梁山泊 避难的人，如顾大嫂、孙立、孙新等；一类是原来就落草为寇的人，如周通、樊瑞等；一类是被梁山好汉诱逼入伙的人，如秦明、卢俊义、朱同、萧让等；一类是被感化降伏的将领，如关胜、索超、徐宁、董平等……
　　从这许多人投身起义的历程看，“经济剥削”、“生活贫困”不但不是主要原因，甚至也不是重要原因。这里，封建统治上层集团的腐败，政治压迫的残酷，以及由此导致的诸多社会弊端与矛盾，是造成人们不满的基本原因。《水浒》正是集中反映了封建时代的这种情形。
　　“水浒”反映农民被剥削、生活困苦奋起反抗这一题材，只具有间接的性质。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在广大农民身旁，经常存在着一个被社会抛弃与被岐视被侮辱的“失落群”或“忿激群”。有文化、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罪犯、失意书生、统治阶级中的不得势者、出不了头的有野心的雄豪之士……。就是这个“忿激群”的主要成分。在最好的社
　　
　　①见《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10期
　　②见《水浒全传》李希凡所写前言
　　
　　
　　会政治经济状况下，这个“群”也不会完全消失，这个“忿激群”的规模与情绪与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密切关联。社会危机激化时，这个“群”就迅速扩大，并具有爆发的情绪。
　　当政治统治腐败时，政治危机能单独导致“忿激群”的扩大。革命起义、造反的骨干力量往往就由此形成。 如果碰上经济危机，如天灾和大批农民破产，这个“群”就很容易与农民的反抗激情结合，形成为革命起义的领导骨干，推动并领导农民革命战争。
　　我们对 “水浒”所作的上述分析，对历代中国农民战争也是适用的，因此具有总结中国农民战争规律的内涵。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几乎都是在非农民的“激忿群”领导下开展的。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几乎都是具有卓越军事政治才能与经验的非农民出身的英雄人物，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农民运动的规律与特色。正是下 层小吏（刘邦、萧何、韩信），城市游民与贫民（朱元璋、樊哙、陈平、周勃、杨秀清），失意书生（黄巢、洪秀全、牛金星），各种犯法者（陈胜、吴广、李自成），贵族反对派（张良、刘秀）……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反抗斗争。农民自己组成领导核心的大规模起义虽有，历史上比较少 见（如赤 眉、铜马），难于持久。
　　《水浒 》的主题，正是描写农民起义的领导骨干从“激忿群”中产生与前进的过程。正是从这个角度，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把《水浒 》视为中国农民起义的镜子。的确，《水浒 》尽管没有大力描写农民的悲惨处境，它却反映了中国数千年的农民起义史，特别是由政治危机在碰到经济危机导至大规模农民革命战争这一常见的历史过程，从而成为一部生动描写农民起义的杰作。
　　政治危机并不总是经济危机的派生物，这是教条主义的理论家难以接受的，但这是事实。在中外历史上，尖锐的政治危机有时是在经济情势良好的条件下发生的。可以举出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例子：法国革命是在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形势下爆发的；而被农民起义埋葬的隋炀帝五朝，是以节俭著称、使社会经济生活较为安定的隋文帝的遗产。
　　《水浒 》的基本命题就是针对这一事实：“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雠不谈”（67 回关胜语）。正是由于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才逼得林冲、杨志走头无路；也正是政治腐败，才使得宋江、吴用揭竿而起。武松、杨雄 杀人表面是为了男女关系问题，似是与政治无关，但他们上梁山却是政治腐败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政治危机的组成部分。《水浒 》的主题，正是反映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社会危机，特别是政治危机－－反映在政治、经济危机激化时，从“忿激群”中孕育出一大批英雄领袖人物的故事。
　　
　　关于招安
　　
　　从作品的思想主题看，《水浒 》提出的基本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对待腐败的统治集团、特别是如何对待一个昏庸的皇帝。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甚至是哲学与伦理的基本问题。
　　 综观全书，作者显然对昏庸君王与腐败的政府充满憎恨，对英勇起义反抗不合理压迫的人们充满同情。作者以满腔激情，以天才的笔，热烈赞颂了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等为代表的起义队伍反抗压迫、走向革命的精神；热烈赞颂了攻打祝家庄、曾头市、大名府的英勇斗争。这一切是《水浒 》真正感动人的地方，是作者内心深处一腔悲忿与正义的同情结成的光辉果实。作者爱憎分明，他的同情倾注在广大被压迫人民一边是毫无疑问的。鲁迅说过：“《水浒》”中的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按指《施公案》、《三侠五义》等流行小说）中人物，则在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明确肯定了《水浒》的这一基本立场。本书不准备过多讨论这一点，而想着重分析这部重要作品在思想文化上创造了什么新的东西。
　　列宁说：“估价历史的功迹，不是根据历史活动有没有提供现代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①（①《列宁全集》第二卷１５０页）
　　这个论点是很有价值的。它强调不能从我们现代的立脚点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活动，而是要看他或他们提出过什么样的新东西，一名话，强调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性。我们评价《水浒》正是要从这种角度来展开讨论。
　　为了正确而恰当地评价《水浒》在因袭、批判与改造传统精神方面的弱点与贡献，有必要首先弄清楚，按传统的伦理与哲学，人们是怎样对待一个昏庸君王及其腐败政府的。
　　 周公旦是奠定中国君主政治原则的大人物，他在历史上率先系统而明确地确立了中国君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尚书》的许多篇章都贯穿着这种原则。孔子的伦理与政治体系，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这种观念体系。古代政治观念的核心是为了君王能稳定地保位。由此，忠于君王、君臣大义是最大的人伦与政治原则。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数千年来，“君臣大义无可逃于天地间”，效忠君王成了道德完美的根本准则。
　　 对于一个贤明的君王，效忠、保位都容易解决；而对于一个有失德行为甚至昏庸的君王，使人们无条件效忠就有困难，王位就有可能不稳。儒家深刻认识这一点，因此高度重视君王个人的品德修养。强调君主要“兢兢业业”，“如朽索之御六马” ①，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 ②。这是世界史中仅有的“安民保位纲领”，
　　把安民作为保位的主要手段加以强调。这种具有二元论色彩的政治纲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显著特色。“常厥德，保其位”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
　　 但是，毕竟回避不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君主一意孤行，昏暴无道，完全违背保民安民的要求，该怎么办呢？做臣下的当然可以冒死诤谏，但碰到不听规劝、荒淫无道的君王，最后该如何对待呢？
　　 对这个问题，中国最伟大的传统之一就是没有完全禁止人民进行反抗。甚至公然鼓励人民进行“吊民伐罪”。《易传•革卦》就提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书经》也大讲“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孟子更公然提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
　　 这些观念，是我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中最有人民性、民主性的遗产，公然允许杀死暴虐的君王，认为君权是天授与民授的统一。尽
　　
　　①《尚书》
　　②《大学》
　　管历代统治者极力阻止这类观念的传播，但数千年来，这些精神毕竟在广大范围内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我国传统观念人要求人们忠于君王，哪怕是一个不好的君王；但如果碰到一意孤行的独夫暴君，也容许人们推翻他。这一点，不仅对我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起了重大作用，也影响到其他国家。日本史学界就有一种见解，把中国传统观念中这类民主性视为日本近代民主的基础。①
　　然而，这种传统观念包含有内在的矛盾：暴君的概念与界限并不清楚。要从“忠君”观念一下子跳到“诛一夫纣”，实际上是难以说清楚的也难以实践的理论。这样一来，所谓忠义与叛逆的界限也就不清楚。中国的封建 社会绝对无法容忍这一混乱，为了消除矛盾，经过多少政治家的设计，终于发明了一种学说－－天命理论。“天命”观念，对中国社会意义重大，因为没有这一理论，在忠君与革命间就难以取得合谐。中国的正式历史著作，每讲述到改朝换代－－涉及革命的问题时，都必然要大肆对天命渲染一番。什么“真龙现身”、出生时“红光满室”等等，汉高祖“斩白蛇起义”，“杨花谢，李花兴”……等记载有一大堆。绝对不能把这些看作是封建迷信，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绝对的政治需要，它是涉及最根本的伦理与政治生活的大事。因为
　　只有这样讲，才能在推翻旧王朝与效忠君王之间求得形式上的协调与平衡，才能从理论上、逻辑上维护封建伦理体系的完整性与权威。
　　但是人们除了赞颂武王伐纣之外，也赞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对于君王的臣仆，对那些“食君禄”的人，只能与腐朽的王朝同归于尽，即令“天命”已变，他们也不能变节。乾隆皇帝把明朝降清的
　　１２５ 名官员编入《贰臣传》，对有功于大清的功臣加以侮辱，就是这一原则的表现。当然，这只能进一步暴露这个理论体系的矛盾。
　　 几千年来，统治者虽然极力倡导作一姓家奴的忠君观念，极力冲淡传统精神中允许革暴君之命的思想，但在我国人民心中，从未把可以对暴君反抗这一传统遗忘。
　　在概述了传统哲学对君王态度的一般原则之后，就可以讨论《水浒》的思想价值了。我们仍然强调：这里最重要的是看一部作品究竟有什么精神上的创新，而不是看它有没有按现代人的观点去做。
　　
　　①井上清：《日本史》，中册，５６６页
　　《水浒》故事的基本轮廓是：许多英雄参加了反抗腐朽统治的武装斗争，但这个斗争并未以推翻皇帝为目标，它从一开始就在指导思想中存在招安期待，最终接受招安而导致悲剧结局。
　　对于昏庸君王，对于“奸臣当道”的局势，传统理论一贯赞同“为民请命”不畏牺牲的忠义行为，从古代传闻中的箕子、比干到明代的左光斗、杨继盛，就是其代表。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水浒》也赞颂这类人，例如书中对宿元景与赵鼎的描写就是。这种观念显然对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强烈影响。但是，作者却超出了这个范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对于一般被岐视与侮辱的、怀有忠义之心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条件成为“诤谏之臣”获得青史留名的机会，他们怎么办呢？
　　梁山泊的主要领袖人物如宋江、卢俊义、林冲等，就当初本意而言，也是向往为民请命、青史留名的传统忠臣，但是，环境把他们 苦苦煎逼，不但脸贴金印，身为囚犯，带上刑枷，甚至绑赴法场，性命难保；他们忍无可忍，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揭竿而起，“占山为王”。他们这种行动历来被视为大逆不道，是“滔天大罪”。但《水浒》支持了他们，热情赞颂了他们。
　　 《水浒》写接受招安，是作者向统治者投降的败笔，令人遗憾吗？或者，《水浒》描写了招安后英雄们的悲惨结局，是作者否定了招安道路，主张把革命坚持到底的表现吗？
　　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问题在于：：如果作者写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种结局，那可能是一条废除君主制、建立某种民主体制的道路吗？古代任何一位作家能设想罗马人不要君王建立元老院统治的道路吗？作者头脑里能有任何微弱的共和国念头吗？稍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非常清楚，如果选择一个坚持到底、拒绝招安的的题材，那只可能是个传统的改朝换代故事，就像《封神榜》写武王伐纣故事或《英烈传》中记载朱元璋建立大明天下的故事一样。
　　历史真实就是：如果提出“天命转变”，一个王朝气运已衰的命题，那么，就完全可以在传统思想范围之内去描写一次没有招安的胜利的
　　
　　①鲁迅：《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
　　或失败的农民武装起义，其反封建的斗争未必真能进行到底，未必能达到比“汤武革命”更高的境界。我们这样说，完全没有离开作者的真实思想状况。事实上，作者明确表示了对传统“天命气运”观念的承认，甚至具体提到建立一个宋江王朝的问题，如第4 2 回写道：
　　
　　 昏朝气运将颠覆 四海英雄起微族
　　 瑞气盘旋绕郓城 此乡降生宋公明
　　
　　这首诗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天命”已经转变，郓城出现了真命天子的命题。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写下去，就绝不会有招安故事，而会有另一个改朝换代的故事。全部问题在于作者不能那么去写。因为《水浒 》故事并不是作者自行杜撰的故事，它是一个已经长期在民间流传并与真正历史一致的故事，作者不可能离开历史去写宋江推翻赵宋王朝的虚构故事。如果要那样去写，那么，就不能写宋江、方腊，不能写三十六或一百零八条好汉。作者只能另找题材，去写唐末或明末的农民起义，那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就不会有《水浒》作品本身。
　　当然，作者也可以写一个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故事，比如写类似青眉、铜马失败的故事，陈胜、吴广失败的故事，或唐赛儿失败的故事等等，虽然可能写来悲壮感人，却未必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不会成为《水浒》这样有丰富内容的创造性作品。
　　作者的不平凡处正在于不能不写接受招安的故事时，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创造，突破传统改朝换代的框架，突破“天命”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新的伦理范畴，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水浒》本身既赞成招安又反对招安，充满内在悖论。这正是其精华所在，是作品的深刻性所在。正是由于这一点，《水浒》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伟大悲剧。
　　书中一方面明确肯定招安道路，一方面又通过招安的悲剧结局否定了这条道路。这里，赞同招安道路既不等于放弃对封建统治的反抗与批判；否定招安道路也不等于暗示要把梁山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两者本质上都不过是作者思想的的不同侧面，是其精神矛盾的反映，是在当时条件下作者找不到出路的表现；二者是内在统一着的。
　　为了彻底弄清问题，弄清《水浒》在思想上创新之处，有必要简略分析一下《水浒》对一般农民起义的态度。
　　书中描写当时有“四大寇”：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作者把宋江一派作为有别于其他三支反抗力量的特殊义军来描写，值得认真重视。作者把宋江一支队伍形容为真正的义军，高举正义的旗帜；而把其余三支起义队伍作为残害人民的盗贼来描写，采取了明确的否定态度。所以我们说，批判招安是毫无意义的（要批判就首先应该批判对其他起义队伍的敌对态度），根本问题在于作者并不赞成一般的农民起义，只赞成有特殊纲领指导下的义军，这就是以宋江为首的，高举“忠义双全”、“替天行道”旗帜的起义军。
　　因此，评价《水浒》的核心问题只能是、而且不能不是对这种特殊纲领作出什么样的估价问题。笔者认为：《水浒》思想的特色，它的优点与弱点是和“忠义”两个字紧密相联的。《水浒》在举起传统的“忠义”大旗时，巧妙地对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改造，扩大了允许革命的条件－－在天命还没有肯定变更的条件下，使局部的、暂时的革命造反成为合乎伦理的行动。这就把封建时代的民主精神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丰富扩展了我国人民的思想境界。正因如此，本文一开头才引证李贽的话，说“水浒”的意义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
　　作者的整个观念，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上是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认定人生的意义在于履行一整套的伦理原则，完成自己的伦理义务。最光荣的人生是通过实现封建伦理要求的义务而获得青史留名的永恒价值。“水浒”反复指出了这一点：
　　
　　 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
　　 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
　　 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日后但是去边境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久后 青史上留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32 回 宋江对武松语
　　
　　这种人生目标，正是作者把梁山英雄与其他“贼寇”区别开来的地方。这批英雄，有强烈的责任感，浓厚的功名心，向往为国为民建树功勋，青史留名。但他们走的却是千百年来被认作“大逆不道”、“遗臭万年”的道路。正是这一奇特现象，要求读者仔细思索。
　　这一批英雄人物，在社会政治危机之中，一个个鲜血淋漓被从社会母体上活生生撕了下来，成为被残害、被岐视与被侮辱的一群。他们按常规作人，按传统尽义务的道路已经被阻塞，几经彷徨与曲折之后，终于走上梁山，他们上梁山是被逼出来的，违背了当初的本意；但在上了梁山之后，却找到了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开展了有重大意义 的创造活动－－而这种创造活动，正是施耐庵创造性思维的果实。
　　这种创造集中表现在“忠义”与“替天行道”两面旗帜上；而所谓替天行道，说来说去也无非是忠义而已。“忠义”观念本是封建统治者用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却被改造成为起义者团聚自己、号召群众、反抗压迫的基本纲领。
　　试想一下：在一个封建专制的政治结构中，一批对腐朽统治强烈不满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团聚一隅，对抗官兵，摆脱封建伦理与法规的约束，甚至攻城掠地，斩杀朝廷命官，他们把这种暂时的、局部的造反活动，视为忠义的表现。在传统的天命转换观念之外，对于一个暂还未达到“独夫”程度的君王，可以容许这样对待，并公然称之曰“忠义”－－这一切对维护封建伦理与政治体制的人来说，对古代一切缺乏创造性想象力的人来说，简直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事。它像一颗炸弹，把传统观念炸裂了！
　　“水浒”为自己创立的“忠义”原则力争封建伦理与法律上的地位。皇帝的招安诏书虽然勉强、但终于肯定了这条道路：
　　
　　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察其衷性，深可怜闵。
　　
　　如果皇室肯定了水泊梁山是“忠义”行动，可以允许与宽恕，也就肯定了施耐庵对传统思想的重大改造与创新，这是一切正统封建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正因如此，作为虽然痛恨社会腐败的金圣叹，仍然无法接受。才用尽心力把作者赞颂的宋江描绘成作品的反面人物。并砍去70 回后的所有回目。因为只有砍去肯定梁山起义行动、加以宽恕并进行招安的故事，才能保持整个封建伦理的一致 性，消除《水浒》引起的严重伦理悖论。
　　《水浒》公然提出了能令一切封建伦理卫士发抖的“忠义”准则：杀尽赃官酷吏来体现对君王的效忠：
　　
　　 打渔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阮氏兄弟语）
　　
　　在数千年历史上，除了《水浒》，有谁如此大胆履行、充实了“忠义”观念呢？谁能不承认，这是对传统伦理与政治观念的猛烈冲击！
　　
　　乌托邦与游民文化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水泊梁山小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乌托邦的性质。施耐庵有点像中国的托玛斯•穆尔。
　　 71 回中有一篇纲领式宣言：
　　
　　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天地来罡煞之 情，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生死相同。相貌语言，东西南北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三教九流，乃至渔人猎户屠儿刽子，都一般相称，不分贵贱……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以“义”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王国，水泊梁山就是这一理想王国的雏形。
　　作者通过李逵与宋江的关系，描写了这一理想王国的政治面貌。当李逵听到假宋江抢人女儿时，误以为真，他严词厉色责问宋江：
　　
　　我闲常把你当作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原来却是酒色之徒……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刘老，到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
　　
　　封建社会中，哪有把帝王口口声声骂为畜生，要拿来杀却的臣下？梁山泊的政治气氛使李逵的行动超越了他自己的政治觉悟水平－－这些行动本质上体现了要用手足兄弟关系取代君臣从属关系的伟大理想。
　　我们的祖先没有创造出希腊人的公民大会，也没有创造出罗马人的元老院与执政官。但我们民族早就存在大同社会的理想，也创造了梁山泊这样的类似乌托邦与太阳城的理想国。这虽是空想，却无疑对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山小社会有两方面的思想含义：从其与皇帝朝廷的关系看，主要是履行并充实了“忠”的观念；从其内部关系看，主要是发展丰富了“义”的内涵。
　　梁山英雄们以“义”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团结、会聚革命力量，向腐朽统治者作斗争。
　　按传统的解释，“义”是这样的道德规范，其主要含义是人对人的责任，特别是对长辈与上级的义务：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孟子尽心》）
　　 君子勇而无义为乱，小人勇而无义为盗。（《论语季氏》）
　　
　　《水浒 》对传统“义”的观念进行了重大改造、充实。按《水浒》的描述，“义”一方面是普遍化与升华了的兄弟之情、公民感情；一方面是主持社会正义与公平、行侠杖义、扶弱济贫，近乎为人民服务。“义”是替天行道思想的核心，它代替“孝”成了梁山理想国的伦理基石。
　　如果再往前走一步，那就会是要求以梁山泊式的乌托邦来取代君主统治。时代与传统精神的双重限制制约了作者，他不能达到这种水平。作者始终认定：这种理想国实验－－在专制王朝国土上树起义旗的平等社会，只能是一种暂时与局部的现象，最后还是要归还给相对清明的传统政治与传统伦理。因此，招安不但是故事的悲剧结局，也是整个作者思想的逻辑归宿。
　　
　　在指出《水浒》的乌托邦色彩后，应该同时说明：《水浒》英雄们的行为并不都是应该肯定的。我们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是从总体上考虑问题，不是无条件地什么都赞成。起义英雄们有相当部分来自下层流氓无产者，有一些本来可以说是土匪。在起义中，许多人表现出不必要的残暴；甚至武松，这位写得最好的英雄，也有无情杀戮的行为。更不要说李逵了，“举起刀向人多处杀去”，绝非真正革命的需要。在阅读《水浒》时，有必要强调与其中的不必要的屠杀保持距离。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不只是封建时代的革命，就是近代革命，从罗伯斯比尔的雅可宾专政到十月革命，革命恐怖并没有为革命带来真正的好处，反而造成巨大灾难，促使革命走上岐途，导至失败。由于我们对暴力的必要性讲得太多，对它的消极与可怕后果绝少强调，这一点显得十分重要。人们忘记了：一切革命的出发点本是人道主义，是对人的生命的极大尊重，是对一切残暴行为的痛恨与反抗，只是在无法为之的不得已情况下，人们才举起武器。报复不是革命的目的，无辜屠杀更不是革命的需要。武松式或李逵式的过多杀人，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不必要行动；历史证明：即令当时 看来必须的镇压，长远历史也对之作出了无情判决。俄罗斯的“契卡”从长远看既没有发挥巩固专政的作用，也没有获得置得怀念的伟大成就。《古拉格群岛》已被全世界收入图书馆珍藏，这是一切以革命名义实行残暴镇压者的可耻记录。我们在评论《水浒》时绝对不能给予遗忘。
　　有人会说，连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金圣叹都原谅作者，何必苛求。的确，金圣叹说过；“……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求焉。”（18 回评语）“怨毒著书”可以理解，但同是金圣叹又第一个强调应该把《水浒》比作《国策》、《史记》等经典著作。金圣叹当然也是充满怨毒的人，所以才会对某些杀人场面大高其兴：“骇杀人，乐杀人，奇杀人，妙杀人！”（61 回批语）就文艺作品来说，可以这样，可以看杀人杀得痛快大声叫好。我们是在这里讨论一部有广大影响的名著，适当指出不能把“杀”字想得太好也是自然的。不能以怨毒指导革命行动，我们是考虑到近百年来的许多看来已经成功的革命终告失败，才不得不提出这一点。
　　我们还理应指出《水浒》、《三国》、《说唐》等流行小说对中国历史的特殊巨大影响，这就是游民文化与帮会的产生。下层游民或流氓无产者人数众多，从来都是社会生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有文化的类似吴用等知识阶层结合，就形成游民文化与帮会。这种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同，不以家庭为伦理中心，而以帮会组织的“义气”作为伦理纲领。甚至走上不认家庭的道路。1973年在一个墓穴中发现的明代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实是有很大价值的典型游民文学。它把《水浒》、《三国》等故事的精神心态推向极端，反映了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下层的不健康意识。书中讲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张分别到对方家里把全家人口杀绝，（堵死回归之路，一心效忠义于帮会式组织）结果全都杀了，只是张飞不忍，留下了关公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英雄儿子关索。关索长大找到关羽，要他归宗，否则要投奔曹操……这部书很能说明《水浒》的思想发展为完全抛弃传统伦理而把“义”字引向会党、帮会道路的趋向。“帮会”、“会党”后来在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辛亥革命就曾把会党作为依靠力量。特别应该提一下朱明王朝，这个王朝有着游民文化的基因，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领袖，夺取政权后，许多地方表现了痞子与流氓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很大。现在的黑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尊崇《水浒》式的观念，并使之癌变，成为对抗健康社会的毒瘤。此外，武侠小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水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
　　
　　《水浒》的悲剧色彩
　　
　　作者一方面提出天命变换之外的局部武装起义道路；一方面又对这条道路的正义性有怀疑。他一直认为那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无可奈何的办法。传统的忠孝伦理仍然在作者灵魂中居于主导地位。正是因为上梁山缺乏自觉性，带有明显被“逼”的性质，所以一开始，这一革命就有着思想上与行动上的悖论。一方面，忠孝人伦是无可逃于天地间的，是作者自己从内心深处认可的；另一方面，面对腐朽的政治统治，又不能不进行激烈的反抗，甚至发动武装起义，而这在作者自己看来却是不得已的，非法的，不合忠孝大伦的。这两方面的冲突就形成黑格尔所说一个合理原则对另一个合理原则的对抗，形成思想上与行动上的悖论:
　　
　　……个人的行动，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力求实现某一目的或性格，同时由于这一目的或性格，根据它给自己规定的限制，处于一种片面的孤立的地位，势必会引起和它对立的激情来反对自己，因而导致难以避免的冲突。所以原始的悲剧就在于：在这样一种冲突里，对立的双方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双方只能把自己的目的和性格的肯定的内容，作为对另一个同样合理的的力量的否定和损害予以 实现，结局就是它们在伦理的意义上，并且通过伦理来看，全都是有罪的……
　　
　　这种悲剧性对《水浒》来说是内在的，绝不是宋江个人的错误与悲剧，它是作者世界观内在矛盾导致的。实际上，赞成招安的是英雄中的绝大多数。电视连续剧《水浒》把接受招安看成是宋江背叛众兄弟，这就歪曲了作品的本意，也极大降低了作品的悲剧价值。这一悲剧是梁山英雄的集体悲剧，是集体心灵矛盾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梁山“最革命”的代表人物李逵本人就充满矛盾，他灵魂深处一直受传统忠孝伦理的支配。13 回写他梦见宋徽宗：
　　
　　天子问道；“适才你为何杀了许多人？”李逵跪着说：“这厮们要占人女儿，臣一时气忿，所以杀了。”天子道：“李逵路见不平，剿除奸党，义勇可嘉，赦汝无罪，敕汝做了殿值将军。”李逵心中喜欢道：“ 原来皇帝恁般明白！”一连磕了数十个头……
　　
　　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碰上一个多少明白点的皇帝，做上了官，李逵的革命性就不见了，可以一下子磕几十个头。
　　在接待招安使者的会议厅，唯一缺席的就是李逵；他扯诏骂钦差，是梁山上反对招安的最主要代表；其他人虽然有个别的有所表示，都没有坚决反对。所以，第82 回的题目才大写“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众英雄一直是把宋江视为自己的领袖与代表的，在招安问题上也还是如此，不顾这些，硬要把宋江形容成他的队伍的背叛者，完全违背作者和全书的本意。
　　总的说来，在梁山英雄们看来，如果政治比较清明，有正直大臣主持其事，招安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安排。书中对真心主张招安的大 臣如赵鼎、宿元景都一直加以赞美。对赵鼎，书中说道：
　　
　　 玺书招抚是良谋 却把忠言当寇雠
　　 一自老实人去后 梁山兵马不能收
　　
　　作者不赞成长期占领梁山与朝廷对抗的立场，《水浒》替天行道小社会只能是暂时的与局部的存在，这是作者的根本立场与态度。他虽然对封建腐朽统治阶层完全不能相信，但却找不到符合传统伦理的更好道路，他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作了突出的创造。作者更能接受招安后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道路；即令明知这条路会导致悲剧，也比长期占山为王、被视作土匪、作乱者好。
　　 招安的结果虽然是 骗局，虽然是悲剧，却给了宋江等人这个悲忿群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而这正是作者主观上、感情上绝对需要的。因此，不能孤立看待招安一事，而应该把招安视为全书思想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环节来看待。
　　接受招安，并没有解决社会政治危机，甚至也没有解决这批被岐视与被侮辱的英雄们的命运。他们仍是被岐视与被侮辱的一群，只不过换了一种为传统伦理给予肯定的形式。饱经世事、历尽辛酸的作者，以他非凡的眼光和现实主义态度，早已看透了招安结局的悲剧性。他没有写宋江等人“生当封候、死当庙食”，没有写英雄们接受招安后“衣锦还乡”。《水浒》以接受招安的悲剧结局告诫人们不要相信统治者的伪善，表明了作者绝不完全赞成招安这条道路。
　　作者主张在社会政治腐败时，可以暂时地、局部地进行有限的武装反抗；然而，在作者心目中，这种反抗多少带有 “兵谏”的性质，远不是以否定君主制为目标的。要把梁山起义的事业坚持到底，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换一个皇帝的范围，这涉及到一般地否定君主伦理。我们有理由说，《水浒》作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他接触的问题的深刻性，但他受到时代和历史的限制，未能最终达到否定君主制的结论。要承认君主制，就不能不一般地承认传统忠君观念。把梁山小社会还给君主，正是作者无法摆脱传统伦理的证明。明知此路不通却又不能不走，从而陷入无法解决的痛苦的矛盾中。
　　85 回说 征辽时，吴用劝宋江弃宋投辽，宋江深明大义地说：
　　
　　 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绝不可提。纵使 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吾辈当精忠报国，死而后已。
　　
　　“精忠报国、死而后已！”这就是宋江的伟大抱负。在作者心目中，苦苦向往的还是岳飞、文天祥一类人。招安虽是骗局，却给梁山英雄提供了这种机会。个人虽然不幸，却可以表明心迹，为国为民立功，青史留名；他们还要什么呢？
　　然而，对宋江等人来说主观上勉强解决了的问题，对读者却未解决，对作者自己也远未解决。面对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封建伦理体系，施耐庵充满惶惑！
　　作者以满腔悲忿描绘了英雄们的悲惨结局。其中以李逵最惨：
　　
　　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 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想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予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了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 ，有个廖儿洼，风景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此处，我已经看定了也。”言讫，堕泪如雨。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讫泪下。（120 回）
　　
　　用如此激动人心的、凄惨悲忿的、震憾人心的字句写下的结局，莫非是作者赞美招安吗？显然不是。这正表明作者对招安道路的彻底失望，表明作者在找不到真正出路时的无限凄悲！
　　因此，可以说，作者完全达到《红楼梦》的思想境界：这整个制度、整个伦理体系是无可留恋的。他得出了“自古奸权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的一般结论。在痛定思痛之后，施耐庵对封建制度表示了内心深处的绝望：
　　
　　 莫把行莪怨老天 韩彭赤族已堪怜
　　 一心报国摧锋日 百战擒辽破腊年
　　 煞曜罡星今日矣 谗臣贼子尚依然
　　 早知鸩毒埋黄壤 学取鸱夷范蠡船
　　
　　作者对封建统治的合理希望已经破灭，因此得出了上 述表面消极实则积极的结论。作者虽未达到否定君主伦理的地步，但确实和曹雪芹一样对“君臣大义无可逃于天地间”的伦理体系发生严重怀疑与动摇－－这才是真正深刻的叛逆！《水浒》与《红楼梦》一起，对封建体制的腐朽表示了最强烈的憎恨！
　　 《水浒》后半部处处表现了这种消极的叛逆色彩。即令在招安之后，书中也 绝少提及忠君之词。凡是历来该讲忠君之处，作者都有意用“为国尽力”、“报国”、“报天”、“顺天”、“护国”、“保国”、“国家臣子”……等来代替，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国家在作者心目中虽然还不是一个排除了君主的概念，但已是一个不必以君主为中心的概念，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
　　《水浒》后半部，在宋江等108 人之外，又塑造了许贯忠、萧嘉惠、费保四等英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在艺术上成就不大，远逊对宋江等人的描写，但却表现了作者因上述矛盾而导致的深沉苦恼。作者和曹雪芹一样，在对封建制度强烈不满的时候，只能局部地从老庄、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不妨看一下作者赞扬些什么：
　　
　　如鬼似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直正良的，尽被 牢宠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许贯忠语）
　　
　　萧某见若干有抱负英雄……都在奸权掌握之中。象萧某今日，无官之责，却似那闲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这一席话，说得宋江以下，无不嗟叹。（108 回）
　　
　　兴亡如翠柳，身世类虚舟。（书首词）
　　
　　这种遁入山林的消极退隐思想，就《水浒》而言，乃是对现实强烈不满、找不到出路的反映。作者以非常气概描写的反抗斗争远没有解决任何社会危机，引起英雄们奋起的弊病一如往昔。显然，对社会不公平如此忿恚的作者，不可能感到满足。招安的结局只会令作者不胜忿慨。庄子、佛学对《水浒》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远非令人满意的慰藉。我们可以透过《红楼梦》的虚假佛教精神，发现曹雪芹伟大的叛逆性格，《水浒 》不也是同样的么！
　　马克思说：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并且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受“文革”中批判《水浒》的影响，不少人至今仍然把招安简单视为宋江个人的投降主义。电视连续剧《水浒》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把宋江定成投降主义代表，对接受招安的故事抱全盘否定的成见，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丑化宋江也就同时丑化了梁山众英雄；因为众英雄绝大多数拥护宋江的主张。不理解《水浒》的悲剧性，既严重伤害了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严重削弱了作品的美学感人力量。我们希望，在二十一世纪，《水浒》当会重拍，恢复并发掘出小说中出色的悲剧审美内容。
　　
　　《水浒》英雄的共性
　　
　　人物形象、特别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对一民族的面貌有着巨大影响，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著作里的英雄人物常代表着该民族的情趣与风格总趋向。《水浒》虽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但它的人物形象对中华民族、特别是一般下层社会的影响值得重视。
　　《水浒》英雄人物的第一共同性格特征是对弱者与朋友的强烈义务观念。
　　中国传统精神的最重要特点是一个人的价值从他对家庭、国家、社会、他人的义务贡献中被认定。至于天赋人权的那种天生个人价值，是从来不被认可的。我们的伦理精神既不是“原罪”也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责任－－伦理义务！”
　　《水浒》完全继承了这一民族文化基因，但在强调义务中，放松了对家庭这一中心环节，而强化了对朋友、特别是弱者的义务。当然，《水浒》中的英雄都是孝子，就是野性多的、最有反抗性的李逵也表现出对传统“孝”的伦理的极大尊重。但《水浒》最响亮的口号是扶弱济贫、打抱不平、行侠杖义、替天行道；是同死同生、亲如兄弟、不分贵贱、义如泰山。传统伦的主要范畴“仁、义、礼、智、信”在“水浒”通统以“ 义”字总之。
　　义－－是对朋友与对弱者两方面责任的统一，谁尽义尽得好，谁就是英雄。鲁智深是“义”的化身，在小说中没有谁能和他相比。他是不惧危难、关怀弱者与朋友的伟大榜样，对金老儿父女、对林冲、对史进……都表现了他的卓越品质。《水浒》的许多书目体现了这种义务观念，如：“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柴进门招天下客”，“宋公明私放晃天王”，“林冲水寨大火拼”，“朱 同义释宋公明”，“ 武松醉打蒋门神”，“花荣大闹清风寨”，“梁山泊好汉劫法场”，“孙立孙新大劫牢”……写的都是英雄们尽义的行为。《水浒》把对弱者特别是对朋友的义务,强调到如此程度，以 至差不多历次大的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救援落难的弟兄，如打高唐州为救柴进，打曾头市为晃盖复仇，打青州为救孔明、孔亮，打大名府为救卢俊义……事实上，朋友间的兄弟之情，是水泊梁山的主要伦理基础。《水浒》这一创造后来一方面影响了广泛传播的通俗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另一方面对下层社会的帮会组织、秘密结社产生深远影响。
　　《水浒》第二个重要的英雄人物性格特征是刚强。
　　中国古代有两部伟大哲学经典。《易经》强调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阳刚气质，《道德经》则强调了“天下之至弱，驰骋天下之至刚”的阴柔气质。与此巧合的是古代文学中也有两部伟大作品，《红楼梦》描绘了清明灵秀的少女，对女性的温柔美丽作了最高的赞扬，甚至男性主角也是女性化的；《水浒》则赞颂了男子大丈夫的阳刚风格。
　　宋代是努力提倡文弱的朝代。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武人纵横的惨乱，有意识提倡重文轻 武，后来的理学家加深了这一倾向，对中华民族带来不少负作用。从这方面来说，如果能正确对待《水浒》提倡的精神，对我们是有益的。
　　怯者受辱，抽刀向更弱者；勇者受辱，抽刀向更强者。《水浒》中的英雄人物，都是敢于抽刀向更强者的英雄。武松“专打天下硬汉”，李逵“专打强牢子”，便是他们的写照。武松打虎当然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妨把它看成是一个象征：用打虎精神去打人间的“人虎”。这实是 孟子说的“勇者不忘丧其元，志士不忘在沟壑”的通俗形式。
　　《水浒》英雄人物的第三个性格特征是慷慨。
　　慷慨还是悭吝，是一个人灵魂容量的基本尺度之一。一个吝啬者，即使各方面没有大的过失，也是一个可鄙可厌的人，他的灵魂必然是狭小鄙俗的。悭吝者不但不可能是英雄，他甚至不可能有英雄行为的意向。如果一般说，慷慨是美德，那么这一点对梁山英雄就更突出。《水浒》充分理解下层人民的困苦，因此对慷慨救助弱者与贫者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宋江与柴进二人在书中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慷慨形成的。 15 回中石勇说：“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当做脚底下的泥。”“老爷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号称“及时雨”，名满天下，主要就是因为慷慨。
　　《水浒》描写慷慨、强调慷慨的地方举不胜举，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第三回鲁达、史进与李忠的对比：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 ？”……便去身边摸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还你。”史进道：“值什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出些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银子，鲁提辖看了嫌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
　　
　　这里，慷慨与否已经成了衡量一个人英雄性的尺度。
　　《水浒》人物英雄性格的第四个特征是不近女色。
　　把不恋女色作为英雄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着的。因为把义务伦理原则看得高于一切，男女关系必须放到这个总前提下来观察。对希腊人、罗马人、日尔曼人，追求男女欢乐之情是理直气壮的，在古代的文学中，英雄骑士不但不以追求女性为耻，更以此为人生之光荣。对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的骑士与在情场上追逐美丽女性的骑士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二者是统一的。中国人则 总是担心爱欲会破坏对义务的忠诚，削弱人的义务感，因此小心加以防范。
　　 但传统理论只是不提倡迷恋女色，并不赞成禁欲，认为男女之情是人之 常情，是人的本性，只不过不应该迷恋它。《水浒》却走向极端，把不恋女色发展为不近女色，男人不要女人。梁山英雄唯一一个爱色的是王矮虎，宋江说他：“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字的，好生惹人耻笑。”其他如：
　　
　　宋江是个好汉，不以女色为念……（ 20 回）
　　
　　……（潘金莲）说道：“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敢端的有这话么？”武松道：“嫂嫂你休听人胡说，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 24回）》
　　
　　在假宋江侮辱良家妇女被李逵知道后，李逵拔出大斧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大骂宋江：“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原来是个酒色之徒……”
　　《水浒》和《三国演义》一起，把英雄形容为不近女色的人，这实是莫大的偏颇。因为这种努力的成功，进一步迫使已经饱受精神压迫的中国人，更加重了身负的枷锁。人们为了迎合这种荒唐观念，不得不勉强压制自己正常的情欲，大家都不愿公开谈论。把情欲压制于地下的后果是普遍的伪善化。本来，追求异性是一切人、包括英雄的天性，强使人们放弃这一点只能减弱人的性格的鲜明性。因此，不近女色的说教形成中国男性的无性化倾向，大大不利于真正强有力性格的形成。《水浒》在这方面的说教应该基本上加以否定。至于说一个人为了伟大事业的需要，在必要时自愿放弃爱情的欢乐，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水浒》英雄人物性格的第五个特征是强烈的功名心与表现欲。
　　不要女人，又强调慷慨轻财，英雄们的个人愿望便集中到功名心与自我表现－－当然这种表现是与“义”字相容的表现。这一点，《水浒》和真正的中国社会心理一致－－中国社会总是把政治地位、功名看得高于一切。青史留名便是这种表现欲望的突出例子。这和别的民族不完全一样，比如印 度人就绝不会追求什么历史名声。
　　宋江对武松讲的话有代表性，这些话能充分打动英雄们的心灵：
　　
　　 ……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如此雄，定然做得大事业。
　　
　　他们上梁山，是因为社会弊病堵塞了通过正常渠道夺取功名、表现人生的道路；但功名心仍然深深埋在灵魂深处，这就是后来接受招安的心理基础。
　　林冲、宋江两人都题写了反诗，这两首诗明确表现了梁山英雄们的心态－－虽然流落江湖，总是不忘功名，不忘出人头地：
　　
　　杖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誉望 京国显英雄。
　　身世悲浮梗， 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由于具体处境，身受苦难煎逼，林冲、宋江的功名心、表现欲转化为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只能在反抗中表现自己，去建立大丈夫的英雄事业。
　　鲁智深和武松的功名心要比林冲、宋江淡一些，两人主要的人生表现欲望是在为民除害中寻求满足。
　　鲁达初到大相国寺，仍然想争取一个较高的职位，但碰到阻碍，也就罢了。他在一般泼皮面前，倒拔垂杨柳，在众人的称赞中，获得一定满足。
　　武松在醉打蒋门神中，虽然为报答施恩、惩罚恶 霸是主要动机，但施恩对他的赞美话语在激发他的表现欲、好胜心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种种个人欲望都被无情压死了。只有功名心和表现欲得到公开的认同。这是因为功名心与表现欲是实现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重大动力。正如黑格尔说过的，一个人如果完全失却个人考虑，没有个人激情，世界上什么伟大事业都不会发生。不能 把扶弱济贫、一心尽“ 义”与合理的个人表现乃至个人野心完全割裂，人的内心是复杂的，为他人与为自己间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只有在哲学上糊涂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
　　英雄们共同性格的第六个特征是武艺出众。
　　强调英雄的武艺高超是全世界文学的共同主题。荷马在伊利亚德中高度赞扬阿克硫斯和海克托的武功就是显著的例子。孔子提倡智、仁、勇，虽然并不太重视体力方面的勇，但也是加以肯定的。
　　《水浒》和《三国》不同，《三国》在赞颂人的品质方面，一直把勇放在智的统率之下。诸葛亮始终是五虎上将的统率者。《水浒》中的文人秀士形象远不如《三国演义》，吴用这个形象创造得不很成功，更不要说公孙胜之流了。宋江的形象在智慧与权谋方面也远 不如曹操等人。
　　《水浒》歌颂英雄们的智、仁、勇，但从书中具体描写看，主要是歌颂了有一颗仁心的武艺出众的人物。这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创造了一种历久不衰的心理与风格。
　　 最后，梁山英雄的共同性格是爱酒，能喝大碗的酒成了英雄的特征。景阳山打虎中，酒扮演了重要脚色。
　　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善于饮酒的两种风格：一是文人秀士的饮酒赏月、饮酒赋诗，一是下层社会的狂饮。《水浒》的影响明显表现在现代武侠小说对饮酒的描绘中，金庸、古龙的小说都把饮酒作为英雄的重要性格来描绘。
　　由于英雄形象对一个民族的重大意义，我们对《水浒》中英雄的形象加以分析，一定程度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若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