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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通才教育如是说       
梅贻琦通才教育如是说
[ 作者:智效民    转贴自:网络    点击数:1076    更新时间:2017-10-17    文章录入:admin ]

 

二十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

 

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而所谓中国在21世纪将会如何如何,不是痴人说梦,就是鬼话骗人。好在近年来国人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挠,就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二十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被迫离开北平。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实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我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1933年,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也把“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近年来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金,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这种拉郎配式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

 

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三十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是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太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于专”,方为上策。难怪有人要说,这篇文章既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对当局“目光短浅”(朱自清语)的教育方针的公开发难。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他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把专家贬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听,不过比起冯友兰的“机器”之喻,还算客气。梅又说“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更不要说培养工业方面的领袖人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养成这种人才,“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愈多,就会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清华大学素有“工程师的摇篮”之誉,但是按照梅校长的标准,许多人恐怕很难胜任。基于上述思想,梅主张“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

 

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缘起于一家报社的约稿,梅先生答应下来后,因公事太忙,无暇顾及,只好拟出提纲,请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代笔。为此,我们不妨看看潘先生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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