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比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的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梅是晚辈。但他恰恰是前辈们开拓的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深化者，是东西方文化的综合。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百年，这所“寿与民国同”的大学之所以能有令人尊敬的成就，跟其“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有着绝大的关系。

比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的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梅是晚辈。但他恰恰是前辈们开拓的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深化者，是东西方文化的综合。蔡先生是博大的，梅先生则是精深的；张先生是传统的，梅先生则是现代的；前辈们是时代的、社会的，梅先生是专业的、科学的。但这并非说梅先生拒绝了前贤，相反，他包容了前辈的优点，会通了东西方教育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今人已能辨认出梅先生的成就是一种三代以下国人称羡的无为而治的典范。可以说，这是一个被时代遮蔽的巨人，梅贻琦先生的人格和人生成就有着深远的意义。

梅贻琦1889年生于天津，1904年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期学生。1908年，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1909年，他报考首批庚子赔款留美生，在600多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 1914年学成回国，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时周恩来正在南开中学学习，经常来梅家找他温习功课。

1915年，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聘，到清华教物理。“聘约三年，第一年工资345元，第二年345元，第三年365元”。工作半年后，梅贻琦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表示自己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语重心长地说：“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晚年对夫人韩咏华回忆起此事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的口才不好，但管理才能逐渐脱颖而出。1926年，他被选举为清华教务长，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梅贻琦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192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清华大学自1928年后，学生风潮不断。从1928年到1931年，温应星、罗家伦、吴南轩等几任清华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更有甚者，1930年6月，接替罗家伦的乔万选前来上任，学生们在校门口竖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阻止他进校。乔万选最终签下了“永不任清华校长”的承诺。在这样的情形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李书华选择了梅贻琦，这是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一件事”。此后梅贻琦连续任清华校长达17年之久，1955年由美赴台主持“清华复校”，又任新竹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多年，直到在台湾去世，可算是“中国国立大学任职最久的校长”。

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

“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作家冰心的先生吴文藻毕业于清华，因为日常生活糊涂而被冰心写了首逐句加字的宝塔诗笑话：“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看到了，续上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冰心于是感叹自己是“作法自毙”。

梅贻琦的主见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会毫不犹豫地保护清华的学生、教师。国民党要对具有“吴晗托夫”雅号的吴晗“管教管教”，梅贻琦就让人通知吴离开清华。他甚至主动找到中共地下党干部问：“你们的人都躲得怎样了？”

1938年，清华、北大等高校西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在联大主持校务期间，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龙云之女报考联大附中落榜，龙云让秘书长到梅贻琦处疏通，秘书长欲言又止。龙云怒道：“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小声答：“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愕然气消。但他不死心，亲自登门拜访梅贻琦。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吃饭，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嘱咐潘光旦派人晚上为龙云的孩子辅导功课，以便明年再考，并言明家教费由龙云出。在这样的人面前，龙云只好答应。

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联大时期，梅贻琦以身作则，起草公函用废纸，封存学校配给他的汽车，辞退司机。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一般人在治世都没做成的教育，梅贻琦在乱世中做到了。处在新学旧学、党派争斗的多重漩涡中，他超越又包容了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他说：“中国的确到了紧急关头，不过要知道救国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就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到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有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占10％，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突出的贡献。

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派来专接胡适等人的飞机，名单中没有梅贻琦。有人劝他也争取搭乘，但他“竟无动于衷”。后来，专门接梅贻琦等诸教授的飞机到达，他“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为此写道：“（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这才是中国读书人的最高修养，不愧是个‘人物’！”

1950年，61岁的梅贻琦赴纽约管理清华在美基金，每月薪水仅300美元，生活捉襟见肘。1954年，梅祖彦在美国毕业，决定返回大陆。梅贻琦尊重儿子的选择：“你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1955年，梅贻琦决定回台湾创建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办学之初，他甚至不肯为办事处和自己的办公室买沙发，只用藤椅，把钱节省下来聘请教授和购买图书、设备。

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

梅贻琦先生的遗产是多方面的，他的人生和人格成就最应该为人记取。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而与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