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衡哲：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

要想让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对中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工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思想，完全是这种苦功的结果。”这也提醒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国的留学生，之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也无法与20世纪初的欧美留学生相比，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十年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之故。

蒋在美国留学时，见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裸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他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

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之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

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

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

附：

蒋梦麟，浙江余姚人。早年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教授，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成回国后，曾编辑《新教育》月刊。此月刊影响力很大，他因此在1919年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随后又担任北京总务长，主持北大日常事务，是蔡元培的主要助手。蔡元培离开北大后，他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并把北大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行政院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