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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2016年。
已经凭借兆易创新的上市成为业界大佬的朱一明做出了一个让业界震惊的决定:顶着巨大的风险,出任长鑫存储CEO,决然All In自主DRAM产业。
朱一明本科与硕士均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创立的兆易创新在NOR Flash领域杀成全球前三,证明了他具备在巨头缝隙中“从0到1”和“从1到N”的带兵打仗能力,貌似“红海”的领域,在一个在行业内拿到过结果的企业家眼里,也就是说,心力成熟,才有可能在高风险的下注中获得更大的胜算。
经验丰富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拿到过结果,才是充要条件。
在2017年的投资者调研中,朱一明首次公开了他对DRAM战局的核心底层判断,首先是摩尔定律在微缩层面逼近物理极限,巨头研发新工艺的周期的显著拉长,这时候奋起直追,“资金+时间”换空间,能赶得上!过去半导体竞争是残酷的竞速,巨头凭借先进工艺每18个月将性能翻倍,后来者一旦落后两代,就会因成本毫无竞争力而直接出局。
巨头慢下来,意味着技术前沿变成了“准静态靶卡”。后来者不再需要完全拼刺刀式的拼技术迭代速度,而是可以通过极限的资金投入和工程化落地能力,这正是中国的资本生态和科技创业者/产业链结构最擅长的。
通过冷静的产业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海外巨头发力的时代恰逢DRAM应用高度集中在PC和手机,供应链话语权完全由海外定义,而2016年左右这个时间点,适逢汽车电子、边缘计算、物联网等让DRAM多元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DRAM消费国,拥有最本土化、最有活力的下游应用场景。
可即便如此,朱一明做DRAM在当时也并不是绝对的“早鸟”。
在长鑫起步之初,中国存储芯片呈现“合肥(长鑫)、武汉(长江存储)、晋江(福建晋华)”三足鼎立之势。面对投资人关于“合肥项目优势在哪”的犀利质询,朱一明的回答展露了他极为务实的商业本色:武汉聚焦3D NAND闪存,晋江晋华早期侧重利基型DRAM,而合肥长鑫则直奔先进工艺的大宗标准DRAM。
朱一明曾直言:“存储器必须要做,只是怎么做?坐而论道是出不了成果的,想都是问题,干才有答案。谁把东西做出来、量产并赚钱才是成功。”
不要被“巨头垄断XX%”的壁垒吓倒。当行业底层定律发生质变,或者下游市场结构发生切换时,老赛道也会暴露出新的生态位。创业者要学会在巨头的“减速带”里找超车机会。
对于创业者来说,对于商业的思考好似人生课题般不断重复,古话讲,十年一个大运,时钟再往回拨,朱一明从清华大学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毕业后,在硅谷拥有了顶尖设计公司的经历,2005年回国创立兆易创新(前身芯技佳易),当时市场上最赚钱、最主流的是SRAM(静态随机存取内存),无数海归创业团队挤在这个赛道做低端代工或模仿。
他敏锐察觉到SRAM的技术红利已步入黄昏,果断选择走一条无人问津、但未来物联网设备必不可少的利基路线,不看眼前的绝对市场大小,看未来的边际增长率。这个决定也为兆易创新后来卡位Flash闪存奠定了基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芯片价格暴跌,刚有起色的兆易创新面临资金链断裂,生死悬于一线,他做出了极其痛苦且疯狂的决定——直接砍掉当时作为公司营收支柱的旧产品线,将所剩无几的救命钱,全部砸向研发技术壁垒更高、但当时市场正处于低谷的SPI NOR Flash。
在朱老板笃定功能机会向智能手机过渡、个人PC向移动端过渡的阵痛期,巨头美光、赛普拉斯正在战略放弃NOR Flash——巨头的“退”,就是后来者的“进”,而这次豪赌,让兆易创新一举杀成全球NOR Flash巨头。
厉害的创业者都不迷恋宏大叙事。朱一明砍掉不能产生终局价值的业务,比如早期的SRAM、中期不合规的研发等,一切以“能否合规量产、能否造血”为最高准则。
长鑫成立初期,面临最严峻的国际知识产权封锁。当时业内有很多声音,劝长鑫通过“改名换姓”或打擦边球的方式快速推出产品,先通过灰色地带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赚到钱,等做大了再去打官司或解决专利问题。
长鑫宁可推迟量产节奏,也必须做到“底子清白”。团队大海捞针般全球寻找合规突破口,最终成功从破产的德国巨头奇梦达(Qimonda)手中,获得了珍贵的1千万份DRAM工艺技术文件及28亿美金支持的专利授权,这一决策让长鑫存储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国际法理基础,直接免疫了后来美光等国际巨头最爱玩的“专利诉讼大棒”。
创业者朱一明的前几个十年大运,让他从盐城市阜宁县走向了硬科技企业家的塔尖,他做抉择的关键节点,无不蕴含了命运的“推背感”。长鑫的故事可能告一段落,朱老板的下一个十年大运,谁知道呢。
也许对于一直在创业的人来说,人生的任何新的问题出现,都是对旧有逻辑框架的整合提升。
可能他不会一直成功,可能会“套现”后功成身退。
但我们希望他会,正如我们希望把技术命门牢牢攥在手中的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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