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动员进行得最彻底的国家，其实不然。德国的战争动员确实比其它国家都早，但总动员却比许多国家都晚，原因出在“闪击战”，出在为“闪击战”制定的短期战争动员计划上。希特勒迷信闪击战，断言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依靠闪击战各个击破对手，因此，“只要准备好能满足这种短时期需要的武器弹药就够了”。可是，这一次他错了，闪击战“神力”没有百战百验，在波兰行，在法国行，在俄国的土地上就不灵了。从此，速决战变成了持久战。到了这个时候，“德国就不得不同它的敌人开始一场没有希望获胜的生产竞赛”。从时间上看，这场生产竞赛是从１９４１年开始的。在此之前，德国大军征波兰，降法国，占南斯拉夫，灭希腊，真可谓所向披糜。原因是，德国在战前的八年里，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其经济体制先于这些被侵略的国家走上了战争轨道，整个国家被动员的程度也大大高于这些国家，使他占有先手之利初期连胜。但是到了１９４１年，先期的优势已经基本丧失，而它的对手却纷纷赶了上来，单是英国的军火生产就已经超过了德国。而此时德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求，闪击战的车轮子深陷在苏联冬季的泥雪中，再也无法风驰电掣了。

先看看人们的第一需要粮食。二战时，德国的粮食供应还算过得去，直到１９４４年，希特勒还能拿出一点面包，分给那些梦想跟着他过天堂般生活的人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德国在战前就下了很大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并认真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实行粮食分配和监督制度的经验，实施了有效地粮食供应方法，加上开战后不断地从被占领地区、特别是乌克兰地区崐掠夺了大量食物，这样一来，基本上满足了德国人以及在德国的６００万外籍工人的需要。只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德国才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问题。据有关资料表明：德国平民平均每天从食物中吸收的热量，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每天２７００千卡，降至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的２４５０千卡，在１９４５年头几个月里又降到２１００千卡，非农村居民的每天从食物中吸收的热量降到２０００千卡以下，约有１／３的农村居民的食物定量还要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到德国投降前，人均已降至１６００千卡。

粮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是因为有所准备。其它没有充分准备的方面就难免要出大乱子了。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战略物资。战前，德国没有为自己准备足够的战略物资，也不打算由自己来准备这些东西，希特勒把眼光瞄向他计划侵略的国家，他要向被占领国索取他所需要的一切。战争初期的情况的确令希特勒兴奋不已，德国从被占领的欧洲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原料资源，使原料紧缺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但是，靠人家不如靠自己，更何况掠来之食吃下去是要肚子疼的。１９３９年德国在战前储备的锡和铜便消耗殆尽，１９４１年，德国的石油、铝矾土、铅和锌就已经依赖从外国进口。当德军未能按照希特勒的愿望如期占领高加索之后，德国原料短缺的问题就更突出了。因为没有石油，德国侵苏的几十万大军在距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裹足不前，使冬季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的“台风计划”半途而废。当时，德国陆军军需部长瓦格纳曾向上报告说：主要供应不足的是食品、人力和机动车燃料，各战场机动车辆的日常运行每月需油９万吨，而实际只能供应６万吨，预计储存的橡胶只够用７个月。燃料不足，运输工具就不足，进攻苏联的德军部队有７０％靠步行。到了１２月份，气温已降至零下２５度时，许多德国士兵还没有穿上冬装，一些部队只好从德国和苏联老百姓那里搜集过冬服装，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打仗，有些人甚至穿着女人的大衣冲锋陷阵。

实际上，德国人当中也不乏精明之士。战前就已经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国防经济与军备局局长的托马斯将军，曾在很早的时候就向希特勒提出，“国家必须为长期斗争作好准备，一旦发生战争就要按照战争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直到仗已经打了三年之后，希特勒才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曾下达过大幅度增产武器装备的命令。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３日，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败局显然已不可挽回之时，希特勒方下达指令，要求德国全面转入总体战，采用苏联和英美等国在战争初期采用过的那些动员手段。这已经意味着“元首放弃了生产闪击战武器的方针，而采用了生产消耗战与纵深作战武器的方针”。

真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逐渐强化总体战体制以后，特别是由施佩尔总管经济动员之后，德国的战时经济曾一度呈现出复苏的局面。施佩尔出任这一重要职务，可以说是颇费周折。本来这一职务应该由戈林来担任。但是，由于戈林和他的机构“未能在战争初期根据战争需要对整个德国经济进行有效地控制和必要的调整”，使他在第三帝国的影响日见缩小。最早提出深度经济战备、主管国防经济战备局的托马斯将军，也因职权范围有限，没能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而没有被提名。还有一个人选是领导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７日才成立的武装弹药部的部长弗里茨．托特，希特勒也却曾想过把统管经济动员的大权交给这个人，由他依靠原有的组织把德国经济全面转入战争轨道。但托特官运不济，在１９４２年２月８日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死于非命。统管经济动员的大权最终才落到了曾在戈林手下任四年计划军备任务全权代表的施佩尔手中。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施佩尔走马上任后，首先将原国防经济和军备局最重要和那部分机构合并到他所管辖的中央经济战备规划委员会中来，由施佩尔和空军经济指挥部首脑米尔希负全责，其下设立了一个很小的但却非常精干的办事机构。他在组织结构上奉行的是经济自治原则，这一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在各经济部门分别成立有军官、设计师、工业管理人员组成的经济战备委员会，分别完成各自的经济动员任务。施佩尔对他的体制的特点是这样描述的：这种体制可以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揭露缺点错误，研究克服的办法，可以通过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解决问题，从而纠正以往极权体制统的过死的缺陷。

当时，德国有４７％的铁矿石主要靠从瑞典和法国进口，１００％的锰与铝土矿主要从苏联与巴尔干国家进口，４５％的铜靠从瑞典进口，７５％的钨靠从葡萄牙进口，所有的铬靠从土耳其进口，有３０％的石油靠从罗马尼亚进口。而这时，美英等国对那些被迫向德国军火工业提供重要战略原料的中立国施加了强大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甚至收购那些对英美国说并不需要的原料。因此，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土耳其向德国提供的原料有些明显减少了，有些停止了供应。面对原料短缺的严重局面，施佩尔领导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对原料实行限量分配，二是对原料的使用情况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督，三是精简生产单位，保障重点部门的生产，停止了一部分小企业的生产任务，把大部分生产任务集中到设备技术水平较高的大企业，四是压缩民用原料的分配数额。这些应急性措施使德军的军备生产很快抬头。假如以德国１９４２年初的军工生产为１００，那么１９４２年底则上升到１５３，１９４３年中为２２９，１９４４年一跃上升到３２２。１９４２年军用飞机的产量提高到１４７００架，１９４３年猛增到２５２００架，１９４４年德国飞机的产量一度超过了苏联。坦克和火炮的产量也有大幅度地提高。１９４１年，除生产了２２００辆各种类型的轻型装甲车辆外，还生产了２８７５辆（门）中型坦克与强击炮。１９４２年生产了４３００辆（门）中型坦克与强击炮以及１２００门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自行火炮。１９４３年尽管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但中型坦克与强击炮的产量仍达到６７００辆（门），重型坦克达到２５００辆，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自行火炮达到２６００门。１９４４年中型坦克与强击炮达１１０００辆（门），自行防坦克炮达１６００门，重型坦克达５２００辆，产量已接近苏联。施佩尔在纽伦堡受审时说，直到１９４４年秋，“尽管有空袭，仍能使生产不断增长，而增长的幅度很大，用一个数字来说明：１９４４年我可以完全新装备１３０个步兵师和４０个装甲师，这是２００万人的新装备，要是没有空袭的话，它还可以提高３０％”。“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的弹药生产在１９４４年８月达到最高水平，１９４４年９月是飞机生产量最多的月份，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我们制造了大量新式潜艇”。

尽管施佩尔使德国的军事经济迅速增长，但这一切似乎都太晚了。事实已经证明，“德国同其敌人进行的军备竞赛是毫无希望的”。作为“总体战”发源地的德国，其真正实行总体战的时间和达到的程度都远不如他的主要对手。最明显的是英国，英国早在法国沦陷后全国就已经进入总体战，成为西线对德作战的支柱。１９４１年英、美、苏三国生产的战争物资的价值，就已经是德日两国的两倍半，１９４３年变成三倍半。由此看来，施佩尔即使能量再大，也无回天之力了。更何况希特勒的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施佩尔的计划一再搁浅。１９４２年夏，施佩尔的加速军备生产的计划刚刚在对苏作战中见到效果，希特勒就要求施佩尔更多地考虑民用需要，一些企业转而生产生活消费品。施佩尔在实施其军备计划的过程中，也处处遇到阻力。例如，为了增加军备生产，需要迁移生产部门和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分配时，一些地方长官就加以刁难。此外，希特勒授予他的“全权”，在某些领域又是完全无效的，如空军的军备生产因戈林不肯撒手，使他毫无办法，海军的军备生产也是很晚的时候才交给他主管。他向希特勒提出的大量使用妇女劳动力，统一调配外籍劳动力的建议，也都没有得到认真的采纳。因此，战后许多人认为德国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总体战，即使在德军遭受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之后，被迫于１９４３年２月宣布实行总体战以后也没有这样做。而施佩尔是１９４３年９月才实际上拥有全面领导经济动员的权力，到１９４４年中期以后，就因为失去了希特勒的宠信，而在军备经济界失去影响。他倡导实行的延长工作时间而不符加报酬的做法被撤消了，又回到了８小时定额加上加班费的办法；１９４２年９０％的军工企业只工作一班，没有实行两班或三班制，因而企业设备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用；德国妇女始终被排斥在军工企业的大门之外，虽然德国整个产业工人的人数在１９４３年已由１９３９年的１０５０万下降到７５万人左右，但是被雇用的妇女人数却基本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发行战争公债的计划也一再搁浅，征收所得税、团体税以及在征收烟草、啤酒、烧酒和香槟酒消费税同时，征收的战争附加税也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一场没有希望获得胜利的生产竞赛，到此已见分晓。